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到2013年4月1日，格列卫在中国专利期已满，目前至少有两家药厂在生产它的仿制药。但仿制药的价钱，居然也在4000元左右。（2月16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被强制羁押又复归自由，一个原本陌生的黄色小药片格列卫，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引起广泛的关注。陆勇为什么被警方羁押？因为他为患者在网上代购印度产仿格列卫药，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但他被因此提起公诉后，有300多名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为什么一种“犯罪”行为，又会获得这么多人的同情？因为陆勇代购的格列卫，印度团购价一盒200元，而服用进口的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一盒就得23500元。这对于急于保命、每月就得服用一盒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一座大山。何况两种药有“3个9”的相似度，真实疗效令人信服。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同样的一种药，最贵的一盒2万3千5百元，我国仿制的一盒4千元，印度仿制的一盒200元。如果你还承认中国的国情，如果你还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富裕，那么在选择这些药时，你一定会对印产药表示认可。
瑞士离我们距离太远，又是发达国家，国情和我们相差较大；但笨想一下，我们邻居、和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能和我们有多大的不同？而且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紧随我国之后。他们能够生产出售价200元一盒的仿制药，我们就不能能呢？再说，印度还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联邦制共和国，按照传统认知，似乎没有人民共和国更能体恤人民。故此，我国仿格列卫如此昂贵，就有点难以理解。
据专家分析，人的“生命健康权”在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三叉”路口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法律的尴尬、生命健康权的尴尬和社会伦理的尴尬。法律尴尬，是说只有在药品监督局注册才是“合法”药品，否则视作假药，比如印产格列卫。而作为人权的一部分，人生病应该有钱治，可现在很多患者有病没钱，生命健康权无法保障。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孟子说人应有恻隐之心，社会对这些“无药等死”的病人，冷眼旁观显然不对。
这让我想起一个看似美妙的命题——“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个广受追捧的口号，写进了美国《独立宣言》，是其“五项原则”中的一个。但是人类有史以来，包括独立宣言签订以降239年，有过真正的“生而平等”吗？即便是在美国，几十年前，黑人连在公交车上坐着的权利都没有。1955年12月1日，黑人裁缝罗莎• 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因为疲惫不愿为白人让座，遭到警方逮捕，由此引发了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波澜壮阔地抗议行动。黑人开始拒乘公交车。经过381天，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做出蒙哥马利市“违宪”的裁决。而罗莎• 帕克斯在她86岁的时候，也获得了国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被称为美国自由精神的“典范”。
由此不难看出，就算当年罗莎有生存的权利，但她生存的质量，恐怕也毫无平等可言。今天任何一个进步国家，都要创造条件，尽可能实现生而平等包括生存质量平等。一个人得了白血病，吃得起药和吃不起药，绝对不在一个平等线上。可见药品尤其是救命药品定价是否合理，也涉及到人权问题。在生命权面前，其它的一切都是退而其次的因素。更何况，“格列卫”在中国的药价是23500元，而在美国的售价仅为一半，在韩国、日本也都比中国低。同为专利保护，为何人家的定价却便宜一半？我们在定价机制上，是不是存在不人性的缺陷？还有，有的地方比如江苏，已经将格列卫纳入医保，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就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