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从中医传统的“疫病”理论来看，中医药应对病毒变异是不是更有优势？
张伯礼：确实如此。中医药的可及性是中医药治疗新冠疫情、治疗疫病的最大优势。一些新发急性传染病，往往病原体或者病毒并不清楚，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相关疫苗，这种情况下，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它是“辨证论治”的，病毒侵袭人体，有哪些表现是治疗的关键，我要调整不适的状态，叫“辨证论治”。
而在调整的过程中，中医实际上帮助人体激活了免疫功能，还是调动了人体自己抵抗病毒的机能。本质上说是这样的治疗机制。所以，不论是什么病毒引起的疾病，中医都能够第一时间上手。几千年来，中医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次（天津疫情）我们总结的“先证而治”、“截断病势”也是一个经验。还有，我们这次总结的治疗康复一体化无缝对接——上午是治疗，下午就可以转到康复病院，直接进入到康复阶段等等，有很多的好经验。
并且，中医药方便可及，只要开出方子，把药抓来煮出来，病人立刻就能喝上药。现在我们就更快了，有了配方颗粒，拿出方子以后几分钟把药调好，方便可及。同时我们开的这些药，因为针对病人证候的效果都很明确，效果立竿见影，让病人在治好病的同时得到了心理抚慰。这种恐慌对人的伤害很大，如果能吃到药，症状减轻了，病人有了信心，这种恐慌就会大大的减轻。
中医药的及时性、方便可及，并且（病人）依从性好，都是非常宝贵的，给治疗赢得了时机。所以我总说，我在宣传中医药有疗效时，不是给中医争名争利，而是让这种好的治疗方法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救人于危难之中，赢得治疗的时机。先把生命保住，抢出时间来，我们研究疫苗、研究特效药才行。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方面有它自己独到的优势，特别它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的价值，这点非常珍贵。
澎湃新闻：这两年的战疫中，中医药的效果有目共睹，相关研究也一时井喷。那么现有研究总结出了中医药的哪些作用？
张伯礼：从武汉抗疫以来，包括后来（本土）多点散发，一直到现在奥密克戎多点爆发。中医药一直在参与救治，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在海内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研究也做了很多，特别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都立了专项开展这相关研究。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组织专家们对以往的资料进行了回顾和小结。
应该说，中医药治疗对于改善症状这点是非常明确的，特别对发热、咳嗽、胸闷、憋气、乏力、倦怠这些症状，特别是在恢复期，病人潮热多汗、心悸等症状，都有明确的效果。这些有大量的数据证实。
第二个就是控制转重率。很多病人服了中药以后，很快控制，不会转为重症，这点优势也很明显。之前在武汉时，江夏方舱医院收治了五百多例患者，经过治疗以后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方舱，普遍使用中药以后，转重率也比较低，基本在2%到5%，而国际上报告一般是15%到20%，国内的报告一般在10%到15%，中医药治疗只有2%到5%的转重率，这是武汉的经验。后来，不管是从北京新发地、新疆、大连、通化，还是后来的石家庄、南京、扬州等多地疫情报告来看，（中医药）整体上都能够控制转重率。多个研究都显示这点，控制转重率，这个作用很明确。
此外，对于恢复期的治疗，中医药能够改善恢复期的症状。两次核酸转阴后，病人就可以转去康复了，但是他的病并没有完全好，有的肺部还有炎症，有的免疫功能还比较低下，有的脏器损伤出现了心悸、肝脏的肝酶偏高等症状，这些损伤的症状也在逐步恢复。中药对控制复阳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吃中药跟不吃中药，复阳的发生率差别非常明显，所以中医药对防止复阳也有一定的作用。
澎湃新闻：请问现有研究是如何解释中医药发挥作用的机制的？
张伯礼：对机制的了解是逐步深入的。在武汉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我们宏观地、笼统地说，中医药治疗改善了症状，是调节了免疫功能，因为病毒到机体，诱发了机体的炎性反应。适度的炎性反应是必须的，机体可以靠炎性介质把病毒杀死，但是过度的释放就会引起炎症风暴，导致病情由轻转重。所以控制免疫反应，不要让它过度就是治疗的一个关键环节。
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有海外媒体问我说，“中医关注证候，怎么治病？”当时我解释，一个房间里有些垃圾，垃圾招了虫子了，西医的通道就研究杀虫剂怎么杀虫子。中医既不研究杀虫剂，也不研究虫子，我们研究这堆垃圾，把垃圾清理了，屋里干净了，就没有虫子了，也就也不用杀虫剂了。这是一个通俗的比喻。
武汉回来以后，这一年多我们一直在开展机理的研究。现在证实中医药是通过多靶点的综合作用，发挥综合效益。第一点，中医药主要是调节免疫，主要是调节白细胞介素-6，让炎症风暴不要过度。我看到的十几个相关实验，包括中医单位做的，也包括西医单位做的，甚至一些综合性研究所、大学做的，结果也都是如此，分析了中医药的主要作用是免疫调节。
其次，（中医药）还有对病毒本身的抑制作用，包括钟南山先生的团队也做过连花清瘟研究，它对冠状病毒有一定的抑杀作用。还包括对脏器的修复、保护、促进炎症吸收等作用。所以中医药还是通过多个药效物质，发挥综合作用，机制大致是如此。
这些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在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等，都发表过此类内容，现在研究还在不断深化中。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团队都致力于研究中医药的机制。为什么打开中医药的“黑箱”、说清讲明原理这么重要呢？
张伯礼：现在对于中医药的疗效，大家基本认定了。如果我们把机制说清楚了，我想大家就更能了解它为什么会起作用，也就会更自觉地应用它。对于理解了的东西，可以更深刻地感觉它、更自觉地去应用它，在这点上，做机理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总书记要求我们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作用机制，我们正在落实这一点。
澎湃新闻：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经过这两年的实战检验，对于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我们探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张伯礼：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抗击疫情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实际上我们的治疗从始至终都是中西结合，武汉时期，虽然是带中医的方舱医院，但是我要求必须把标准化治疗方案中所有的西药、还有一些急救的西药都准备充分，这样病人才有保障，我们才有信心。这些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不备。
同时我还让救护车准备好，一辆救护车二十四小时待命。如果这有重病人，可以随时用救护车转到医院里去。医院我也提前联系好，要留有床位，还有呼吸机、移动CT等都做了充分准备。
西医的诊断、西医的救治特别是呼吸支持、循环支持，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重症的患者一定要中西医结合，用西医的循环支持来保住病人的生命，而中医药去帮忙解决一些棘手的病理阶段或者是环节。
比如有的病人上呼吸机了，氧的流量也很高了，但是血氧饱和度就是上不去，长期血氧饱和度比较低，并且还波动。这种情况下，大夫就很着急，长期低氧状态会引起很多并发症。中医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就是用生脉饮、独参汤，给药后，病人先是血压不波动了，然后慢慢地两三天血氧饱和度就可以达标了，再巩固两三天就可以脱机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像肺部有炎症的病人，用抗生素、用少量的激素控制不理想的时候，加一点清热解毒的中药注射剂，如热毒宁、痰热清也会有效。
澎湃新闻：您今年的建议里也关注到了经典名方的转化问题。请问您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可以推进？
张伯礼：这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推出的中药新药研究方面的一个新系列，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中医几千年来人用药的经验最为宝贵，这点是老外们都非常羡慕的。他们发现一个新东西，往往要从头研究，都得从实验室先研究，再动物实验，最后才到临床，要很长的时间。而中医药有几千年的用药经验，文献浩如烟海，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进行研究，就叫做守正创新。这样研发出来的药，往往疗效更加可靠，安全性更好。同时也可以用于一些没有药物的新病症，很快推出药物。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审批的法规方面，在品质质量控制方面，特别是从中药汤剂转化为颗粒剂方面，还有很多技术标准需要研究。这个研究不能是“拍脑门”，也不能单凭一个品种来讲，要不断地去进步、不断地去完善。
澎湃新闻：在我们的中药新药审评审批机制中，如何更好的引入人用经验？
张伯礼：人用药的经验浩如烟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些文字上记载的东西，有的是比较可靠的，有的可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何把这些进行分析归纳，有一套方法学，也有一套经验，里边有很多科技含量。作为整个审评的重要一条，如何评价人用药的经验很重要。所以国家药监局成立了专家组，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出版了经典名方的名录，一批一批地推荐名方，还要经过专家非常严肃认真地评审，做好高质量的经典名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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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