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警服，警察林敏明成为孩子们的公熊叔叔
协会工作服上的蓝灰色玩具熊
红苹果公益让爱心越过高墙
他是福建省司法警察培训总部的教官，距离警察近20年。
福建各个监狱的民警如果到总队培训，可能会成为他的学员。林敏明对参训学员要求严格，学员们都叫他林老师、林队。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协会还有个名字叫红苹果公益，协会统一制作的衣服上印着一只带着笑脸的红苹果，“就像孩子红扑扑的小脸”。他们专门给服刑人员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教育、心理、法律等层面的援助。
800名志愿者，70%都是警察
有的孩子小时候见过警察把手铐铐在亲人手腕上，长大后一见到制服、警徽、警车就浑身发抖。林敏明把一只蓝灰色的小熊玩偶挂在协会工作服上。他问孩子：“雄熊叔叔也是警察，你会怕吗？”
他听他们讲学校的事，跟他们聊动画片，也会给他们带印着卡通图案的书包和玩具。那些孩子都喜欢林敏明，他们叫他雄熊叔叔。
2014年6月，红苹果公益正式注册成立。迄今已经建立了12个监狱教育援助中心，登记的志愿者800多名。其中将近70%的志愿者都是警察。
这些监狱民警审核过家属和服刑人员的通信。一位曾经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并最终杀死了丈夫的女犯人，收到了儿子的来信。被亲戚抚养的儿子在信里告诉母亲，自己考上了大学，法律专业，“这所学校您可能不知道”。那是一所北京的211重点大学，就连审核信件的民警林苏都感慨，“太难考了”。林苏猜测，这个男孩选择学法律“也许是因为父母的事情”。
但更多时候，监狱民警看到的信件没有那么鼓舞人心。许多服刑人员的子女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彼此之间寄信“交流坐牢的心得”，讨论刑期和怎样“获得加分”。
一位女犯平时表现很好，改造积极，很少流泪。她哭的那几次都是因为收到了孩子的信。那是一个父母双服刑的家庭，她和丈夫坐牢之后，两个儿子陆续也进了监狱，一个因为抢劫，另一个因为参与了群体打架斗殴。
司法部曾在2005年开展“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问题”调研工作。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许多孩子失去了生活保障。九成以上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在全国未成年人罪犯的总数里，服刑人员子女占了一半。
去年7月，红苹果公益也对福建省18所监狱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这些人平均家中有一两个孩子，共计17922个孩子。这些孩子的辍学率达26.9%，三成有心理问题，超过五分之一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
第一次走访“没经验”，被当成了人贩子
红苹果公益成立前，不止一位监狱民警向林敏明提起过服刑人员子女的境遇。2012年的一个夜晚，一群正在警察训练总队培训的监狱民警把林敏明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服刑人员子女帮扶的可行性。那时，林敏明已经参与公益活动3年多，累计参加志愿服务的小时数已经上千。
“我被大家‘架’起来了。”林敏明回忆，“但回去以后，大家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渐渐把这件事淡忘了，我就牵头把事情做了。”
一年时间里，林敏明利用周末跋涉了两万公里，拜访了100多户人家，入户探访时忙到没时间吃饭。他和志愿者与服刑人员家属沟通，与孩子谈心。
第一次走访是在2013年年底。林敏明和整个团队都“没经验”。车子开进村子，志愿者摇下车窗，打听那户人家的住处。
“去这家干吗呀？他们家的媳妇杀人啦！”村民不愿意指路。林敏明没法子，只好去了孩子就读的学校，找到老师，证明了自己身份，这才找到了那户人家。
那时候，红苹果公益没什么知名度，孩子的爷爷根本不信任林敏明，把他当成了人贩子。那次走访结束之后，还有人打来电话，追问、确认他的身份。
很多孩子都会被家人重点保护起来。柳茵（化名）夫妇因为经济案件入狱时，女儿6岁。小女孩进进出出永远有亲戚陪着，很少见陌生人，家里人怕她“听到闲话”。她变得比同龄人成熟和沉默，很少大哭大笑。
柳茵前年出狱了，但丈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家人的团聚遥遥无期。女儿问她：“你们不知道父亲做的事是错的吗，当初为什么没人拉住他！” 柳茵无言以对。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欠钱不还是要坐牢的，我一定不会这样做。”柳茵说，她16岁出来打拼，自幼居住的小山村几乎没多少人家，没什么人会告诉她，除了杀人放火，还有哪些事也是犯罪。
林敏明打开红苹果公益数据库收集的信息，许多服刑人员提交的愿望里，写的是希望给孩子提供“普法”和“心理”援助。
“给这些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援助，不但能促进孩子身心教育，也能促进社会治理与建设。”林敏明说。红苹果公益成立了一个专家指导委员会，细分为心理帮扶组、社会工作组和法律援助组。林敏明聘来10多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以及儿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专业的导师，给志愿者进行培训。
据林敏明描述，许多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村、县往往“戴着有色眼镜”，不愿意把这样的家庭列在困难名单里。“农村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林敏明记得有一个家庭，母亲曾因产后抑郁自焚，烧毁了屋子，自己也深度烧伤，成了残疾人。父亲开黑车谋生，抢客源与人斗殴入狱。这个家庭因医药费背着十几万元的外债，失去了经济来源，却养着3个孩子，最大的在上高中，最小的还在幼儿园。还有一位患有脑瘤和腿疾的母亲，丈夫入狱，她苦苦支撑，有时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被通知家长，她忍不住会把压力发泄到孩子身上。她时刻担心自己的身体就要撑不下去，到那时，儿子又该怎么办？
为这些家庭争取经济补助，也成了林敏明的工作之一。
“撕掉标签”，警察叔叔变成雄熊叔叔
“我们在狱中开展‘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等活动，联系司法部门帮服刑人员孩子解决各种问题，协调民政帮这些家庭申请低保救助的‘兜底’工作，请教育部门陪伴教育孩子，联络共青团‘入户探访’……”林敏明一个一个地数着。
这些事情，他用警察的身份没有办法做到。他开始“撕掉标签”，“不用名字”，警察林敏明变成了雄熊叔叔。
雄熊叔叔和红苹果公益为这些孩子筹集善款，结对捐助，在福建省的10多所监狱举办了亲情拓展营活动。与每月一次、隔着玻璃的常规亲属会见不同，在红苹果的亲情拓展营里，服刑人员可以抱起自己的孩子，亲亲他们的小脸。
用福清监狱监狱长林明飞的话说，对服刑者日常管理，“约谈100次的效果，都不如让他参加一次红苹果的亲情拓展营”。
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由漳州监狱教育援助中心和共青团漳州市委共同举办的父亲节、端午节活动中，一位父亲在入狱将近3年后，第一次见到女儿。他被捕时，女儿刚学会走路，小小的人儿总爱跟着爸爸。如今，小女孩看着眼前陌生的脸，把头埋进妈妈怀里，谁来哄都不理。父亲坐在旁边，眼泪一颗一颗地落。
截至2017年12月，“红苹果公益”共援助3360多人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覆盖至全国322个县市；挽救了辍学儿童35人。到目前为止，在册帮扶的1473个未成年人当中，没有发生辍学和犯罪的现象；帮扶后出狱的140多个服刑人员没有一个再犯罪。
“我要是能帮到他们更多一点就好了。”
林敏明也有觉得遗憾的例子，一个男孩已经十六七岁了，父亲在服刑。志愿者几次上门都没能见到孩子本人。后来林敏明听说，那个孩子也违法入狱了，而且是“二进宫”“三进宫”。
“如果我们能在他犯错误之前见到他，给他提供帮助和疏导，也许就不是这个结果。”他说。
由于事实婚姻和超生等问题，许多孩子没能上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学上。一个接受帮扶的孩子户口迟迟办不下来，志愿者足足跑了12次，才把户口问题解决了。
“还有200多个没解决。”林敏明把这件事搁在心上，他打定主意，今年要把这些孩子的户口都“落了”。
逢年过节，都会有小礼物送到孩子手中。许多孩子回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到礼物。林敏明“无法想象”会有这么多小孩从没有得到过礼物，他的办公室里，来自服刑人员、家属和孩子的信件，装在档案夹里，搁了满满一柜子。
有的孩子倾诉被同学欺负的经历，他哭着回家想要找爸爸，反而被妈妈训斥。有的孩子担忧外公外婆的身体，想快快长大，帮忙分担。有的孩子喜欢唱歌，在来信中倾诉想成为歌唱家的愿望，但“家里没钱，我的梦想可能没有了”。
“我要是能帮到他们更多一点就好了。”林敏明感慨。
他曾前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参加高级公益慈善领导人培训课程，见到了很多国外的公益人士。他问他们国外有没有类似红苹果这样的机构，对方说不了解。
林敏明自己在网上查，查到美国有一些小公益机构，帮扶面较小，大多只是提供心理辅导之类的援助。他猜是由于国情不同，需求不同。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的事情上，他找不到太多可参考的例子了。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踏出去，都不知前路如何。
红苹果公益的资金仍然捉襟见肘，需要帮扶的孩子2000多个，每人每年补贴1000到3000元，对这些家庭来说杯水车薪。
但林敏明对未来很有信心，这个群体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他希望“红苹果模式”能推广到全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家大型公益平台推送了关于红苹果公益的新闻，点击量一夜之间达到“10万+”，第二天一早，募捐数额就超过了7万元。
整整一天，林敏明每隔一会儿就忍不住刷新一下。看到数据飞涨，他的眉眼也飞扬起来。那意味着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得到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