大龄昨天写了一篇文章《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这篇文章提到陈独秀的万景凄凉，但只写了陈独秀生活上的制约和收入不足的一面。
实际上，陈独秀晚年最为悲凉的处境，莫过于居无定所，频繁搬家、颠沛流离。
在陈独秀看来，这既是他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让他黯然神伤，心死如灰。
话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作为我党掌舵人的陈独秀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致使我党遭受了重大损失。
老覃在《陈延年：陈独秀长子，死于乱刀之下，老蒋不许收尸，胡适无辜受累》一文里提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却牺牲于该年6月30日。
老年丧子，陈独秀悲痛欲绝，他在7月5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作出了辞职，先是隐入武昌独居，两个月后转入上海以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深居简出的生活使陈独秀躲开了敌人的毒手，但他的次子，同样是身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在1928年6月6日被敌人杀害。
陈独秀肝肠寸断、五内俱摧。
他原配夫人高晓岚因为长期没有两个儿子的消息，让长女陈玉莹到上海打听消息。
陈玉莹承受不起哥哥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相继被害的残酷现实，精神失常，一下病倒，在上海离开了人世。
这还没有完。
高晓岚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二子一女，悲伤不已，于1930年9月9日撒手尘寰。
陈独秀的嗣母谢氏日夜啼哭，两眼被泪水泡坏，失明不能见物。
到了1931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又因病去世……
可以说，这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让陈独秀欲哭无泪，五内俱摧，整个人都要垮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哀鸣不能自已的陈独秀，在精神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陈独秀，突然像受伤的狮子一般惊起，以笔为枪，大加挞伐日寇，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因为这个，陈独秀招致了牢狱之灾，被关于狱中，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即8月23日才得以提前释放。
老覃在《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一文中说了，陈独秀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首先想到的是去延安。但由于王明的作祟，陈独秀最终没能重回党内。
国民党当权者乘虚而入，不断抛来高官厚禄以引诱陈独秀。
出狱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派人安排优等房间招待陈独秀。
陈独秀坚守共产党人的气节，拒绝了敌人的一切示好，住进了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
数日之后，傅家住宅遭日机轰炸。
陈独秀狼狈不堪地搬入了另一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前方战事吃紧，南京形如危卵，国民政府被迫搬迁武汉。
陈独秀随之南下，住进了武昌一户姓蓝的人家里，不久，又转迁汉口德润里居住。
战局还在不断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
为避战乱，陈独秀来到了重庆，分别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寄居，最终，在1938 年 8 月 3 日，应同乡友人邓仲纯之邀投往江津。
邓仲纯的夫人并不友好，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在邓家住了一年之后搬入了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石墙院。
说来也算有缘，陈独秀在重庆时无意中在书肆中淘了一本杨鲁丞所著《皇清经解》抄本。他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偶与江津聚奎中学董事长邓燮康论及此书。邓燮康告诉他，杨鲁丞在世时，曾持此书向章太炎请教，被章太炎批了“乱杂无章”四字，杨老爷子被气得血气翻涌，书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听了，愤愤不平，声称他日有暇，定要对此书进行精心整理，使之完稿。
因为这个缘故，陈独秀被杨鲁丞后人杨明钦请入了石墙院，免除租金，让他代为整理《皇清经解》一书。
石墙院地处偏僻，环境清幽，虽然进出不便，但因为陈独秀享有大名，时有各路名流来访，很是热闹。
来者中有罗家伦、高语罕等名流，更有当地名绅、安徽老乡、北大同学、他日故交等，数不胜数。
座中常有高朋伴，贫困潦倒中的陈独秀倒也怡然自得。
1942年5月13日，有一个故人来访，陈独秀更是高兴不已。
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
包惠僧是湖北省黄冈人，生于1894年，比陈独秀小15岁，是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陈独秀相识的时候，在江汉通讯社担任编辑。
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受胡适的推荐到武汉的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作《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包惠僧在采访中与陈独秀一见如故，经过两次深谈后，与陈独秀都引对方为知己。
1920年夏，陈独秀在北平与陈潭秋商讨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的组织时，从陈潭秋口中得知他与包惠僧相识，不由大喜过望，当即让陈潭秋回武汉邀包惠僧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包惠僧因此和陈潭秋、刘伯垂、董必武、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担任了书记。
1921年春夏之交，陈独秀到了广州，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之后跟随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和陈独秀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有事走不开。他郑重其事地指派包惠僧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一道出席了该次会议。
包惠僧在会议结束后回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
党在1921年8月11日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主席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与之结下了深厚情谊
1922年初，毛主席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包惠僧邀请他到自己工作的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避祸。期间，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东征，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
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包惠僧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是不相上下的。
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包惠僧负责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可惜的是，包惠僧病倒了，没法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南下潮汕后，包惠僧化装离回了老家湖北黄冈。
因为对陈独秀的政治遭遇不满，当然，最主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包惠僧投入了国民党政府混，一度担任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衔为中将。但他担任的都是闲职，没有实权。
陈独秀因为包惠僧和自己一样脱党了，就和他成为不谈政治的挚友。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之初，包惠僧在南京政府担任内政部参事，他邀请陈独秀夫妇到自己安置在莫愁路的家中暂住，但被陈独秀拒绝了。
陈独秀夫妇从南京搬往武汉时，包惠僧积极帮忙联系轮船。
彼时，陈独秀的心情低落，脾气很坏，骂了不少难听的话，包惠僧安之若素，并没往心里去。
1942年5月13日，时任重庆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打听到了陈独秀独居江津鹤山坪的消息，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前去探望。
陈独秀见包惠僧来访，心情大好，吩咐夫人潘兰珍到镇上买肉，自己带包惠僧到菜地里摘四季豆——因为时局艰难，陈独秀为了改善伙食，不得不亲自开辟了一小块荒地以种蔬菜。
当天的晚饭，陈独秀和包惠僧边吃边聊，越聊越高兴，不知不觉间，进食四季豆烧肉过量了。
老覃在这里补充一下，陈独秀原本有高血压，因听当医生的邓仲纯说用蚕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他在包惠僧来访前的一日，即5 月 12 日上午误服了变质的蚕豆花所泡的水，一度食物中毒，但病情并不重。另外，陈独秀又是多年的十二指肠及胃溃疡病患者，食物中毒，已损肠胃，此番又过量进食，造成消化严重不良，不免腹胀气闷，夜不成寐，直至拂晓，一场大呕过后，方才缓过气来，却一病不起了。
在病榻上拖延至 17 日午后，陈独秀欲上茅厕，刚从床上挣扎下地，便晕倒在地，四肢僵厥，人事不省。
原来，陈独秀又有心脏病，因为体弱神衰，数病并发，性命岌岌可危。
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在江津九中执教，他和同在九中执教的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一起找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
连续数日，陈独秀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呓语不断。
5月27日，包惠僧的前妻夏松云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来了几个北大同学拼凑的300元钱前来看望。
陈独秀突然清醒，张眼见了夏松云，叹息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
当日，夏松云赶回重庆通知包惠僧。
包惠僧大惊失色，于次日匆匆赶到了鹤山坪。
但陈独秀已于5 月 27 日晚 9时 40 分溘然离开了人世，享年 63 岁。
守在陈独秀病榻旁的，只有他的妻子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陈长玮、陈长玙、侄孙陈长文、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等七人。
对于陈独秀的死，包惠僧无比难过，他后来在《包惠僧回忆录》里写：陈独秀的一生“是艰苦多事的一生”。
包惠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往澳门，但很快迷途知返，在1949年11月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先当研究员，后任参事。晚年生活安康，于1979年7月2日病逝，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