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因为，胡传的遗稿“东涂西改、左添右补”，辨认十分不易，加上又是一部巨著，不能持之以恒是没法完成的。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是罗尔纲“勤”的又一表现。罗尔纲花了三年时间，从周、秦整理到了宋代。虽然因为战乱，没有完成这件道远途长的苦工，但罗尔纲乐此不疲，受益匪浅。他说：“我究竟给这件工作训练，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我此后所要做的任何一种工作。”古人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清苦，不能做到埋头苦干与坚持不懈，不能摒弃心浮气躁与急功近利，想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是不大可能的。勤，说到底是一种心劲、韧劲、后劲，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是寒来暑往熬出来的。
“四字诀”之二是“谨”。所谓“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慎”。胡适认为罗尔纲身上有一种狷介的品行，这种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胡适说：“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胡适很早就对罗尔纲强调，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有了这种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有大进步”。胡适也一再告诫罗尔纲，“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罗尔纲接受了胡适的教导，将“谨”自觉应用于自己的读书治学。如，关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张冠李戴将王涯记作王播，以及袁枚《祭妹文》中“诺已”一词分开读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罗尔纲写了两段札记。胡适的评价是：“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胡适还将古人的“子归而求之，有余师”转赠罗尔纲，以示激励。又如，经历胡适写作《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罗尔纲感到“十分荣幸”，表示自己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亲承师教读了两篇考证得来的。这里的态度和方法主要就是谨慎，即“不苟且”。
“四字诀”之三是“和”。所谓“和”，指的是心平气和，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则“和之至也”。罗尔纲让胡适十分欣赏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虚心。胡适说：“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虚心听取意见、建议方面，罗尔纲确实做得很好。如，罗尔纲写《春秋战国民族史》的过程中，根据的史料以《左传》为主，并参考《世本》《竹书纪年》各书。胡适了解了罗尔纲的研究后，就史料问题对罗尔纲作了尖锐批评：“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鉴于中国上古史资料稀缺，胡适建议罗尔纲研究中国近代史，“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容易鉴别真伪”。又如，关于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胡适批评罗尔纲：“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至今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胡适的话，让罗尔纲“毛骨悚然”，但这番话确实引人深思、教人奋发。有的时候、有的问题，胡适作为“外行”提出意见、建议，罗尔纲也是恭敬聆听。如，罗尔纲研究清代军制，将自己的计划寄给胡适。胡适表示“恐不配批评”，但还是谈了一家之言，“鄙意研究制度应当排除主观的见解，尽力去搜求材料来把制度重新构造起来，此与考古学家从一个牙齿构造起一个原人一样，这可称为再造Reconstrud工作”。此外，胡适还提了研究的方法、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让罗尔纲颇受启发。可见，即使是“外行”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全不管用。
“四字诀”之四是“缓”。胡适认为，“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悬儿不断’”。年轻时的罗尔纲，在这个方面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训。如，罗尔纲写了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这是一个急救章。胡适读后，对罗尔纲的草率、武断作了批评，指出“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就“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同样，就罗尔纲写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通过书信的形式加以告诫，“这样的文章是做不得的”，因为“这个题目根本就不成立”。胡适认为，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胡乱做概括论断，“常作文字，固然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再如，《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经历三稿，胡适才认为证据充分、结论可靠，才帮罗尔纲拿去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成为罗尔纲第一篇在国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考证文章。这次写作经历，让罗尔纲深刻明白，做文章不能急，“应该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不管王国维原意如何，也不管世人如何解读，都不可否认的是，做学问不可急，也急不来。这也是胡适所倡导的“缓”。
当然，胡适所说的“四字诀”，勤、谨、和、缓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各自独立，而是彼此关联、融为一体。胡适说，罗尔纲“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胡适作出这个“预言”是在1948年8月，虽然上天并没有给他时间看到这个“预言”能否兑现，但罗尔纲后来近半个世纪的勤、谨、和、缓，以及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确实证明了胡适所言极是。
《师门辱教记》中，关于罗尔纲在胡适家中的日常所占篇幅虽然甚少，却十分出彩，细细读来，令人动容。换言之，胡适对于罗尔纲，学术上是耳提面命的严师，生活上是情真意切的益友。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家在广西人在上海的罗尔纲能够到胡适家中做家教、做学问，这是何其有幸，何其难得！在胡适众多的弟子门生中，也只有罗尔纲有这份福气。而且，罗尔纲在胡适家中，衣食住行基本上没受委屈。罗尔纲自己也坦言：“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年轻时体弱多病，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胡适以张元济为例，开导他“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罗尔纲听了这番劝诫，渐渐学会了自我鼓舞。胡适自己也是抱着“生吾顺事，殁吾宁也”的心态应对“归去”之可能。胡适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可以说，这方面，胡适自己也是罗尔纲一个很好的榜样。
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于细节最可见。如，罗尔纲重返胡家时，胡适亲自到车站去接。因兖州一带战乱，列车误点。胡适回家后，又电话车站，询问消息。又如，当收到罗尔纲的清代军制研究计划时，胡适正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但他不顾病体，冒着酷暑给罗尔纲回信，且一回就是两函，既教训，又鼓励，苦口婆心，纸短情长。
胡适
胡适与罗尔纲之间还有一段交往不能不提：1936年春，罗尔纲已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助理，可职务和待遇都不曾上升。因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罗尔纲的朋友吴晗、谷霁光等就推荐他去清华接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表示接纳。但胡适却作了辞谢。胡适的意思是，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而罗尔纲当时还只是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加上蒋廷黻是个名教授，不是谁都能轻易顶替。胡适对罗尔纲说：“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胡适说这话时，想必是有所考虑的。当初，二十几岁的他能够在北大站稳脚跟，固然与自身学历学识有关，但“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也多亏傅斯年等人的“保护”。如今，罗尔纲贸然进入清华，能有自己一般幸运吗？听了胡适的解释，罗尔纲幡然醒悟，明白了胡适对自己的爱护。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与其日后招架不住落荒而逃，不如眼下安分守己蓄势待发。不得不说，胡适是睿智的，也是周全的。不久，鉴于罗尔纲的生活实际，胡适为他争取了地位的提高和待遇的改善，并为他配备了助手，使他更有心思读书治学。
总的来说，罗尔纲跟随胡适五年，胡适给的明显不是一个工作机会，而是一个学习机会。虽然，这只是胡适与青年交往的一个特例，但对于青年人才的教育，胡适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掘、提携、帮助、指导或者建议。可以说，“教育固然只是胡适先生丰富人生阅历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经内化为胡适先生的一种自觉的人生责任与本能”。（王贺元语）
出版风波
《师门辱教记》完成以后，罗尔纲并没有马上把书稿寄给钱实甫，而是把书稿留在手中，主要是担心里面有“不得体的话”。罗尔纲的谨慎，也由此可见一斑。罗尔纲妻子陈婉芬也建议让胡适看过再做安排。但这时的胡适“持节海外，为国宣忧”，一时不便联系。1943年11月，钱实甫电催书稿，罗尔纲感于对方的盼望，遂将书稿寄出。1944年6月，书稿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可惜，战乱不断，《师门辱教记》甫一问世，便成绝版。
1945年初，罗尔纲对《师门辱教记》做了修改，并请卢吉忱重印。卢吉忱时任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罗尔纲有过交谊。同时，卢吉忱与胡适也有交往，想约胡适为书稿作序。不巧，胡适人在美国，俗务缠身，不能及时作序，导致书稿滞留社内。
1946年11月15日，罗尔纲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学生于去年寄上两函，一寄赵元任先生转，一寄纽约吾师寓所，后寄呈所撰《师门辱教记》一册。今秋7月底，在李庄航空挂号寄呈所撰《太平天国史丛考》、《绿营兵志》、《师门辱教记》三书至北京大学，未审都一一蒙赐阅否？”从中可知，罗尔纲已两度将《师门辱教记》寄呈胡适。但胡适是年7月回国，9月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千头万绪，焦头烂额，书稿未曾收悉或无暇顾及，也不足为怪。罗尔纲对书稿挂肚牵心，也完全可以理解。
1948年5月30日，罗尔纲写信给胡适，谈及近期几个设想，其中第三个要做的事是要把《太平天国史》及《师门辱教记》付印。信中，罗尔纲想让胡适写一封介绍信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朱经农，以便书稿能够印行。罗尔纲还向胡适简要交代了书稿的遭遇——“《师门辱教记》三十三年秋出版于桂林，时已紧急疏散，建设书店送了十册样本给学生，大家都走了，外间不曾有流传。战后，该书店已停办。学生当日不曾与该书店订有什么契约，也没有领过分文报酬，所以今天可以把它再印。”同时，罗尔纲曲线“讨好”胡适，说“这本小册子同事和朋友都说好”，并引了社会所图书馆主任宗井滔的话——“我曾经看过一本胡适之的传，看过几篇写胡适之的文章，到今天我看了你的这本小册子，才见到胡适之的伟大！”罗尔纲还告诉胡适，他曾将《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与《师门辱教记》一同寄给商务，但商务接受了前者，拒绝了后者。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8年6月6日，罗尔纲又给胡适写信：“《师门辱教记》改稿蒙师拟赐阅一遍，闻讯欢忻莫已！当遵命改为《胡适先生的教学方法》于昨日航空双挂号（凡无信件夹于内的文稿可作印刷品）寄呈，想已收到，敬乞师斧正错误，并乞师荣赐序文一篇于卷端（卷端订定有八页空白道林纸，乞师赐序其上）。”可见，胡适已经向罗尔纲释放相关信号，罗尔纲也是做了精心准备。而一向谨慎且胆小的罗尔纲这次敢于主动向胡适索序，缘由是“前十天王之屏（崇武）兄就提议叫学生请师赐序了，学生心里很想，但不敢乞求。今敬悉吾师如此过爱逾恒，所以学生就斗胆敢乞师赐序了。学生想就是其他的著作都湮没而这一册小书若幸得师赐序文，则学生微名亦将附师盖世大名而长垂不朽了”。数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罗尔纲的这话，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幸之情，感受到《师门辱教记》在他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有了胡适的序文，有了胡适的推荐，再加上胡适与朱经农的交谊，“商务乐于接受印行那是不待说的”。在此之前，罗尔纲曾让顾颉刚介绍印行，顾颉刚介绍的是文通书局。两相比较，罗尔纲更加有意商务。
谁料，没过多久，罗尔纲要到岭南教书的计划夭折，而手头又十分拮据。恰好一个同乡李君在《学原》做编辑，想将《师门辱教记》列为他们的丛书之一，并且也是在商务或中华这样的品牌书店印行，还答应先付两千万的稿酬。罗尔纲左思右想，最后同意。自然，他要向胡适做个说明，“此稿学生目的是要在商务或中华大书店印，现既有人即送稿费以济急需，又可在商务或中华印，所以就不致再劳烦吾师麻烦朱经农先生了”。
稿酬已经收了，可胡适的序文还没影子，罗尔纲不免着急。1948年6月28日，罗尔纲致信胡适：“《胡适先生的教学方法》稿，乞师有闲时赐改及赐短序后，敬乞航空双挂号赐寄回来，俾得将该稿交与李君（此事学生于14日函中已禀过），因学生已领了稿费了。惟恐吾师没有时间没有工夫时千万莫要抽工夫来改，待得闲时再请赐教。学生因为恐怕14日信没有收到，故在这里再奉禀而已。”明里是体谅，其实是心切。胡适大概也体察了罗尔纲的不易，故而再忙，也要为这位“不苟且”的弟子上心了。
很快，胡适了却了罗尔纲梦寐以求的心愿——斧正《师门辱教记》。这让罗尔纲感激涕零。1948年7月20日，在给胡适的信中，罗尔纲写道：“樊逵羽先生带来自传稿经于前日奉到，蒙师在百忙时候给学生细致改一遍，尤其是其中蒲松龄生卒考一段，似乎是师新做的，不是旧日原文，尤为可宝。这份稿子，学生要保存吾师手稿，打算另抄一份送学原社。”
在审阅了《师门辱教记》之后，胡适又很快为书稿作了序文。1948年8月3日，胡适完成序文并及时寄给罗尔纲。序文中，胡适表示，罗尔纲的这本自传是一口气读完的，“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胡适一贯提倡传记文学，并常常劝人写自传。他认为，罗尔纲这本自传“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胡适最后指出，“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据罗尔纲回忆，胡适给罗尔纲的信中，称这本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荣誉博士还要光荣”。罗尔纲收到胡适的序文后，不胜欢忻，“蒙师在百忙之中，赐给学生这篇师恩洋溢的垂爱之序，微名将籍赐序得列为一代大师的门徒，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梦想不到的光荣”。
可惜，时局动荡，新旧交替，即便《师门辱教记》已经胡适审阅，即便《师门辱教记》添了胡适序文，也未能及时出版。随后，胡适从“神坛”坠入“地狱”，罗尔纲心心念念的《师门辱教记》还是让他心心念念。不同的是，从前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广为流传、广为人知，而今是希望这本小书不为人知、不见天日了。
《师门五年记》
1948年底，胡适无可奈何，去国离乡。1952年，人在台北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的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12月17日，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题写书名，并作后记，自费付印，为的是用作自己68岁诞辰及北大成立60周年校庆纪念日的回礼。胡适在“后记”中写道：“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大概一月有余，胡适将书稿重印，《师门五年记》始在圈内较广流传。
1962年2月24日，胡适生命的最后一日。当天中午，胡适与吴健雄等人谈及《师门五年记》。返回家后，胡适嘱咐秘书胡颂平，将《师门五年记》给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刘大中等院士每人送一本。当晚，在欢迎“中研院”新院士酒会席散时，胡适因心脏病猝发不幸辞世。据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销行。
社会影响
《师门五年记》在没有大量流传时，已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评。罗尔纲在致胡适的信中，先后提及宗井滔、顾颉刚等人给予的好评。《师门五年记》印行后，收获更多反响。如，金承艺读了《师门五年记》后表示：“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只是叙述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间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道，那我以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先生在序中的话）。它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的态度如煦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且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动了。”又如，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读了《师门五年记》后给胡适写信：“前天在友人处见到罗尔纲先生所写《师门五年记》，假归一口气读完，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再如，香港《明报》刊登江荼的《两位史学家》，文中提到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认为“胡适不只顾到成全后辈，更重‘自教’，对学生亦无微不至，处处为罗氏设想……读这本书我们深叹今日教育界何等缺乏适之先生一般的好老师，而像罗尔纲一样的好学尊师的学生更凤毛麟角了”。
1994年7月，罗尔纲将《师门辱教记》从胡适之意改名《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交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95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也印了名曰《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简体字版，后又有多种版本问世。国内读者读了《师门辱教记》后，感想、评论大同小异。如，文喆在《模范的师友关系——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中指出，“从这对师生的事迹看，‘师道’的核心，其实是人格影响与态度、方法的引导”。万波在《取耶？与耶？不苟且！——从〈师门五年记〉看现代师生关系》中指出，“当前，在现代性的僭越下，师生关系已然受到强烈冲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师门五年记》一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它所体现的师生之间在学术、在为人方面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许国蕊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读后感想》中表示，胡适与罗尔纲的师徒故事是师道尊严的一个典范，“有这样的老师才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感人的文字”。
应该说，《师门五年记》确确实实给了被罗尔纲一贯尊称为“适之师”的胡适“比他得到35个荣誉博士还要光荣”的光荣；而被胡适亲密称之为“我的朋友”的罗尔纲也确确实实享受到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门徒”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梦想不到的光荣”。
遗憾的是，“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固然美好，可惜这图画并不是风雨不蚀。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罗尔纲，在推倒胡适的年代也从幕后走上前台，向他的恩师胡适——确切地说是胡适的影子开起了“火”。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主要参考文献
1.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郭存孝编写.胡适与罗尔纲经纬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3.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王贺元.胡适论青年拔尖学术人才培养[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36(06):19-24.
6.万波.取耶?与耶?不苟且!——从《师门五年记》看现代师生关系[J].当代青年研究，2010(02):77-80.
7.李先富.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J].江海学刊,1999(06):142-147.
8.文喆.模范的师生关系——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J].中国德育，2010，5(04):64-65.
9.许国蕊.《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读后感想[J].大众文艺(理论),2008(08):25.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