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特务大案。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班主任为戴笠，副主任、创始人为原军统局上海行动组长、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毕业的大批特务，潜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打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边区保安处等重要岗位。
军统特务投诚
案件从甘肃庆阳县起始，说到这个案子不得不提的是庆阳人吴南山。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庆阳县城驻有八路军三八五旅。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成立前，蔡畅（解放后曾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公开职务是庆阳县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为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庆阳县城内同时驻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国共两党的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阶级，多持左右逢源的态度，广大平民百姓则倾向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则减租减息抗日救亡。庆阳的老百姓遇事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吴南山（解放后享受地级待遇），高中文化，原本在樊家庙小学当校长。1939年底，吴南山受高薪诱惑，被介绍到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加入了一个“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吴南山
培训班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教官询问一通，交代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教官谈话核实，才算正式加入。
吴南山带的东西，除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从里到外换上军服。吴南山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敢交谈，到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听说是丢到硫酸池里！
训练班日程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全天都有课，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也得听口令进行。课程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妆术等特务专业。
吴南山决心早日离开这个地方。他假装心甘情愿，积极学习，提前结业，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还有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信，就靠这个“海底”。
吴南山是第四期第一个离开的学员，被派到军统西安站接头建立通信联系，又到陇东庆阳县西峰镇找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给相熟的陕甘宁边区庆阳县长陆为公（解放后曾任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写信找工作。陆为公很快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到边区陇东中学任职。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日子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陇东分区及庆阳县除国统区外大小官员都由共产党任命。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吴南山刚回庆阳就参加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吴南山观察共产党的施政，觉得比国民党好。面对共产党的信任，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1949年十月，吴南山向组织终于道出军统汉中特训班问题。陇东分区保安科长李甫山（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首席监察员）亲自找吴南山讲清政策，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李甫山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使吴南山心里踏实。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军统组织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临时交通张凌汉传送。
吴南山成为陇东分区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后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便衣队队长赵苍璧（解放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奉命来到陇东分区“协助工作”。
解放后曾任公安部部长的赵苍壁
陕甘宁边区驱逐国民党政权后，县级政府增设，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的几个分区，打算在分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准备接替李甫山，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分处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挖掘。
发现针对延安的惊天阴谋
1941年10月，吴南山去延安开会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便认出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又名祁三益）。
吴南山声称祁希贤的二十二军护照会引起怀疑，劝其跟自己先回庆阳，搞个边区的护照再去延安。
陇东保安分处决定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开展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殊任务。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又发现祁三益与潜伏在陇东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祁三益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声称再迟就要误事。
陇东保安分处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原名卢茂焕，曾用名陈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副局长）赶往陇东，会同陇东保安分处破案。
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杰出情报专家布鲁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分处处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当晚祁三益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由于祁三益当过教官，熟悉各期学员，被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布鲁想到，祁三益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有可能搞破坏行动！布鲁立即向延安报告。十二月边保回电，带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分处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带回延安。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庆阳这次发现的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这些特务又是成批潜伏，完全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又有一个爆破大王前来联络，这就不能不怀疑国民党要在延安搞大破坏！
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的周兴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以下简称“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做了汇报。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珺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常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珺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珺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珺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这个案件还有很大内幕。
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因此李克农作出三条指示：
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
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
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杰出的情报专家李克农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有了李克农的指示，大家就大胆工作了。
军统联络员的落网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此处亮相。祁三益整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市场
临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一个账房先生，正是另一个联络员杨超！两个联络员会同研究，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又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春茂进延安先上抗大，同学中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汉训班时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竟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进入搜集证据阶段。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程益派遣的人，并不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罗，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面对侦察专家钱益民，李春茂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之一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杨超声称回西安请示工作，一去不返。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原来赵秀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祁三益表面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突击审讯。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可靠的祁三益。万一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区保卫处手中。而西安的军统特务头子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打入中共中央军委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琚，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据说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鉴于姓“胡”的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珺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珺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珺只能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姓“胡”的“胡耀南”，顿时唤起王珺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琚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
王珺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珺留下的印象不错。王珺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学员档案不全。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最后想到抗大的同学羊玉，通过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就是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潜伏在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其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破获大案，受到毛泽东表扬
1942年5月，边区保卫处已经基本掌握“汉训班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耀南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区保卫处；
石进中、官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这个案件，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一页。
END
我是@暮云千里关注我，揭秘尘封档案，解说历史yan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