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浩
编辑/沙利王
林书媛凝视着前面的这个男人。身高1米75米，长相普通，在离当地100多公里的邻近城市工作，没有在县城买房的——异地，没有房间，显然不符合林书源的相亲要求。
但自从认识以来，这个男人每天坚持不懈地给她发微信、打电话，让她感受到了已经好久没有过的来自异性的主动示好。自从过了28岁之后，县城里那些曾经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越接近30岁这一“大限之期”，她就越发感受到自己在相亲市场上备受冷落。“实在不行就这个吧”，林舒圆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次约会，她本想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人交谈的时候，对方递给她自己的手机，让她翻看上次一起出游时合拍的照片，看着看着，她突然忍不住，点开了手机里的微信对话框。接下来，她看到了这个男人和同事结伴去嫖娼的聊天记录。
林舒圆当场质问对方后扬长离去。接下来的几天，对方威胁说要自杀要跳楼，并且用玻璃碎片割破自己的手腕，拍照给林舒圆看，在发觉林舒圆完全不为所动后才慢慢消停下来。
在县一中做初中老师的林舒圆，则继续背着县城“剩女”的标签，照常上下课。
林舒圆在县城教书的学校
县城体制内大龄未婚“剩女”，已经成为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早在几年前，学界就已经注意到县城“剩女”这一在话语场中失声的群体。2019年，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以她深入调研的D县为例，这一县城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这些女性中，30岁以上未婚的有248人。不仅县域政府的各级机关单位存在着未婚的大龄女性，在教育系统中，大龄未婚的女老师也比比皆是。
而在前不久，一位毕业于985院校的“95后”女性回到家乡——江西某县城后，发现她想找到一个三观匹配、有本科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同龄男性比在县城就业还要难上百倍。她吐槽县城找对象难的视频迅速走红，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开始被大众所知晓。
县城“剩女”
林舒圆所在的这座县城位于河南东南部，2019年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1991年出生的林舒圆，在幼年时，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县城下辖的一座村庄里。当地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每家每户的青壮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林舒圆小学上高年级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常年在南方的皮包厂打工，留下她和小她3岁的弟弟在家。她从十一二岁开始学蒸馒头、烧开水、烫鸡蛋，每天放学后要做好自己和弟弟两个人的饭。
读初中的时候，林舒圆去了县里的全日制寄宿中学。中考时，她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一所位于郑州的中学录取了她并为她减免了学费。高考后，她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一所双非一本师范院校，“女孩子家当个老师安安稳稳挺好的”。
其实她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不满意，很想再复读一年。但父母考虑到她比城里的小孩晚上一年学，如果再复读一年，那么大学毕业就已经24周岁了——24岁，在当时的县城可已经是当妈的年纪了。所以父母劝她，应届能考走就走吧，再往后拖怕影响嫁人生子。
毕业后，林舒圆禁不住父母的反复劝说，回到了县城，一边在私立学校教书一边备考教师编制。
彼时，她的弟弟还在外省读大学，但父母已经开始忙着为儿子攒钱娶媳妇了。按照县城的规矩，适婚青年要想结婚，首先要在县里购置一套起码100平米的商品房。县城房价大概是4500元每平米，即便仅支付首付，也需要20万元左右。之后，还要装修，再买一辆车，又要花上15万-20万。接下来是给女方家庭的彩礼，如果按照村里的风俗，需要20万；如果男方在县城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那可以走县里的规矩，给女方10万元。最后还有三金、婚纱照和婚宴，但这只是“小头”；“大头”是房子，没有房子，一切免谈。
这大几十万元几乎压垮了林舒圆的父母。为了多赚点儿钱，她的父亲在农忙时节从南方回村，侍弄家里的十几亩庄稼。某天高温酷暑之下，父亲突发高血压，晕厥在田地里，从此需要人照料。还在南方打工的母亲不想放弃赚钱的机会回村，于是林舒圆考了乡镇的教师特岗编制，从县城回到村里，一边教书一边照顾父亲。直到三年后父亲身体康复，又离开村子继续去南方打工，她才通过县里选调考试的机会，再次回到县城中学当老师。
弟弟大学毕业后，父母马上付了26万元的首付，在县城按揭了一套房子。但弟弟没有像他们规划的那样考编制、回老家、娶妻生子，而是去了一座新一线城市。县城的就业环境与发展前景也确实不符合传统家庭对儿子的期望——县里最缺人的职业是幼儿教师、保健医和特岗教师，这些职位虽然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但薪资微薄、事务繁琐。在传统观念下，像这样琐碎繁杂、一眼望到头，且需要付出大量情感劳动的工作，都是“适合女生做的工作”。
在村里待了三年再次回到县城时，林舒圆已经28岁，成为了他人口中的“大龄剩女”。她开始频繁相亲。她对男方的基本要求是：有本科学历、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男性数量远远少于女性，“介绍来介绍去，就那么些人，很多男的和我们学校四五个女老师都相过亲。”
拿她所在的县一中来说，大概三百个老师，仅有四五十个男性教师，且绝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师范类中专毕业生，早就已经结婚。80年代之后出生、愿意读师范类专业且选择回县城教书的男老师屈指可数，仅有的几个也早就被县城里条件更好的女性“抢走”。比如一个1995年出生的男老师，23岁就结婚了，对象还是县城重点中学的高中老师；前不久学校里来了一位1999年出生的男实习生，第一天就有好几个人打听他的婚恋情况，得知“人家已经有对象了”。
而在二百多位女教师中，有四十多个都和林舒圆类似，年纪超过30岁还没有婚配，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
“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相亲几次过后，林舒圆发现，县城里的适龄男性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堪忧。
“稍微有点儿志向和能力的男生，都和我弟弟一样去大城市发展了，不会回我们这种中部地区的贫困县；听父母话考回来的大都是女生。”当年县城里和她一起去郑州读高中的十几名同学中，男同学无一例外地在更开阔的天地里打拼。她有时也会后悔自己当年没有选择复读，“我们班复读的都考上了985”；她更后悔的是，没有选择去外面看看，而是在最有生命力的年纪回到了县城。
林舒圆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很多经济欠发达县城里的普遍现象。1993年出生的韩颖萱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县城。在成都念完大学后，她留在当地工作，虽然工资待遇不错，但工作的外包性质在父母看来和体制内的稳定工作相距甚远，于是反复劝说她回老家当公务员。
韩颖萱生活的县城街景
在成都工作五年后，韩颖萱通过考公回到县城，自己原本熟悉的周末逛街、看展、去图书馆博物馆的文艺生活就此结束，县里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基本只有打麻将。对打麻将毫无兴趣的她社交圈子越来越窄，单位里的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衡，且男性全部已婚。
去年，她2000年出生的堂弟考编回到县城做老师，好几个人争着给他介绍女朋友。虽然堂弟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女方都觉得“没关系，先谈着，等满22周岁了马上领证”。为了解决婚姻大事，韩颖萱单位里的很多女同事会选择异地婚姻，比如和相距不远的重庆的体制内男性结婚，但疫情之下，两个人可能好几个月都难见上一面。
韩颖萱的妈妈给她介绍男友
1997年出生的任甜甜大学毕业后考编回到了家乡——彼时的山东某国家级贫困县。父母觉得有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女儿在相亲市场上身价会更高。但很明显，他们忽略了因为经济欠发达，男生普遍不愿意回到县城的现实。任甜甜估算了一下，县里“政府口的优秀男女比例是三比七，教育系统里的可能是一比九”。因为本地体制内男性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单位的男性是稀缺资源，他们也因此更加挑剔，对女方的颜值、家庭、工作和学历要求更高。
任甜甜去相亲，但“在政府上班的”男生没有一个青睐于她。她反思是因为自己身高不到一米六，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家里还有一个念大学的弟弟。毕竟县城里还单身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的独生女太多了，她不是最优选项。
正如欧阳静教授在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后，发表的《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一文中所谈到的：“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会觉得小县城优秀男性不多，是因为1980年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体，与她们同一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的女孩，如果条件好，眼光又高，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挑着挑着，年纪就大了’。女性一旦超过30岁便丧失了择偶的年龄优势，因此，县域中最优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大不了破罐破摔吧”
林舒圆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不算高，她只是想找个“正常”的男人，但她所要求的“正常”，在别人看来就是“较真”“太挑”。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在县教育局工作的男人，第二次见面时，对方向林舒圆说了和他相过亲的县一中其他女老师的坏话，这让林舒圆感到不适。再接触下来，她发现这个男的和她相亲的时候，还没有和前女友分手。后来，她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这个人。周遭的同事亲朋向她打听没看上的原因，她如实说了，别人不以为意，“这有啥，谁不是同时和好几个人聊着？”
被众人数落的次数多了，林舒圆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挑。随着年岁渐长，她把对象的学历要求从“大学本科”降低为“大专及以上”，工作要求从“体制内”降为“有份稳定收入就行”。但因为年过30，她基本被排除出了县城的相亲阵营。她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她，就像他们经常议论学校里一个1985年出生至今未婚的女老师一样。
介绍人追问林舒圆相亲情况
这个女老师长着甜美的娃娃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林舒圆觉得她一定有丰沛的精神世界。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外面下起了大雪，林舒圆在办公室里说，等化雪的时候一定很冷；那个女老师却说，下雪多美呀，我们坐在屋里透过窗户看雪景，不正好可以体会到杜甫诗里“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意境嘛。
这位女老师总是让林舒圆想起顾长卫电影《孔雀》里的“姐姐”，一样的漂亮、文艺、有梦可做——但这一切和县城都太格格不入了。在县城里，到了一定年纪结婚生子是不假思索、毋庸置疑的，女性如果没有在每个年龄节点履行“妻职”“母职”，就会被认为是“挑来挑去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没结婚，意味着没有房子可以住。在这座河南小县城里，“独生女”几乎是不存在的物种。林舒圆身边女性同事的原生家庭配置，基本是一个女孩一个男孩，或者两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她还认识两个女孩子家里都是姐妹四人——在计划生育时代，生到第四胎还没有儿子，也只能不甘心地就此罢休。
但现实就是，父母只会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买车，甚至在儿子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储蓄他们的结婚资金。县城男孩的结婚年龄也相应提前，有的一出生上户口的时候就把年龄改大一两岁，方便早点儿娶媳妇；非体制内工作者可能在十八九岁就进入事实婚姻。他们无需打拼或立业，只要婚房、彩礼钱齐备，就有了在县城里谈婚论嫁的资格。“所以我们这边要是到30还没结婚的男的，大多不正常。”林舒圆说。
但留在县城工作的女孩子，想有稳定的住所就只有靠嫁人。在县一中当老师时，林舒圆的到手工资只有两千多块，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很难凭自己在县城买房。那位1985年未婚的女老师，至今寄宿在县城的妹妹家中。妹妹已经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她每晚就和孩子们睡在一起。但归根到底，她住的房子是妹夫的，所以她需要做保姆兼家庭教师来抵扣房租等费用。而林舒圆则暂住在父母给弟弟在县城买的房子里。她明白，如果弟弟在外面闯够了回来，自己就要搬出去。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林舒圆“还算开明”的父母也会顶不住压力。去年春节，在外工作的父母和弟弟都回了老家。按照惯例，他们不会在县城停留而是直接回村里过年。但是因为林舒圆和弟弟都没有结婚，她的父母现在“不敢”回村，“怕人问他们你家两个大学生都不结婚，是不是有啥毛病？”
多重压力之下，林舒圆身边的很多女性在30大关到来之前迅速结婚，“有的人之前还没对象呢，没几个月就在朋友圈晒结婚证了。”她记得在乡镇小学教书的时候，一间宿舍住了四个女老师。其中一个比她大两岁的老师，在28岁那年急不可待地嫁给了一个在工地开吊车的本村农民工。婚后迅速生了两个孩子，而她的丈夫沉迷于在河边钓鱼，一家四口靠她做老师的两千多块钱过活。再见面时，林舒圆觉得这个女孩就像是语文课本里的祥林嫂，“灰扑扑的，整个人都枯萎了”。
同宿舍另一个女孩，“父亲是开店的，母亲在银行上班，在县城里住别墅，家里开着一辆奥迪”。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退伍军人，在某事业单位吃空饷，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基本不用上班。虽然女孩不愿意，但父母觉得“有体制内的工作算拿得出手了”。没多久女孩怀了孕，马上结了婚。后来，林舒圆听说，这个男的情绪不稳定且好赌，女孩经常被家暴。
“看多了这些，觉得结不结婚也无所谓了。反正我都这个年纪了，大不了破罐破摔吧。”林舒圆说。
县城相亲鄙视链
在山东县城工作的任甜甜觉得，相亲的时候，女孩子最看重男生的三个方面：首先是责任心，“对家负责，对我负责，对孩子负责以及对我们的父母负责，这样才能保证家庭正常运行下去”；其次是经济条件；第三才是身高长相这些外表层面。而县城男孩对女生的要求，排位第一的就是样貌，“因为我有编制，我就要找一个跟刘亦菲一样天仙般的人物”；第二是家庭，“老丈人在本地的资源背景如何，对我的事业能有多大的帮助”；第三才会去看女生的学历、工作这些凭借个人努力所取得的条件。
在县城的传统观念里，男人的责任心会随着年纪增长，年纪越大越踏实沉稳。也因此，离异中年男人在媒婆嘴里是“会疼人、珍惜家庭”。如果经济实力足够，40岁的男人也可以娶到20岁的女孩子。而女生的颜值却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贬值，任甜甜老家的很多人坚信，“女生过了30岁生育能力会急速下降，生出来的孩子基因不太好”。加上县城里，体制内学历高的未婚女性远多于男性，相亲市场天然成了“男方市场”。任甜甜相过一个乡镇基层公务员，虽然对方“家是农村的，长得不好看，就是个专科生，买的房子还不是本县的”，但他自称已经“相过了两支足球队”，还在继续寻找自己最满意的那一个。
在彩礼问题上，男生们也可以讨价还价。县城男少女多，定亲时如果女方要的彩礼数额不在男方接受范围内，男生会马上换下一个。任甜甜相过一个男生，他和前女友在谈婚论嫁时因为彩礼钱谈崩了，于是刚和任甜甜接触就反复询问她想要多少彩礼。任甜甜一再表示就按照本地约定俗成的数额来收，不会开高价，并且结婚的时候会把这笔钱带回他们组建的小家庭。但男生希望任甜甜一家能够签署一份类似于“彩礼保证书”一样的纸质协议，再开启谈恋爱的程序。任甜甜觉得荒诞，表示拒绝，男生就认定她“果然口是心非”，火速瞄向了下一位心动女生。
在浙江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程浩是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所在县城的。在东北上大学时，他看到了东北的凋敝衰败，更青睐家乡的生活环境。父母都在家乡的体制内工作，希望他也能过上这种安稳的生活。
虽然家乡在浙江，但这座县城在浙江省县城GDP排名中倒数前三，选择回来的年轻人不多。父母对他的期待不仅限于小县城，而是希望他之后能够考到市里、考到杭州去。但他在工作两三年后觉得每天朝九晚五、轻轻松松的日子实在太舒服，“想躺平了，不想再复习备考了”。看到他没什么上进的念头，父母开始催促他赶紧相亲成家。
程浩考编回家乡县城的学习资料
程浩是独生子，父母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婚房，加上他收入稳定，相起亲来也算颇有市场。
前不久，他参加了单位工会联合其他企事业单位举办的相亲联谊活动。体制内工作者和非体制内工作者分为不同会场，彼此泾渭分明，“在我们这里，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基本不通婚了。”
程浩参加了相亲活动后，发现最近几年考回小县城的女孩子普遍比较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和妆容穿搭，而男生基本没太大变化。他觉得自己原本外形还不错，“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仪仗队的呢，刚考来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单位门面”。但工作三年让他长胖了30斤，并且由于家族遗传，他的发际线逐渐后移。虽然才26岁，但俨然是个老气横秋的体制内中年人了。
程浩介绍说，他们县城里有着等级森严的相亲鄙视链：如果是男生，一般来讲，县政府的公务员处于鄙视链顶端，县里的事业编制工作者和乡镇公务员基本持平，乡镇事业编又要再差一点；而女公务员则没有女老师抢手，因为老师有寒暑假，且在教育孩子方面比较有优势，男公务员和女老师的搭配是县城里最理想的夫妻组合。但老师内部也有鄙视链，县城老师比乡镇老师抢手，中学老师比小学老师抢手，重点中学的老师又比普通中学的老师抢手。此外，原生家庭结构也在考评范围内，最优的是独生子女；女方家里有姐妹的话还好，如果有弟弟就有沦为“扶弟魔”的可能性，是扣分项。家族遗传病也是一大缺陷，县城不大，这些隐私基本都可以打听出来。
程浩觉得他作为一个县城男性事业编工作者，在相亲市场上只能算是个中等水平。他有一个朋友，毕业于985大学，通过选调考试进了县政府组织部，“基本是我们小县城的相亲天花板了”。这位朋友的相亲成功率可谓百发百中，工作三四年已经谈了十几个女朋友。
程浩和女孩子接触时，也严格遵循着相亲鄙视链的排位次序，“如果女生比较优秀我就主动一些，如果没那么优秀就不太主动”。他所说的“优秀”，是对颜值、身材、学历、家庭、工作等情况的综合考量，就如同他形容自己唯一追过的女明星——完全符合东亚白瘦幼审美的韩国女艺人IU，用的辞藻也是，“蛮优秀的”。
秉持着这个原则，他拒绝了一个女孩子的求爱，“因为她不是体制内的，门不当户不对”。他也通过相亲有了一次短暂的初恋。确定关系的第二天，这个女孩子就提出要见他的父母。他觉得有点儿操之过急，搪塞了过去，后来这个女孩屡屡提起这件事而他一再推脱，女孩觉得他不是真心想和自己谈，最终分手。女孩是1999年出生的，在县城相亲市场上，她“价值最高”的黄金期就那么两三年。程浩觉得，她可能就想找个人结婚，所以才这么急不可待地直奔主题。恋爱里的蜿蜒曲折、兜兜转转，对她来说都太奢侈了，她要确定自己付出时间成本的这一段关系，一定能换来婚姻作为回报。
程浩觉得在这段感情里，他是被辜负的一方，“她最拿得出手的，就是普通一本学历；工作只能算还可以，是我们县城的小学老师。身高不到一米六，长相普通，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个弟弟，而且我家人给我们两个算过八字，也非常不适合。我身边的朋友都劝我说可以找到个更好的，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她在一起了。虽然在一起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亏了，但到最后我也没提分手。没想到就因为推脱了几次不让她见我父母，她反而要分手了。我感觉她谈恋爱就是为了完成结婚的任务啊，到现在我都在怀疑，她真的喜欢过我吗？”
逃离
林舒圆开始把考到郑州去作为自己的目标。
“待在县城，也没成家，工作上也不可能有任何上升空间了，显得自己一事无成。”去年，她和一个同事一起报考了郑州市的教师编制考试，她笔试过了但面试失利，而同事顺利考去了郑州做老师。现在，这位同事每月收入一万多，远离了家乡的熟人社会。她告诉林舒圆，即便没有房子，靠自己也可以在郑州生活得相当惬意。
在县城可不是这样。县城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林舒圆所在学校的领导会把“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奖项优先给父母也是体制内的、有资本的同事。林舒圆觉得，自己就算再努力，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也很难获得应有的肯定。
但任甜甜还是不打算离开县城。她毕业的时候连考了两年某985院校的研究生，接连失利，“证明我的能力只适合小县城，也没啥遗憾的了。”25岁的她在小县城里还算不上大龄，但看着周遭比比皆是的30多岁单身女性，任甜甜也会感到“害怕”，“我觉得结婚生子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尤其是在小县城。这里没有那么开放的思想，也确实没有奋斗的目标，我的人生是一眼都能望到头了，所以总得有一件事情支撑着我活下去。其实我不是想要婚姻，只是想通过婚姻获得一个孩子，然后用余生来养孩子，不然活着干什么呢？”
她计划在27岁结婚、28岁生孩子，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她可以适度降低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比如，她一直想找个本地人结婚，因为本地人知根知底更可靠；并且考虑到之后父母肯定优先给弟弟带孩子，本地的婆婆才能帮她带小孩。如果再过一年还没有稳定的对象，她会把目标扩大到周围几个县。她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独自在北上广打拼的高学历女性，心里想的是，今后我要把我的女儿培养成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不能让她继续生活在小县城里。
这段时间，韩颖萱正在一边准备在职研究生考试，一边准备市区里的公务员考试——这些都是背着父母的。父母觉得她现阶段应该把心思放在找对象上，但县城里的环境实在让韩颖萱焦虑又害怕，“不仅是父母催、亲戚催、同事催，甚至我去买个衣服都会被导购催婚。”
周围人都在告诉她，你已经29了，等过了30岁就再也不会有人要你了。韩颖萱不知道30岁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但她隐约意识到这似乎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周遭环境不断在制造年龄焦虑。所以她决定，在30岁的时候，一定要逃离这个环境，逃到一个30岁不结婚的女性也可以理直气壮生活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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