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表示，5月到6月正是长江中下游鱼类重要繁殖期，充分利用腾空库容的时机和流量，依据生态调度目标对象的生态需求，优化调度方案，从而提升生态保护效益。
“‘四大家鱼’既是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对象，也是产漂流性卵鱼类的典型代表。因此，生态调度不仅能保护‘四大家鱼’优质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同时能促进相似习性的其他鱼类繁殖。”黄道明认为，生态调度有利于长江中下游鱼类自然种群的恢复，并能与正在施行的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互为补充，有利于长江中下游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修复。
多年监测数据显示，长江“四大家鱼”产卵规模显著增加。2019年生态调度期间“四大家鱼”繁殖规模约30亿粒，是2011年首次进行生态调度时的50倍。
记者了解到，生态调度试验要对典型鱼类自然繁殖所需要的水文水动力学条件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依据生态调度效果监测，不断优化技术参数，统筹防洪、发电等多种调度，形成协调有效的常规生态调度方案与机制。
“生态调度当前的难点在于，需要通过大量的基础性研究了解不同水生动物繁殖对水文水动力条件的诉求。”黄道明还指出，生态调度方案制定需以目标对象的生态需求为基础。“例如一些产粘沉性卵的鱼类繁殖孵化与‘四大家鱼’不同，它们需要相对稳定的水位涨落。此时水库发电应采取基荷发电调度，减少水位波动，促进生态效益。”
如果说生态调度试验是为长江水生生物繁殖打造舒适的“产房”，那么增殖放流就是直接为长江生态家族增添“新成员”。
据介绍，放流站的地点一般根据鱼类的分布状况和生境条件进行选择。由于集中放流的鱼苗会成群活动，在局部环境的选择上，会避开凶猛性鱼类和天然敌害密集的区域，防止鱼苗被“团灭”。当前主要采用标志放流的方法，跟踪研究被放流种群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结构中的变化，不断优化方案，最终达到种群自我繁衍的目标。
截至2021年11月，丹江口水库已累计放流鲢鱼、鳙鱼、草鱼、青鱼、鳊鱼、中华倒刺鲃、团头鲂等鱼种170万尾鱼苗，大大增强了受保护物种的自我修复能力。
“长江的生态功能要依靠水生生物的生态过程来实现。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生物结构的辅助措施，增殖放流有利于恢复和提升长江生态系统的韧性。”黄道明说。
岸线整治：
优化利用 复绿于人
在江苏南京，八卦洲环洲岸线郁郁葱葱，仿佛为这座长江第三大岛佩上一条“翡翠发带”。
八卦洲坐拥3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自2000年以来依托有利地形发展造船产业。据了解，八卦洲南岸不足4公里的岸线上，曾聚集21家船厂，高压泵喷砂污染空气，过度密集的产业布局和粗放的发展模式，一度使这座昔日的“江中绿岛”黯然失色。
2018年以来，这里的生产岸线逐步被清退。到2020年底，21家船厂全部拆除，通过覆土植树恢复8.8公里的长江岸线，湿地景观取代了厂房车间，“江中绿岛”重新焕发了光彩。
八卦洲的故事并非孤例，这提示着治江不仅要向水发力，还要治岸之乱。
“长江干流岸线清理整治的工作难度较大，”长江委河湖管理局副局长谢作涛说，“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涉及司法诉讼或经济纠纷，有的涉及跨区域管理职责不清，情况十分复杂。”
自2017年起，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历时近4年，共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构)筑物面积238万平方米，腾退长江岸线长度162公里，完成滩岸复绿面积1225万平方米，2441个涉嫌违法违规项目已全部完成整改。
“硬骨头”是如何被啃下来的？谢作涛表示，河湖长制平台在长江岸线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长江委会同流域内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起河湖长制协作机制，通过跨区域议事协商和协调协作平台，构建起长江流域河湖管护长效机制。
“许多省份通过河长会议、省级河长巡河、暗访督查等形式，督促地方整改。”谢作涛表示，在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中，各省区市明确由地方河长总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组建专门的执法组和工作组，落实整改责任。
由乱而治，长江岸线清理整治的实效十分显著。长江干流沿线释放出的岸线空间，大多进行了复绿建设。从砂场林立、码头交错到河畅岸绿、优美整洁，沿江百姓获得了更多亲水空间，在江边闲庭信步已经成为幸福生活的常态。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加快完善长江流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体系，强化岸线分区管理和用途管制，并充分运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技术，实行河湖空间的动态监控和涉河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监管。”谢作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