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国防科技大学贾珍珍，原题目《影响世界的DARPA》；请注明转载来源
技术优势一直是美国引以为傲的资本。
然而，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的成功升空，给了美国人极大震撼。为了应对重大技术威胁，1958年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成立国防先期研究项目局（DARPA）。自成立以来，DARPA始终秉持“保持美国技术的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的宗旨，取得了不凡成就。改变作战样式
颠覆性技术在实战中所展现出的特征只是技术创新的冰山一角，而其颠覆性的军事影响却预示着未来作战样式的发展趋势。DARPA在技术创新上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其项目的研发不但蕴含了对技术发展走向的预见，也反映出对未来军事作战的超前判断。
1974年，DARPA提出有关隐身技术的构想；1975年，DARPA要求诺斯罗普和通用动力公司进行名称为“哈维”（Hervey）的轻型隐身战斗机试验机计划研究；1976年，洛克希德公司战胜其他对手，赢得计划合同，并将设计的原型机命名为“深蓝”；几经波折，终于，F-117隐身战斗机于1982年交付美空军，由此开创了隐身战机的新时代。又如在很多科幻电影中，激光武器都出现在战斗机或航天器上。现在，这种技术越来越接近于现实。近期，DARPA就宣布，他们刚刚成功完成一种科幻武器的首次测试，这种激光武器被称之为高能液体激光区域防御系统，它最终可被应用到无人机或战斗机上。另外，在去年的“短距宽视场极高灵敏度电控光发射器”项目上，DARPA则是通过非机械方法在芯片上成功实现了突破性的非机械光扫描技术，从而为新型军用和商用微型化、低成本的稳健激光扫描技术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
战略眼光与机构支持构成DARPA持续创新的关键，一方面，在防止并创造“技术突袭”的使命驱动下，DARPA摆脱军事任务的束缚，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高风险的项目研发上，从而获得比传统项目研发更高额的回报；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不遗余力的支持，使DARPA能够在拥有某些“特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创造颠覆性技术的优势。
引领技术潮流
从成立之初的太空任务，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隐形飞机及互联网前身的缔造者，DARPA骄人成就的取得使其在填补美军技术空白、引领世界技术潮流上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
DARPA在进行军事技术研究上的特点如下：一是强调“创造需求”式的主动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中关注对于军方未来潜在需求的感知，而不仅仅满足于军事的现实需求。与传统的“满足需求”式的被动创新相比，它除了需要通过攻防体系的评估、军事需求的定位来预知未来一段时间的军事技术外，还要创造出能够引领未来军事走向的颠覆性军事技术。二是注重“信任文化”的创新管理，这充分体现在它的结构特点与创新精神上：从结构来看，DARPA的机构设置呈现出典型的扁平化特征，在项目经理与DARPA局长之间只相隔一个中间管理层——业务处长，如果项目经理想要资助某一项目时，只要通过自己所在的部门的业务处长和DARPA局长两个人同意即可。因此，DARPA的项目经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去选择和资助他所在领域的有关的创新研究项目。从创新精神来看，由于DARPA对于颠覆性技术的青睐，其“高回报”创新成果的背后更多的是“高风险”的财力与精力耗费，为消减创新人员对“高风险”研究的“后顾之忧”，DARPA建立起一套“允许失败”的创新精神保障制度，从而使得创新者不必在精神上受到失败的困扰，进而影响到可能的创新实现。
提升生活质量
科技进步为人类探索未知领域开拓了全新空间。以计算机技术为例，早在1963年，DARPA新成立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利克莱德就曾在他的备忘录中预言，有一天，计算机领域的继续进步发展将取决于计算机互联的能力。1966年，时任办公室主任泰勒发现，办公室里的每台计算机都有自己的语言，需要不同的终端、不同的登录程序，而且无法和其他计算机通信。因此，泰勒指出，需要一种能使计算机之间互相连接和通信的方式。1969年，DARPA资助ARPANET（即“阿帕网”）网络项目，该网络把位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位于圣芭芭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位于盐湖城的犹他州州立大学的计算机主机以分组交换技术联接起来，这便是今天互联网的雏形。
如今，DARPA用富有创造力的笔触描绘出的不只是互联网，还孕育了一个建立在高速率、大容量、低功耗、低成本基础上的庞大个人计算机产业，并进入了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DARPA将人类智慧融入创新技术之中，从而对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提供技术基础，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所言：“DARPA资助了计算机科学和技术领域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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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远虑”与“近忧”
■陈 杰 王卫华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回顾美军的发展历史，以技术进步助推军事竞争，美军走在了世界各国军队的前列。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威胁，美军总是心存忧患，担心失败，二战以来，美军不断保持、培养军事技术优势，并以此为发力点，启动了三轮“抵消战略”。历次“抵消战略”中，美军都将眼光瞄准“下一场战争”，将自身军事科技力量的优势发挥至极致，进而遏制对手。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是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当今世界，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持续发展，武器装备、作战方法、战争样式、军事思想、组织指挥等都在出现革命性变化。从第一轮“抵消战略”中发挥核武器优势，到第二轮“抵消战略”中发展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再到最新一轮“抵消战略”中利用技术创新来维持军事优势，美军在发展中对远虑与近忧的重视，值得我们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出人意料地提出了退役，理由是“我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无独有偶，伊拉克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准备调这场战争的总指挥、中央司令部司令克拉克到国防部工作，克拉克同样提出了退役请求，理由也是“我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美军两位高级将领认为不能适应“下一场战争”，他们对未来战争表现出的忧虑折射出美军持久而坚定的“忧患”文化。近年来，在海湾、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多场局部战争中，美军不断试验了新的作战理念、运用了诸多新武器，实现了每场战争都有新变化，让对手防不胜防、措手不及。然而，美军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不断在实战中总结反思，用自己的“盾”抵挡假想的“矛”，用自己的新“矛”击别人的“盾”，在这种反思、总结、创新中不断超越自己。
历史与现实都启迪后人：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失去创新力的军队，无法永立潮头。新军事变革是个持续创新的过程，创新力才是有长远意义的战略能力。正是这样，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才会在2014年9月向国防工业部门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即美国要想在海洋、天空和太空——更不用提网络空间——获得优势地位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
美军创新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成功的军事变革，不在于已经采取了多少新的技术装备，重要的是看有没有建立起灵敏的军事创新体系，是否掌握了战略规划的科学思路与方法，使军事变革常态化、制度化。保持忧患意识，正视“远虑”与“近忧”，培养创新文化的发展，更值得研究与借鉴。
影响世界的DAR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