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李大伟
英国华威大学创意企业和媒体管理硕士；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曾参与财新媒体创业，并担任财新英语《China English China Economics And FINACE》杂志执行总裁。曾任银泰基金会理事长，目前担任他的山石智库创始人、CEO。
进入他山石智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办公室，门口的一张拉斐尔名作甚为吸引眼球，这是一张《雅典学院》的复制品，而这张作品，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李大巍和他的团队们创办“他山石”的一个“图腾”。站在画前，李大巍认真跟我们介绍起它的含义，画中聚集了希腊时代对人类哲学、科学、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巨擘们：希帕提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第欧根尼、赫拉克利特、亚历山大、雅典娜等，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但通过艺术的手法，得以凝聚在同一个场景中。作品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传达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在古老的希腊精神中依旧可以继承的，便是思辨、真理、智慧、自由、爱、运动和美。“追求更高的生活理想，是人文主义艺术家的宿愿，也是我们的初心所在。”李大巍说。
图为：油画《雅典学院》
定位为“全球思想家经纪机构”，他山石智库运营着“当代最聪明”的一群人，专注于“中国市场需要的科技、资本、创新领域全球思想家引进”。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高速运转，不断完善，不断成长的今天，更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纽带越来越不可分割，要实现各国技术能力水平的共同提升，不仅需要自由贸易，更重要的是跨国标准和跨境知识与智慧的流动。创新创造，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40年留学改变我的世界
李大巍是幸运的，生于1978年的他，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有着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提到这些年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思想观念的嬗变对他的冲击，他表示要感谢这个时代，那时的“留学”让他得以“蜕变”。
“留学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世界，第一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战略思维和创意导向的思维方式，第二是扩充了我的知识面，第三是使我更直观地接触到了人类文明的一些前沿的东西，科技、资本、创新领域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文献都是英文的，很多也发源于英国。中西文化在我的头脑里有了一个碰撞，从而培养了我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
留学归国后的李大巍曾在LG任政府关系经理;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报告》杂志任职国际主编;曾在财新杂志和财新传媒工作。职业的关系，他采访过多国政要、联合国官员、诺奖得主及科技、资本领域权威人士，以中国人的视角跟这些智慧的、优秀的人们对话，而可以如此顺畅地与国际大咖们进行有营养的对话，激荡起有深度有温度的观点的火花，李大巍认为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他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学习，那段留学生涯所带来的积累积淀——从思维到心灵再到实践，一脉打通。
“在英国读本科的时候，老师讲课时喜欢鼓励大家互相辩论，老师经常会说我也不知道答案，这种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给了我一个巨大冲击。此外，作为功利主义哲学的大本营，‘边沁主义’滥觞的英国让我学会更好地在理想和行动之间做出取舍，正如量子力学鼻祖普朗克说过：科学里的荣耀归功于第一个说服了世界的人，而不是第一个想到的人。我逐步了解到，你不仅要有思想的力量，还要善于表达并使别人能够认同，既要有思想的高度，也要有极强的执行能力。”
“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改革开放以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不少经济科技领域的大师们纷纷前来交流。中国是一个非常吸引他们的地方，近年来，李大巍的智库曾吸引到了多位诺奖得主来到中国，为思想建设提供智慧之源。近三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给李大巍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皮埃罗，他被媒体称作硅谷精神布道师，也是《硅谷百年史》《人类2.0》的作者，提出了什么叫真正的硅谷精神，以及怎样再造一个硅谷。应当地政府邀请，皮埃罗去武汉、深圳、上海、天津演讲，让听众们感受到硅谷精神，并推广了创意来自生命、艺术、科学、技术四者结合的观点。他的讲学让李大巍深有感触，“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复制硅谷，但都侧重于科学技术，从而造成很多浪费，效率很差，他的布道会给当地政府很多启发。另外他提到硅谷对失败有很强的容忍能力，如今也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下得到广泛接受。”
人工智能女王贾斯汀·卡塞尔也是他山石智库名单里的重要大咖，她是达沃斯人工智能委员会主席，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任副院长，经常在国际重要论坛上进行人工智能演讲。在她的启示下，李大巍对人工智能的前景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当下我们的人工智能很热，但什么是人工智能，怎样发展，有时难免遇到困惑，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她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到各地讲学，有助于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更好地规划，从而在新科技革命中取得胜利。”
抚今追昔，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旨在服务政府决策的各类研究机构纷纷涌现，一时繁荣，用我们现在的称谓，或许可将其称之为“智库”。
在这伟大的具有建设性创新的四十年，在这中国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积累社会财富最多的四十年，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对外开放的、能够吸引全球目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中华民族是个非常热爱学习的民族，我们的政府是极具有学习能力的政府，三、四十年前最初涌现的那一批，当时叫研究室、研究中心、社科院的机构，就是今天智库的早期雏形。它们探索前沿思想、探索西方理论，探索先进实践，为政府大政方针建言献策，让我们打开眼界看世界，在改革开放40年中起到了探照灯的作用。打着那个年代时代标签的智库对今日智库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智库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履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李大巍认为，“每一代的智库需要不同的发展形态，新一代的智库需要更为独立做出研究、需要持续提升研究领域投入、需要不断加大国际化因素。过去四十年,政府、企业不断和‘智囊单位’进行良性互动，吸取精华，未来几十年这样的互动一定会延续下去。”
打造“中国特色创新智库”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此后，中国迎来了智库建设的热潮。新型智库首先是中国的，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是智库发展的核心。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中国要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智库的建设绝不能只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应面向世界，对基础学科、重要社科领域提出关键问题、进行理念先导;要独立研究、专业判断，新时期的智库不但要有“造脑”能力，还要有“造血”能力。
2015年，李大巍创办了他山石智库，今时今日，他动情地回忆起自己的创业初心，“伟大的时代产生创新创造的机会，我看到了伟大中国梦的辉煌前景，也看到了中国智慧市场的无限空间，‘智慧市场’( market for ideas)最早是由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提出的，我认为作为制造业、消费大国的中国必将也是智慧大国，中国智慧市场的国际化有巨大潜力。从我出国留学算起，我积累了15年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做个创业，宏观背景与我个人情况的结合，让他山石智库应运而生。”
从发展现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库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新型智库面临许多制约其自身建设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已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还要在谋断互动机制、智慧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智库运作模式。
作为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始人，李大巍的定位非常清晰，“我们将他山石智库定位成‘智慧市场’的运营商，把国际大咖原汁原味的思想引入国内。要做好‘智慧市场’，就要放眼全球，从宏观角度、从西方哲学史、科技史等角度对科技、资本、创新、人文领域的知识图谱和思想脉络有清晰了解;更要以中国市场的接受做出判断，要做到胸中有图谱，心中有判断。”
当我们问到新时期的民间智库如何在共生与竞争中展示自身的创新特质时，李大巍流露出坚定自信，“智库本身不惧怕竞争，但最好通过创新来避免竞争，要激励一定的创新文化。对于‘他山石’来说，一则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充分珍惜和哈佛、耶鲁、麦肯锡出身的嘉宾的沟通机会，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此外，要激励自由、宽松、容忍的教育环境，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并发扬。我们签约的嘉宾每年都出现在一些最顶级的峰会上，传道授业解惑，必须获得资本的支持和投入。我们很幸运地和与我们有着相同情怀及价值观的优秀投资人吴晓波、唐肖明携手前行，这也是成功要义之一。”
李大巍一直在思考，用怎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我的公益经历让我了解到公益之高尚，我觉得智库本质上和公益是一样的，你是为了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为了个人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公益做得好有助于智库做得好，尤其我们做的是相对独立的智库，公益做得多了，也有助于和中西方思想家达到共鸣。”
最后，对于民间智库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大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政策给了智库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有空间不代表每个智库都能很好地做起来，第一民间智库本身要修炼内功，提升研究能力，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第二我觉得要积极建立并推广‘智慧市场’的概念，市场上有付费、有质量、有定价系统。”
编后语：当许多人在讨论什么样的模式才能使得智库产品更高、更快地诞生，更广、更有效地达成效益最大化，李大巍却不以为然。是的，或许在他看来，“模式”可以借鉴学习，但很难复制和大规模推广。“麦肯锡的理论全世界的商学院都在学习，但半个世纪过去了，麦肯锡还只有一个”。创新，是市场上所有选手的唯一战略，亦步亦趋又谈何创新创造?智慧的产品难以被复制，就像你独特的思想难以被取代，那么唯有，锻造核心竞争力，锻造特有研究方法，突破已知世界极限，向未知世界进发才是获得持久创新的唯一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