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家乡岩雨区过去的汤面，我真的有特别的感情。几年来，我总是想起。
岩峪沟人过去的饭食都以糊汤为主，早饭喝稀糊汤、中午吃稠点的糊汤，晚饭还是糊汤，没有糊汤还真不知道咋做饭了。当然中午和晚上的饭也可以调节一下，可能会适当地煮点土豆、豆角、萝卜、红薯或其他。
我们岩峪沟几乎都是坡坡地，除了能种少量的麦子之外，其余的都是杂粮，玉米占绝大多数，除了玉米之外，也只能种些土豆、红薯及少量的豆类作物。所以面食与我们缘分不多，充其量也就是隔好长时间吃上一顿湖汤面，倘若想吃顿捞面那是比较困难的，谁家也舍不得那样“霍霍”。别说是我们麦子不多的岩峪沟，即使洲河畔麦子很多的金湾、三联和何塬队也会控制吃捞面。可怜的岩峪沟人，时间长了最多能给孩子们吃一顿糊汤面解解馋了。
我很小就跟着母亲学做饭了，当时我的任务是烧火。我会在规定的时间里按照母亲的安排来到后屋，将我们家大锅上分成两部分锅盖的前半页揭开放在后半页上，再用挂在水瓮上的大葫芦瓢往那口直径近一米的大锅里添大半锅水。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而实际上我们家人口多，做少了肯定不够吃，那就宁愿多做点剩下一些也是不能少的。我盖好锅盖后开始坐在不宽敞的灶火里用“洋火”点着一把麦秸，见火苗烧了起来就赶快放入锅灶内，上面盖点苞米杆啥的就拉起风箱来，“踢踏……踢踏”大约有20多分钟水就烧开了。随后我右手拿起“V”型“柯擦子”先在锅里搅动着，左手端起母亲舀好的大半瓢苞谷篸不失时机地将葫芦瓢里的苞谷篸匀称地撒进锅里，撒完苞米篸后再往锅内放点碘面，随后赶紧盖上锅盖，跑进灶火紧拉风箱烧起大火来，直到锅盖下冒起大量的蒸汽，这才松下一口气，随后慢慢降低拉风箱的频率，最后用悠悠火烧着等待下面条了。
我们家吃一顿糊汤面还真是很费劲的，母亲总是提前就和好大半盆面，等醒大约一个多钟头后再开始揉面，将面团揉得光光亮亮的时才开始擀起。母亲只开始将面团压扁，然后往上面撒上苞谷面，再用老长一根擀面棍慢慢地将面团擀开，随着一遍又一遍的擀——绽开——换角度——再擀，面团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延伸到案板外。我寻思这一下该可以了吧，但是母亲还是重复着前面的动作，直到长长的擀面棍也不够用了，母亲才停止这一工序，往擀好的面上撒上一层薄薄的苞谷面，遂将擀好的面全部卷在擀面棍上，并用刀沿擀面棍方向划开，接着开始用刀快速地切起面条来。随着一阵一阵的切面声，案板上的面条也就相继分成了几乎相等的几堆。此后，母亲再往这些切好的面条上面撒上一些苞谷面后将其抖搂开收放在一旁的木盘内。
等母亲将面擀好，我做的菜下锅时稀溜溜的糊汤已经有点糊模样了，正好到了下面的时候。母亲将木盘端到锅前，揭开锅盖后双手撩乱木盘内的面条，将其很快地下进锅中再用筷子拨拉几下就赶紧盖上锅盖。此刻的我铆足了劲地紧拉风箱，很快，锅盖下冒出快要顶开锅盖的蒸汽来，这时候母亲再次揭开锅盖搅几下后再盖上锅盖。我自然明白，此时已经不需要大火了，因为余火就可以完成做熟饭的使命。随后，母亲要捞一些酸菜倒进锅里，最后再调点盐就可以吃了。
到大家吃饭时，戏剧性的一幕开演了。在我们家，母亲规定是不允许用筷子捞面的，没有人敢于违反，但是那口大锅内的面条也不很多，这就需要各自靠本事才能多捞点面条吃，因为大家只能用勺帮斜着“挂”锅里的面条，但是又不能老把在锅沿旁慢慢地“挂”吧，所以各自都“挂”上几下就匆匆让位，而下一位就赶紧靠近锅沿子又开始重复着前一位的动作……
改革开放之后，岩峪沟人的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提高，我们家做糊汤面时不但糊汤稠了些，面条多了不少，就连酸菜也要用油“爁”了才倒进锅里，再加上各种调料，味道自然好吃了许多。
几年以后，我们家搬往县城居住，从此以后，那种用大锅做的糊汤面再也吃不上了，好在姐夫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做糊汤面的高手，故而我们偶尔还能品尝到改版的糊汤面，而每每吃糊汤面时，总不免要提及过去那只有酸菜的糊汤面，也不免要回忆起那段逝去的岁月。糊汤面，载着那段沉重历史的糊汤面是再也吃不到了，但它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而与糊汤面同在的则是我永远难以割舍浓浓的乡情……
金佰安的个人简历：
金佰安，男，1954年3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商州夜村镇，1980年7月毕业于商洛师范专科学校，中共党员，1980年8月被派往中国第十冶金建设公司（2008年重组改名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中学教师、纪委办公室副主任、纪律检查科科长、审计监察部副部长、纪委副书记兼纪检监察部部长等职，2015年元月退休至今。
文学作品：通讯“匿名信告出一名好干部”于1997年5月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散文“南瓜花煎饼”、“妻子爱唠叨”于1993年、1994年在“首钢日报”发表。先后在单位报纸“二建通讯”、“中国十冶”、“中十冶报”上发表数十篇文章。自己编印有“走出岩峪沟”上、中、下、续1、续2五本“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