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1943年5月，重庆军统特务训练班所在地的白公馆里，气氛异常，这里正在为其派遣到延安的一批军统特务被我破获而举办所谓的“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厅堂院坝满是挽帐花圈，四处悬挂忠於领袖誓死反共的大标语，戴笠为了挽回面子布置了这样一场追悼会的闹剧，竟然将亲临现场的蒋介石也蒙混过去。
而就在此时，远在陕北的延安，保卫部门正对陕甘宁反特案进行总结，在这场历时三年的秘密战中，我方共抓获军统特务55名，其中大多数人向我方投诚，这是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
一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3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1940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时任陇东中学教师的吴南山，与他私交甚笃的副校长陆为公进行了一次交心谈话。陆为公是庆阳县县长，兼任陇东中学副校长。吴南山坦诚地向陆为公说出了自己参加“汉中特训班”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
吴南山，甘肃庆阳人，高中文化，当过小学教员。1939年12月，国民党在陇东地区搞“磨擦”，吴南山被裹胁到西峰镇。吴南山没有了工作，生活无着落，他听人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班在招生，就约了几个庆阳老乡准备去报考，后来被特务骗进了“汉中特训班”。
“汉中特训班”，前身是浙江特训班，1938年在温州成立。1939年9月迁到汉中，对外称“天水行营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也称“汉训班”，地址在汉中东郊陈家营。
汉训班是国民党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专门为培训特务设立的训练班之一。它和设在兰州的兰训班都是为派往陕甘宁边区培训特务，招收的学员大多是西北籍的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兼任汉训班主任，副主任程慕颐(化名程益、程一)主管实际事务。1941年3月汉训班停办，迁往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程慕颐任站长。
吴南山原想外出继续上学，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在汉中被骗进“生进死出”的特务训练班。这里戒备森严，没有自由。还经常有人“失踪”。教官每天除讲授特务专业课程外，还用大量时间进行反共宣传教育。吴南山的家就在陕甘宁边区境内，庆阳那时还是双重政权，城内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叫庆阳抗敌救援会，主任就是陆为公。吴南山亲身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的、是真心领导人民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他越是想早日脱离这个虎口狼窝。
1940年5月，吴南山在汉训班第四期受训两个月后，离开汉中回到西安，与设在北大街军统西安站的一处联络点取得联系，被派回西峰镇受军统西峰联络组组长张明哲领导。
在吴南山离开陇东的日子里，庆阳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的县长被赶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庆阳成立了陇东分区。经过民主选举，陆为公被选为庆阳县长。吴南山回到西峰镇先与张明哲接了头，后写信给陆为公，说他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这时，陇东分区决定创办陇东中学，正好需要人。陆为公回信安排他参加中学的筹建工作。1940年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吴南山成了陇东中学的教师，并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陇东的巨大变化以及共产党对自己信任，使吴南山越想越觉得，共产党怎么也比国民党好。于是，他决心向组织交待参加军统特务的问题。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他向陆为公坦诚自首的谈话。
吴南山自首，事关重大。陆为公立即向马文瑞作了汇报。马文瑞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中学校长。马文瑞、陆为公和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三人一起同吴南山进行了谈话，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根据中央社会部提出的“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的新精神，决定吸收吴南山为陇东保安科秘密外勤人员，继续与军统特务组织保持联系。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吴南山调任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抓捕了一批在汉训班受训后打入陇东的特务。其中有在汉训班第四期受训的、打入陇东分区秘书科任文书的郑崇义(化名陈明)，汉训班第五期受训的、打入合水县剧团任团长的刘志诚(化名刘兴汉)，汉训班第四期受训的、打入边区保安处作外勤工作的李峰壁，汉训班第六期受训的军统环县组交通员贺举甲(化名贺铸)、组员高巍(化名高宜升)、组员崔勇义(化名崔志德)，军统西峰组交通员张凌汉等。特别是吴南山发现并协助陇东保安科抓捕了汉训班特务祁三益，为侦破“汉训班”特务案起了关键作用。
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立特务机关，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从1939年到1944年，边区周围有国民党特务机关53个，特务据点57个，特务训练班2个。派遣特务700多人。1940年至1941年间，军统西安特侦站在边区周围，设有西峰组、环县组、平凉组、韩城组、宜川组、榆林组、绥德组等。1941年夏为了把潜入边区的特务组织起来搞行动，程慕颐决定设延安联络组，组长张清林，住洛川负责西安与延安的联络。副组长赵玉峰(化名赵秀) 为总联络员，副组长祁三益兼第一小组联络员，杨超(化名杨朋) 、李春茂(化名李昌盛) 为第二、第三小组联络员。同时，派遣西安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增福(化名朱国才 ) 到榆林加强榆林组的联络工作。朱增福于1938年6 月曾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离开延安后入浙江特训班受训。浙江特训班迁到汉中后在汉训班任政治教官，主讲“中共问题”。
1941年10月26日，吴南山在延安参加边区教育科长会议后返回庆阳途中，走到富县附近，碰见了曾在汉训班一起受训的祁三益。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与吴南山一起进汉训班第四期受训，由于具有爆破技术特长，号称“爆破大王”，后留汉训班当特技教官。这时，他与派往榆林的朱增福一路同行。
吴南山认出祁三益，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便主动上前打招呼。
祁三益也认出吴南山，心想：撞上你，就算我联络上一个。
两人互打招呼后，在路边小声拉起话来。祁三益说，他去延安是上学，或是找个工作。没有告诉吴南山他去延安是执行程慕颐布置的任务。吴南山说，他是县教育科长，不如在庆阳先找个工作，再作打算。实际上他是想把祁三益先控制住。
吴南山把祁三益带回庆阳，立即向李甫山作了汇报。经研究由吴南山出面，推荐祁三益在庆阳民教馆当图书管理员。
陇东保安科对祁三益没有打草惊蛇，而是进行内外监控。很快发现，祁三益给西安写有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他与潜入庆阳分区当文书的郑崇义接了三次头。但对他来边区的真实目的还没有搞清楚。一天，祁三益对吴南山说，他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了要误事，要吴帮他办去延安的通行证。陇东保安科将此情况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指示正在关中分区巡视工作的布鲁，赶往庆阳破案。
布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部长，南洋华侨，人称“红色福尔摩斯”。他与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中央军委政治部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是当年延安三大侦察专家。布鲁到庆阳后，了解了案情，研究决定将祁三益抓捕突审。
一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会面，两人走到城门洞时，被事先安排在这里的陇东保安科治安股股长涂占奎抓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二人分别看管。经过审讯，祁三益交待了程慕颐派他到延安的目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组织起来搞行动。
祁三益写了两天交待材料，把他在汉训班受训经过，当教官时的情况，以及他掌握的由汉训班派到延安来的人员名单都如实地作了交待。布鲁、李甫山等研究决定，依照“化敌为我服务”的政策，吸收祁三益为陇东保安科的外勤人员。
根据祁三益的交待，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要在延安搞大的行动。更使布鲁吃惊的，这次与他随行的工作人员李峰壁，也被吴南山指认出是汉训班打入边区保安处的特务。案情重大，布鲁向周兴作了汇报。
布鲁把祁三益、李峰壁带回延安。周兴向中央社会部请示汇报。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认为这是个大案要案，如果不能及时侦破，对边区安全危害极大。李克农对侦破此案作了具体指示：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使用肉刑。二、侦察审讯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要作思想转化工作，化敌为我服务。三、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抓紧，不能放松，要穷追到底，不留后患。
遵照中社部领导的指示，周兴组织人员积极进行侦破工作。中社部派来了负责保卫工作的二室主任汪金祥、治安科长陈龙，还从西北公学保卫干部培训班抽调了叶运高、王珺等加强侦破力量。
三
大胆“反用”联络员，是侦破汉训班特务案的特点，是当年延安反特斗争的成功案例。
“反用”，是谍报战中常见的一种策略，就是利用敌人派来的间谍特务，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这就是孙子兵法中讲的“反间计”，延安时期保安人员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祁三益的投诚反用，为案件侦破有了内线。他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任务是查找特务，重点是查与他一起派来的联络员。只有先找到联络员，才能查清他们联络的大批特务。1942年1月，祁三益在市场沟转悠，碰见了在汉训班第三期受训的刘志平(化名刘一平)。刘是1941年潜入抗大的，曾多次向敌特发送情报。祁三益从刘志平口中探知，潜入抗大的汉训班特务还有赵秉廉(化名赵汉民)、马汝英(化名马鸣)。赵、马二人已派往陇东，在三八五旅工作。
临近春节的前一天，祁三益在市场沟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杨超。杨是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潜入延安后在锅贴店以管帐先生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祁三益是延安组的副组长兼第一小组联络员，让杨超把联络到的人员报给自己。通过杨超，祁三益掌握了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化名王心义)、打入边区银行的刘嘉陵、打入边区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富县政府机关的陶启华等人的活动情况。
第三小组联络员李春茂也在市场沟露面了。李春茂于1941年10月潜入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调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护士。1942年春节期间，他在市场沟逛商店碰见了祁三益，想躲也没躲开。此时的李春茂，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延安的几个月，学习、听报告，所见所闻，与在汉训班受训时讲的全是两码事。他暗下决心，不能再跟军统走了，但又不敢向共产党坦白自首。他也不知道此时的祁三益已是边保的外勤人员，只是用闲话来应付。经过几次接触，祁三益把李春茂的情况向边保作了汇报。周兴指示，李春茂可以争取。在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的配合下，李春茂向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侦察科长钱益民交待了在汉训班受训的情况，同时也供出了打入鲁艺的王继武(化名王星文)、打入茶坊兵工厂的张友益(化名张秉钧)。李春茂投诚后也被反用，仍安排在军委卫生部工作。
程慕颐派到延安来的三个联络员都已露面，祁三益、李春茂已投诚反用，唯有副组长兼总联络员赵玉峰没有消息。布鲁很着急，不抓住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节，延安各界三千人在文化沟举行纪念大会。布鲁带李春茂在会场入口处秘密察看，认出了夹在一队进场人群中的赵玉峰。李春茂用暗语与赵玉峰打招呼，两人离开会场，走到没人的地方进行了交谈。原来，赵玉峰先到榆林，通过国民党二十二军的关系，派到延安国民党通信局任“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至此，程慕颐派到延安来的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的网中。如何争取这位总联络员，布鲁精心设计了一条曲折的劝降计策。
第一步，先将祁三益、李春茂、王继武三人拘捕，关押在绵土沟后山上的看守所里。三人都已反用，互不知情，关押只是造成假象。
第二步，布置王继武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同意后再去说服祁三益自首。祁三益表示了坚不自首的态度。
第三步，让王继武、李春茂去说服赵玉峰自首。赵虽拒绝，似有顾虑，布鲁反复交待政策，赵玉峰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总联络身份，并表示愿意悔过自新。
最后，再由王继武、李春茂去劝降祁三益，祁最后表示同意。
这个劝降自首的顺序恰恰是反的。本来是祁三益最先自首，依次是王继武、李春茂、赵玉峰。现在，祁三益成了最后一个“顽固”分子，目的在于掩护祁三益。万一其中有人动摇反水，还可给祁三益留一条退路。
1942年6月的一天，在文化沟口青年食堂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宴会。主客有布鲁、王凡、李启明、钱益民等。宾客是祁三益、李春茂、王继武、赵玉峰和张友益。席间，布鲁频频举杯，庆贺他们成为延安谍报战线上的新战友。
1942年2月，中央社会部发出的《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已发现的内奸分子的处理办法是：应依靠真凭实据，辨别真伪，细心考察，沉着处理，既反对惊慌失措，又反对拖延不理。对决心为敌服务，实行破坏我党之分子，根据具体情形，分别处理。其决心要改过者，给予自新、悔过之路，对自动向我报告，痛改前非，而后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可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敌垒，进行反侦探工作。”在侦破汉训班特务案中，由于调整了过去的“左”的政策，采取了“化敌为我服务”和“给出路”的政策，此案捕获的大批特务都进行了反用，包括吴南山在内，祁三益、李春茂、王继武等后来都由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动摇逃跑的。1943年春，赵玉峰被反派到榆林后，乘机逃回西安。
四
汉训班一案，发现于陇东，结案于延安。 从1942年5月起，边区保安处在基本掌握案情后开始收网。此时，全党普遍整风已经开始。
此案在陇东发现之前，边保于1940年在绥德青年干校曾经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启华、郭继武、李峰、杨成章等人，但对这些人的特务身份一时还没有搞清楚。1941年在关中分区发现有特务线索，打入安吴青训班的朱浪舟检举了冯集义(化名冯平波)，冯又供出朱浪舟、金光是特务，由于情况不明，对这些特务线索未来得及深究。1942年随着汉训班一案的深入发展，这些人被查证落实为汉训班派遣特务，于5月间逮捕。
6月，在绥德城内逮捕了以经商作掩护的曾在汉训班第四期受训的王自洁。王又供出潜入绥德专署的王焕章和在清涧开办布厂的韩国钧。
7月，关中保安科逮捕了冯集义、朱浪舟、金光。
9月，驻在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了混入该旅的文化教员赵秉廉、宣传干事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了潜入中央军委二局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这是汉训班特务在延安潜伏最深最危险的一个特务小组。1942年5月，中社部派来协助破案的叶运离、王珺在审讯李春茂时提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小组打入哪个单位不清楚。王珺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在军事学院学员档案中查到一个叫“胡耀南”的人。此人与杨子才(化名杨校卫)、夏珍卿(化名夏秉堃)于1940年8月入抗大三分校学习(1941年12月抗大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1942年春被分配到军委二局任电台报务员和机电员。军委二局是中央军委的核心情报部门，中社部对此案十分重视，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化名“南卫堃”向西安发送情报。由于该小组与程慕颐单线联系，祁三益提不出有价值的破案线索。胡耀南被捕后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东园(化名来朋)。
至1942年底，汉训班特务案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特务32人，其中主动交待1人，侦察发现20人，被捕人员供出11人。据兰州公安局史志办统计，此案涉案人员共55人，其中汉训班受训的47人，浙江特训班受训的5人，未受训的2人，受训地不明的1人。两组数字相差23人，这说明此案在1942年全案告破时，并非一网打尽。其中，有的是在整风审干中查出或坦白交待的，有的是解放战争时查出的，还有的是解放后查出的。
1942年，延安一举抓出了30多名特务，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是”。中社部部长康生在整风审干时说：“国民党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见，蹲下满地都是”。这就使人把整风审干与汉训班特务案不能不联系起来思考。
汉训班特务案的侦破，给中共中央对敌情过分估计是一个误导。
整风中开展的审干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查了解，而主要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内奸的运动，也就是清查特务的群众运动。1941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展了“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竞赛。1942年2月，中央社会部发出了《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必须加强保卫工作，采取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有效政策。这就是这场审干运动的最初起因。汉训班特务案的侦破，特别是军委二局胡士渊小组的破获，震动了中央领导。从1942年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这时，反特斗争还是秘密进行，且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决定指出，国民党大批特务打入我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此后，审干运动由秘密转为分开，由少数机关、少数人转为群众性的运动。
康生利用汉训班特务案，在抢救运动中大搞扩大化。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审干运动发展为抢救运动。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大会上点名。让军委二局的胡士渊、所谓“红旗党”的张克勤等，在坦白会上现身说法。胡士渊痛哭流涕的发言，交待自己搞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惊。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这些特嫌分子，除少数如汉训班的真特务外，绝大部分是通过逼、供、信，大搞扩大化“抢救”出来的假特务。审干期间，查出或坦白交待的汉训班特务有：打入茶坊兵工厂的苟振生、安永善，以小学教师作掩护的薜守业(合水)、王锦堂(宜川)，还有王恕、杨荫唐、李培生、吕子伟等。延安审干中另一个倾向是纠“左”后应查而未查出的右的错误。1939年由浙江特训班第四期受训后打入延安抗大的周郁文、张致平(女)夫妇，长期潜伏在军队系统，解放战争时到东北后被查出。还有一个叫陈景芳的，同周郁文一起潜入延安，审干时曾作过试探性交待，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被查出。
汉训班特务案侦破初期，中社部领导曾指示要“一网打尽，不留后患”。事实上，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抓不完。谍报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安全保密教育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延安整风期间，吴南山从陇东调来延安，同祁三益、李春茂集中到边区保安处接受审查。
很快，组织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吴南山仍回庆阳任教育科长、保安科外勤组长。1946年9月，经中共西北局批准入党。1947年2月奉命公开身份，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的文章。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庆阳，吴南山任游击队指导员。建国后，任甘肃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局长。文革后任平凉地区工业局局长，后在兰州离休。
经过整风审查，祁三益仍为边保的外勤人员。1944年11月派回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戴笠曾发出通辑令，通缉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祁三益老家在镇原县国统区，特务扬言要挖祁家祖坟。1946年11月，祁三益经西北局批准入党。1947年任游击队队长。国民党军队进占镇原后，父亲被国民党关押，大哥被打死，三哥被打成残疾。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稽侦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文革后得到平反，后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经边保审查后调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职务作掩护，仍从事外勤工作。1946年5月经西北局批准入党。解放战争期间任游击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科长、省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后任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陕甘宁反特第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充分体现了我党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当他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时，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