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的使者》
多
依旧
”。
冬天的麦田和墓地已经连在一起了
四棵凄凉的树栽在这里
昔日的光芒倾泻到倾诉中，在马外裂开了。
分开了，仍然
你父亲用你母亲的死创造了他的天空
把他的死作为你母亲的墓碑
你父亲的骨头从高山上下来了。
仍然是
所有的星星都在经历这个世界。
埋在后院的一块碎玻璃都在说话
为了再也不见面的理由，说
仍然，仍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诗歌运动，朦胧的诗歌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角。这个新出现的诗派成为中国当代中国诗史上不可隐藏的一页，打开了中国诗的各种可能性。朦胧的诗派诗人随之兴起，他们的名字也随着朦胧诗派的普及而广为人知。
他们中有食指、北岛、阿城、芒克、抒情等，通过琐碎的形象含蓄地表达了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和蔑视，善于开拓现代形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朦胧诗派的诗人是追求光明的一群人，是对光明世界抱有强烈渴望的使者。就像一群提着灯的狮子。
世界七八十年代是个迷人的时代。那时，大师们都很清新，诗人们的诗也才刚开始酝酿。回顾那个时代，好像看到一盏灯连续亮起，拿着灯的人慢慢往前走。
这些都记录在《持灯的使者》这本书里，书中不仅有食指、抒情、Doto、九等朦胧诗人的事迹，还往返于白洋淀、杏花村、北京胡同，创作了经典的梦龙诗。还有他们这一代的诗歌记忆，通过不同作家的笔迹可以找到共同的诗歌阅读体验。
比起16年前的初版，今天在《持灯的使者》中增加了10多万字，真实地再现了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热情，回到了诗歌的精神家园，让读者更加接近朦胧的诗人和艺术家。
我们一起回忆写诗的80年代吧。
题目：提灯的狮子(赠送版)
作者：油画篇
标价：68元
生活、书籍、诗歌
射门
姥爷竖起手指，诱惑我学美丽的“童谣”。清明节下雨了。他读了两遍，走进里屋去拿烟，出来的时候看到我的一只脚从门槛上跳了下来，区里不知道酒吧在哪里，牧童远远地指着杏花村。他吓得立即决定和外婆一起去街头扫盲班启蒙。每当婶婶婆婆们考试的时候，我总是搬凳子，站在大圆桌边，说：“别慌，外婆，我来救你！”大声叫道。“老师的笑容之一，她好像不相信外婆现场考试满分和4岁的淘气鬼有什么关系。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开始读课外书。我的座位也渐渐从后面移到前面。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我不明的书本习惯在家里开始引起恐慌，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就去走廊、门后、衣架上搜我，每次都能把我和罪证一起抓起来。舅舅、阿姨们都喜欢读书，书的来源多种多样。不管他们对我怎么戒严，我对各个房间的突袭总能成功。中学的时候，我的图书馆卡都已经是很长的外国书名了。班里有人问我：为什么只看外国书？a:中国的书已经看完了。所以专门开了班会整风，批判了我的鄙视民族文化。当时提到的中国书是指《敌后武工队》等。但是《西游记》 《三国演义》 《聊斋故事》等书我也很熟悉，就是外婆每天晚上哄我睡觉的时候说了无数遍。
我的写作成绩一直很好。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故乡的一天》被评为模范文评，黑板上抄满了“异想天开”、“树影斑驳”。老师很兴奋，我也很高兴。可怜以后，我反而要花相当大的力气纠正滥用辞藻的不良习性。初中一年级作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虽然努力完成了初二学期的考试，但成绩是47分，作为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典型。对我作品的声讨似乎从11年前开始。
十三岁前我经常参加朗诵会，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诗外，我没有读过诗。我还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到写一首范文班白的吴彦短诗，并在学校刊物《万山红》上发表的。所以得意了几天。
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这可怜的文化水平却是我的重要基础，让我自觉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包括后来在农村每天学五个字，帮助我在表达的时候有更大的灵活性。(约翰f肯尼迪，教育)我认为，对语言艺术着迷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性)和掌握是致命的。"让诗人找到那几个唯一正确的字的唯一正确的安排方式。"(托尔斯泰)
学生时代像万花筒一样转：夏令营、生物角、歌唱比赛；未来和理想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闪闪发光，好像只要不断前进，就能把天边的晚霞抱在怀里。我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我的老师。跟着生物老师跳到潮湿的洞穴采集蕨类植物，从此我克服了害怕黑暗的胆小心理。每天午饭后，在山丘上的音乐室里，我屏住呼吸，看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满是水。
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淌；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站在那颗星星的照耀之下，我至今还觉得那手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有次我大哭了一场，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据说是惩罚他的“母爱教育”。但是，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时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在我的肩上，我顺手一摸，是颗热乎乎的弹头。上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尽管还有噩梦，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阴暗的河流。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收拾些衣物和食品，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走进另一个充满呵斥、白眼的噩梦。
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真相来。只有书籍安抚我。
一九六九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将英语课本（我的上大学的梦）和《普希金诗钞》打进我的背包，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走向异乡。月台上、车厢内一片哭声。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
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唱过吉他郁悒的乡思；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于是，我拿起了笔。
那三年内，我每天写日记。回城之前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发表在《榕树文学丛刊》散文第一辑上。
我拼命抄诗，这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
另外是信。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最大的享受。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我曾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敬神；我还很困难地读了《美育书简》《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理论书，又很轻松地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朋友们的强调，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杭大桥散步，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回到小山村之后，我写了这首诗给他。（《寄杭城》，发表在《福建文艺》一九八○年第一期）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古榕树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没有思想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寄杭城》是我已经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不少青年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因为：假如没有友情（我的心至今仍像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没有历史、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儿歌”，很可能，我不写诗。
“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矗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碑。”任何最微小的成功都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和积累。
一九七二年我因独生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我常常在冷寂的海岸边彷徨：“从海岸到礁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黎明，多么骄傲我的心！”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感到“沉沦的痛苦”，但“觉察的欢欣”正如青天的绿叶一样，不引人注目地悄悄流向枝头叶脉。
这种觉醒是什么呀？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一九七三年我到建筑公司去做临时工，当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我心甘情愿地一点一滴磨掉我的学生腔。听老师傅叙说生计艰难，和粗鲁的青工开玩笑，在汗水溅下嗞嗞响的水泥预制场上，操过铁锹，掌过振动器。夜班时我常常伙同几个淘气包摸到邻近的盐田刨地瓜，就放在铁壶里烧。咸嗞嗞的煮白薯并不真的那么好吃，我高兴的是再没有人因为我的眼镜和挎包里的书而轻视我。使我能安静地利用午休那一个小时，躺在臭烘烘的工棚里，背垫几张潮湿的水泥袋，枕在砖头上看完《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
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桦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我只是偶尔写诗，或附在信笺后，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给我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它们很多都已散失。也许有人要责备我没有写熔炼炉和脚手架的诗（我试写过，只是写得很糟），是的，当我的老师傅因为儿子的工作问题在佛寺的短墙边卜卦，我只是和满山的相思树，默默含着同情，在黄昏的烟雨里听了又想，想了又听。我不会朝他读破除迷信的诗；我宁可在休息时间里讲故事，用我自己的语言，选择适当的情节，讲《带阁楼的房子》《悲惨世界》，并不天真地认为，我的诗能抵达任何心的港湾。
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一九七五年，由于几首流传辗转的诗，我认识了本省一位老诗人，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是他对生活执着而不变的童心，使我尊敬和信任，哪怕遭到多少人的冷眼。他不厌其烦地抄诗给我，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德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1/2+1/3=1/5”的教师比比皆是，而我却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我又一次感觉到现实和理想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无垠的大海，纵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我写了《船》，老诗人立即写诗回答：“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这两句诗至今还压在我的玻璃板下。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扶持旁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
一九七五年前后的作品基本上是这种思想。这一年我在织布厂当过染纱工和挡车工，一九七七年调到灯泡厂当焊锡工，一直到现在。我的体质从小就弱，所做过的工作都相当累人，以致我痛苦地感觉到有时我竟憎恨起美丽温柔的鹭江水，因为它隔绝我，使我比别人要多花半个小时去赶渡船。上大夜班时，我记得星星苍白无力，仿佛失眠的眼睛，街灯刺球似的转动在晨雾里。不少人以为我养尊处优，所以当有位朋友在一九七六年写信给我：“正是鼓浪屿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回答他：“不知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
我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正上夜班，我很想走到星空下，让凉风冷却一下滚烫的双颊，但不成，我不能离开流水线生产。由于常常分心，锡汁淌到指间，燎起大大小小的水泡。这首诗被诗歌编辑批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看样子，只有“银梭飞舞”的东西才是青年女工的感受啦。
至今，我总还纳闷着：青年女工的感受谁最有权力判断呀？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作为一个青年女工度过的那些时辰。每逢周末晚上，我赶忙换下工作服，拧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的朋友们到海边去，拣一块退潮后的礁石坐下来。狂欢的风、迷乱的灯光，我们以为自己也能飞翔。然而幻想不能代替生活，既然我们不能完全忘记它，我们只有把握它或者拥有它，沉重的思索代替了早年那种“美丽的忧伤”，我写了《流水线》。
《流水线》已经挨过还将遭到不断的批判，就连肯定它的人也要留一个“局限性”的尾巴，因为“它没有焕发出改变现状的激情”。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在一些名著的前言后记中常见到的我国理论家的发明：某作家无论多伟大，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千篇一律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找到革命道路，等等。然而，天才不是法官，不是巫师；艺术不是仙丹灵药。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
我从未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只是为人写诗而已。尽管我明白作品要有思想倾向，但我知道我成不了思想家，起码在写诗的时候，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信任思想中的加减乘除。
一九七七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正是这首诗令我欢欣鼓舞地发现：“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在我们这块敏感的土地上，真诚的嗓音无论多么微弱，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我不想在这儿评论北岛的诗歌，正如我将不在这里品评江河、芒克、顾城等人的作品一样，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我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间简直不敢动笔，我现在远不认为他们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派”，他们各有区别，又有共同点，就是探索精神。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有志气的青年一样，比较自觉地把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勤奋和富于牺牲精神使我感动。
现在常说的“看不懂”、“朦胧”或“晦涩”都是暂时的。人类向精神文明的进军绝不是辉煌的阅兵式。当口令发出“向左转走”时，排头把步子放小，排尾把步子加大，成整齐的扇面形前进。先行者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
一九八O年十二月七日
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
多多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一九七○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尤涅斯库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其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一九七四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经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一九六四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一九六九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七十三周年诞辰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一九六八年晚秋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蒂的《人的远景》。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由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三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一九七二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革”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音（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一个自郭路生以后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辞藻的特点，而依群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地，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地，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他十五岁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一九七二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一九七三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到了一九七三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惘。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结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他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儿歌唱。如果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一九七三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郎郎一代，属于从六十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一九七三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只要
你学会
从姑娘的嘴唇上
索取诺言
你
便可以和爱情
走遍天下……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除了酒
还是酒
二十岁以前
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着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地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一九七四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两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一九七○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来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一九七三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统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一九七八年，《今天》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