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是一位传奇式的抗日英雄，老人家于2002年离世。本文是根据他生前留下的录音带，整理出得文稿。可以更多地帮助后人了解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日形势，以及社会百态。
一九三六年，我在定襄县中学念书，由于自己并不是好学生，好结交朋友，学友之间也都是差等生。正遇智生元同志发展牺盟会，我们就参加了牺盟会，请愿，闹学潮，开会异常积极。到三七年初，我被学校开除。回家和祖父种地，但我不爱劳动，家里人骂，街人耻笑。我母求外祖父借十元钱去包头市投奔我父，父嫌不成器，不收留，走投无路返回家乡。
七七事变后，定襄县开始不平静了，国民党军队过路于县内，要车抓差，群众开始逃难。八路军来后，群众很感兴趣，看他们脚上穿的草鞋，男人还穿带花的草鞋，不抓人，说话口音各不相同，但态度和蔼，还唱歌，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在蒋村的王金元家墙上的字。连学校的教员也说：从未见过这么刚劲有力的字，写得有水平。小孩和年轻人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有开玩笑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怕不怕？”小孩们只是笑，不说话。外地谋生的人也逃回来了。
飞机炸定襄城南关，炸死许多引差的大车骡马和人，有一人被炸掉了双腿。农村的老太婆见飞机来炸，不叫小孩出门，怕被看见炸死，自己去院内抱柴火，头上顶着草柏柏。
八月日寇进军忻口时，国民党有七个军守忻口，大炮声全县都可听到，老老少少白天晚上，坐到房子上听炮声。判断是退下来了，还是守住了。
九月的一个夜晚，突然炮声停止，群众知道败下来了，连夜扶老携幼、赶着牛车、抱着鸡，都逃往山上的村庄投亲靠友。全县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逃跑了。
国民党军队都撤掉了，跑得满山遍野，班长叫士兵拉着衣襟，怕跑得挤散，过河将炮、重机枪扔在河里，马匹被打死，士兵将枪、手榴弹扔到田野。当官的把驮兵器的牲口拉来骑，营长找不见连长，连长也不管士兵。一夜之间兵将们各顾性命的跑得一个也没有了。
村里再见不到国民党了。在当天夜里，蒋村小学内，集中了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全县党领导下的革命同志，动委会成员和八路军留下的三位同志，舒同、林极彪、王中槐。地方有张连魁、范儒生等人，我也随同他们撤退到大建安。
在行军时，我提着个马灯，因为在集合前，我将我母亲和祖母、弟、妹等送到张家庄又返到蒋村，天很黑看不见路，我提着灯走，有人小声叫喊“把灯熄灭”，我想既然黑夜不让点灯走路，马灯也无用了，路经砂村时，将灯放在路旁，用脚平了平地，用手在地上写下几个字“樊金堂走了”，意思是如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拾灯，看见字就能告诉我祖父。
在大建安住了一天，不知究竟去哪里，也不问，到哪也可以。可是情况变化了，给了一支冲锋枪，山西造，很新，我非常高兴，但不知怎样背法，更谈不上打法，看人家怎样背法，我就学着背，有子弹没子弹我也不知道。总之是背着枪就很不错了。
不知从哪里，大概是五台县又来了许多人，还有一排八路军。在第二天的晚上又行军，方向是去宏道镇，不时传来话，“不要说话”。人在静静地往前走，我走在中间，不知何故前面人停住了，忽然前面人往回跑，而且很急速，谁也不说话，我也跟着跑。这时我才感觉这支枪实在碍事。跑起来不是打腿，就是打背，但我并不比他们跑得慢。突然掉进一个坑内！还未喘过气来，又有一个人掉进来。几分钟后掉进来五六个人。听见有人小声说话“碰上啦”，“咱们过河回家吧”，又听见远方大声喊叫“快回来，同志”。这声音显然是八路军，因是南方口音，就知道这是舒同和王中怀同志， 我们又归了队。后来我们又陆续上了大道，聚集在一起，也不敢打听。第二天始知，前面尖兵坐下休息，后面人认为是爬下了，虚惊一场，也不以为是笑话，认为是自然的。
沿着广济渠往宏山村走，进村后，有一家老百姓中农成份，他误认为我们这支队伍是日本人，在大门上急忙挂上一面自做的日本纸旗，免遭烧杀。都认为这是汉奸，就进院进行没收，羊杀了，吃一顿‘荞面河捞’，在院内西墙上写着四句话“夜梦不祥，写在西墙，阳光一照，化为吉祥”。
返回到宏道镇后，成立起定崞联合县政府，县长是康瑞华同志(五台人)。定襄县成立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区长是忻县人，大学生。定襄县旧政权唯一留下的一名区长，名字叫张静安，这位旧人员也是有抗日志愿的，他嫌中国软弱，敬佩德国，赞扬希特勒是位英雄，在蒋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运动，他也在台上讲话。“我国富强起来，打倒日本，打倒德国，打倒俄国”这句话在当时被我方认为是托派，知此托派的名称，也只有一二人。不久将张静安逮捕五花大绑，放在马车上送往东冶镇。蒋村的老百姓跪在大街两旁求情。他还是有威信的。
我被派往定襄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回蒋村，后又到留辉村。负责人是范儒生，韩宜斋。不久一二区又分家，二区区长是韩宜斋。就在这时，我与韩宜斋，温四和住在东留村一间小屋内。韩宜斋在晚上睡觉时向我们二人说“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如愿意就介绍你俩入党”。我们俩只看他，没吭声，他又问“愿意不愿意”，我俩都说“愿意愿意”。就这样，我就成了共产党员了，觉着走路腿也轻了，头也抬高了。
这期间我每天下乡，除奸，查问行路人，也到农村参加开会，宣传抗日：日本人来了又烧又杀，但也说不出个具体。
非常羡慕人家背的卜壳枪，又小又好看，不知向谁借地背了一次。骑的骡子到留辉村送信。总想抽出来比划比划。当我将木匣打开一抽枪，发出咔啦一声时，骡子惊了。跑得非常猛，把我摔下来，枪也变成土枪了。走回到蒋村。
十月间定襄县政府在蒋村成立，县长仍是康瑞华，县动委会在神山村。这时定襄来了闫锡山的新编第二师，师长叫金宪章，这个部队是杂牌部队，土匪出身。原在内蒙百灵庙，闫锡山收编来，忻口撒退时，未走，后又从别的地方串到定襄县来。为了团结抗日，将收集下的子弹也送给他们。使他们保卫定襄。他们在王进村大河边至龙门挖下一道大沟，这是战壕。把老百姓门板都拆去当掩体。
后又来了闫锡山的军政干校，保安队，军政干校是招学生。保安队是招兵。我方是扩大部队，补充主力，成立了六大队，在南王村，张孔传任教导员，谢贵山任大队长，郭继成同志参加了六大队。不久就将六大队和五大队合并，成立了团，智生元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些枪支都是定襄的动委会和政府收集来的。这时张连魁同志调东冶民运部当组织部长(实际就是地委)，定襄动委会主任是韩纯德(实际是县委)，将定襄中学，三个高小的学生，召集一起成立了联合高小，由彭伯周、史祥甫等人在史家岗管理。
十一月间县委派我去地委训练班学习，说是民运部实际是地委训练班。地址在东冶镇，这是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共学二十八天，内容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教员是张连奎同志，有同学三、四十人，内有两名女生。没有讲义，也没有讲稿，只是口说，尽讲些农村的实际事，我学会了国际歌，演过一场戏“放下你的鞭子”，当个群众。
三八年二三月间，成立基干自卫队，名为县政府的自卫队，因而每月每人发响钱七元。基干自卫大队的大队长是杜志德，书记是杨明隆，一中队长是常万年、指导员是韩海堂、二中队长是段立业指导员是张生堂，三中队长是樊金堂，指导员是邢永康、管理员是刘天河。
我开始当兵了，战士大部份是联合高小来的，所以我的中学同学，高小同学很多。相互间打架玩，和在学校一样。我是十八岁，大队长是红军干部，懂得军事训练，我即不会喊口令，也不会敬礼，把我愁坏了。大队部门口有站岗的，我进出他要给我敬礼，我不会还礼，乘他不注意时我跑出来。
我祖父听人说我当了官来看我，我将一月薪金七元线给他。祖父的慈祥的脸情，我初次感到温暖。
尽量想当个像样的八路军，学红军穿草鞋、背竹帽，紧皮带，枪毙了二个国民党的逃兵。我到死人身上解腿带，真有些害怕，但我有了腿带，不就像兵了吗。
五月间敌人由忻县来进攻定襄，烧杀了王进村，从此新编第二师全部离开了定襄县平原区。不久就占领了蒋村、河边。
第一次打仗就是夜袭定襄城。我们爬在古城上向城内射击，敌人也打了几下。 我们大部份晚间在破路，砍电线。大队长杜志德带领全体到忻县和定襄中间的公路上活动，写传单，贴标语。
晚上到北义井村，大队长没收一家地主的财产，说是汉奸，我见外院的马棚内吊的地主和他儿子，进到后院，见大队长胁逼地主婆要钱，这件事受到忻县群众团体反对。我将此事告诉给韩纯德同志，后遭到大队长对我的打击，要关押我，地委张连奎，县委韩纯德同志来开会解决，将我调回县委。
基干自卫队活动和驻地就在龙门、小霍一带和李家庄、宏山、一带。这都离敌人远一些，基干自卫队远离政府和县委，自筹粮，滩派衣服。全县只有这个武装。大队部有骑兵班、通讯班、仍有三个中队，中队干部只留下常万年，其余都换了。
杜志德在此期间擅自在官庄娶了董家一女人做妻，各村长送礼还有吹鼓手，大闹几天。县委书记韩纯德调他带队伍回东峪整训，他畏罪在兰台逃跑了。带走八个人手抢一支，骡子两头，带走两个女人。
调我去忻县当基干自卫队队长。当时的忻县县委书记是孙民同志，县自卫队指导员是徐世杰同志，虽然不是大队，但它是个独立的组织，我当队长就自由的多了。三八年的秋季日本鬼子进攻五台县，我方的部队和地方政权都转移到远的地方去了。
跑出一股闫锡山部队，新编第二师，扬言要来忻县，缴基干队的武器，抓捕县委。县委和我决定，带领县团体群众组织和自卫队一齐投奔晋西北，寻找一二○师，免遭不幸。通过封锁线到达西兴县遇见一二○师的扩军单位。负责同志将我们收留，并分配了几个小组，帮助他们扩军工作。我们得知日本鬼于进攻已结束，我们要求返回忻县时，恰被他们用武力缴了我们的枪。胡说我们是保安队。县委书记和我要求去他们师部打官司，到了师部，我见到了关向应同志，我要求留在一二○师，看见人家多么整齐，有枪有炮，穿的一色灰军装，但关政委说：“快回去，晋察冀聂司令来电报催你们快回去”。天已冷了，给我们每人发一件棉袄，军上衣，我们又高高兴兴的返回忻县。
三八年十月间定襄自卫基干大队长逃跑了，我调回定襄县任大队长。
郗顺义为教导员，全大队有各式各样步枪一百余支，手榴弹几百，子弹虽然不多，每支枪也有三四十发。有些年小的，背着刀子，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布衣。
在这时县委会给基干队的任务，打击敌 人、配合各区开展工作，提出了定襄县这块小平原，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大门。如果定襄县的工作做好，对边区的供应，和通往延安中央联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边区根据地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基干队这时活动都在和区干部配合，县委，县政府到各区召开有关会议，各村建立村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参军，征收公粮，基干队都担任着保卫任务。
因为日寇主要力量在向我国内地进攻，根据地就仍在敌后，兵力集中在交通线上。汉奸、伪军伪政权，都在筹化中，因而耳目很少，不敢经常出外。基干队的作战方法，夜袭敌据点，既锻炼战士，又威胁敌人不敢外出。
全县农村的群众积极抗日情绪很高，参军非常踊跃，弟兄俩一块参军者很多，年龄小的也来参加如酆炳军等，退回去的也很多，真正成了定襄县人民的子弟兵，部队到哪个村庄群众总在街头观看，议论谁的枪好，叫什么名字。如有日本鬼子出动，群众很快就来报告，年青人还跟着队伍打仗，背伤员送饭等。如遇有日寇或汉奸到任何村庄，不论多少，不管离敌人据点多远，基干自卫队一听群众跑来报告，即飞奔这个地方。所以基干自卫队成为群众的保护人，随叫随到。没有一次因敌人多或已经走了不追，或不打。
打起仗来群众也参加。一次蒋村敌人过了滹沱河到了闫家庄，群众跑到洪山叫基干队，往返二十余里，当基干队追到敌人已过了河，回蒋村，基干队又追下河滩。我即去猛追，突然从田地里跑出来一个农民，扑上去就摔倒了伪军，当我押着伪军走了，农民又去地里干活，也不知姓啥叫啥。向敌人开火，曾有一战士负伤，闫海堂背起就往回跑！群众也叫战士从什么地方打方便。敌人逃跑后，群众围着战士议论，谁打的好，谁不行跑不动，埋怨来的晚了，早来一步就能把敌人消灭在河中。
有一天我们正在镇安寨，神山村长跑来，报告从蒋村车站来一个翻译，带一支卜克枪，一把洋刀在神山村公所抽大烟，我带着四个人跟着村长跑去，进了村公所不见人，有一洋刀还有枪套，套上还有二十发卜壳枪子弹。知是去庙上一间小屋抽大烟去了，村长提起个水壶，“我上去看看”回来说“抽光啦”，手里提的枪，机头还叫着呢！我就往院内将两个门子都朝里闭上，进屋内等汉奸进家，听见皮鞋声走近了，在窗台上显出人影。我举枪向敌人开枪，末中，敌人撒腿就跑，我们就跳出来追！以为他跑不了，谁知门朝内拴，敌人跑了，追到小河后，蒋村敌人开火而退回。返镇安寨的路上，村长埋怨说“金堂你咋没打着，应该埋伏在门外一二个人，敌人肯定来报复，糟啦”。
烧蒋村铁桥，上下东留的群众有三四十人，背着柴火，破坏了铁桥，这时期除敌人占领的县城车站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区干部都可在晚间任何村召开大小会议。
在三九年前这一阶段，大多是破坏铁路，割电线，除汉奸，也袭击过定襄，蒋村等据点，只是晚上去了，离的很远，放几枪就走了，敌人也不敢出来，这就是起到的作用。群众对这支队伍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叫他“金堂队”。父亲、兄弟想方设法给在队伍的孩子买子弹，母亲、姐妹给做鞋。队伍路过的村庄，村口站的父母，房上站的弟、妹、群众就是这样目送目迎这支队伍。有迷信的老太婆，只要听见枪声，立即跑到神像前祷告，“保佑金堂队”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