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阅读《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两篇《宋书》笔记，分别为16本和17本。
1974年初，钱锺书先生大病一场。这年3月写信给王岷源说：“一月杪，弟喘疾复发，几至危殆，赴三院急救，输氧四时许，得以昭苏，殗殢床褥，迄今未起，且波及心脏，不能步武。”《王伯祥日记》1974年2月7日记道：“乔象锺见过，谈本所近况，并及默存移居师大后患病状，至为系驰”；3月8日又记：“于维洛来访，并言默存患喘甚重”。
病尚未愈，钱先生即把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遮眼，握简作札，聊以荡意平心。初读《柳河东集》，札录两叶；再读据殿本排印的《宋书》，用蓝油笔札录二十六叶，稍后以红油笔增订——印本之色深者。钱先生没有标志版本，看《陶潜传》识语“殿本传末有万承苍按语”云云可知。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六册的第一次读《宋书》的笔记。
1974年春钱先生病中读上海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一书到手，钱先生一壁浏览，一壁批识。毕，先将所批识的过录到已刊行或已疏记的纸的空白处，再作日札（如《起居注》《湘日乘》《旅滇日记》《鱼眼鼠须录》《且住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秽乘》等），后作摘记。亦有摘录较详，在心血里沉浸滋养，待记多见熟时作日札。同时所作的日札和摘记不重复。不是每书必作日札，不是每书必作摘记。泛览多而摘记少，摘记多而日札少，日札多而《管锥编》少，《管锥编》多而《七缀集》少。日札也有随手批识书上者。如《全金诗》，钱先生四十二岁曾手批一过，仅摘记三行于笔记本上；十年后重温，札录九叶，又据之作大篇日札。日札以毛笔书于佳笺，装订成册，题以嘉名，铨以卷次。这里当然是论个大概。钱先生的摘记和日札很多，毁弃的没准儿比留存的还多。
钱先生大病未起即率尔操觚，故书不成字，不仅字迹歪歪扭扭，且误笔甚多。
《后妃列传》之“抚存悼亡”，钱先生始作“抚存抚存”，再作“抚存抚存悼亡”，复涂“抚存悼亡”作“悼亡”，末重书“亡”字。
《刘穆之传》初作“不入不入当出”，改作“不出当入，不入当出”。《索虏列传》“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云云本已摘记，旋即又补录于同处。
《明帝本纪》：“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钱先生笔记于“戮”字后着省略号，数日后识以“《魏书·岛夷刘裕传》：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不识此正《宋书》原有而为删略，固不烦假道于《魏书》也。《管锥编》第972页沿之，并误“千”为“十”。笔记初亦作“千”，不识何以臆改。钱先生心力剧减，致此愦愦，殊堪惋恨。八年后重札《宋书》，亦录此节，字不讹，句不删，而《管锥编》之误如故。
那时钱先生正在撰写《管锥编》，笔记摘抄的不少内容后来都可在《管锥编》中找到。如《管锥编》第125页引《江湛传》“可与饮”云云；第322页引《前废帝本纪》“那得生如此宁馨儿”；第375页引《恩倖列传》“纷惑床笫”；第784页引《范晔传》“无鬼论”云云；第823页引《吴喜传》“处遇料理”；第994页引《王僧达传》《颜竣传》“主挟今情，臣追昔欵”云云；第1011页引《隐逸列传》“我醉欲眠卿可去”；第1278页引《范晔传》“性精微有思致”；第1545页引《宗室列传》“寄奴于道怜”，笔记中都有摘抄。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管锥编增订》出版后，钱先生重阅正史，用的是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笔记本题名“史碎”。此番所作《宋书》笔记，钱先生用了李建侯的“倒写法”，最后读的最先抄——始以《二凶列传》，终于《武帝本纪上》。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七册的第二次读《宋书》的笔记，此次笔记和前一次笔记多有重复，如《武帝本纪》之“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这段又见札于《南史》笔记（当作于1978年），而且有不少已经写入《管锥编》。如《王玄谟传》之“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已入《管锥编》第143页；《管锥编》第271页已录《王镇恶传》之“弃船登岸，唯宜死战”云云，今又详摘细记。《后妃列传》之“宋世诸主，莫不严妬，太宗每疾之，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妇记》”，已两见《管锥编》第658、1324页，而同见于两次笔记。
钱先生笔记冗复之病
重览《宋书》，有可以补充《管锥编》的内容，钱先生先径直录于《管锥编》书眉，后成《管锥编增订之二》，与《增订之一》合成《管锥编》第五册。《管锥编》第五册中第137引《周朗传》“上书”云云；第182页引《五行志》“黄眚黄祥”；第184页引《武帝本纪》“兵贵神速”云云；第202页引《五行志》“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第238页引《王僧达传》“有待难供”云云；第248页引《孝武十四王列传》悼殷淑仪赋，都是这次重读的收获。
早“弋获”于前番笔记中，钱先生当时疏忽，后并忘忽，此类多有。如第152页《索虏列传》“诛清河、杀万民”云云；第157页《吴喜传》“非忘其功，不得已耳”云云（末句宜作“势不获已耳”）。
1982年春钱先生忙中读北京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二
钱先生1978年9月在意大利演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曾说：“最近出版的《二十四史》——其中至少有六七种可说是叙事文学的大经典——也是校勘学的巨大成就，从此我们的‘正史’有较可信赖的本子了。”前四史外，《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钱先生心中的“大经典”。
197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宋书》点校排印本，王仲荦校点。钱先生于《毛脩之传》眉标举张熷《读史举正》语，《王华传》方括号节钞“每，贪也”云云，即出自王仲荦校记（郝懿行《宋琐语》已得其解，钱先生笔记早摘之）。《宗室列传》“长沙景王道怜”补识“当作‘邻’，颜氏《匡谬正俗》已言之”，亦取自校记。
钱先生在肯定“中华本新式标点、分节甚便”的同时，也指出整理本偶“于古书有格碍者”（《魏书》笔记眉识）；在读《宋书》笔记中，偶尔也顺带指出标点失误。
《明帝本纪》：“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钱眉批：“中华本标点作：‘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大误。不知‘正御’‘副御’‘次副’三者各为一类。”另也有人作文举正，这次中华书局新出点校修订本已改正。
《郑鲜之传》：“刘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钱眉批：“标点作：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按‘无复’云云亦刘毅语，当在引号内。”此处修订本照旧，或许因未知钱先生的批改。
《顾觊之传》原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钱先生云：“当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此处新版也未改。
《宗越传》：“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钱眉批：“标点误作‘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新版已改正。
《谢灵运传》笔记：“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张照校语谓按《南史》作‘丈’，按文理亦应作‘丈’，且‘业’字断句]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管锥编》第688页从焉：“‘慧业文人生天’语即见《太平广记》卷二四六《谢灵运》，盖沿旧读破句；《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张照校谓‘业’字绝句，‘文人’当作‘丈人’而属下句，是也。”第1292页亦用之。王仲荦亦知《南史》“丈人”云云“文义自较《宋书》为胜”，而徒以“慧业文人”相习成语，遂舍甜桃而觅醋李——“今因仍不改”。“张照校语”本《四部备要》本。
《管锥编》第1338页提到王仲荦整理本《南齐书·王僧虔传》的一处标点，中华新出修订本《南齐书》已改正。
三
《宋书》笔记所札有互见于他处者，三番两次不惮烦。钱先生自述“读古书史，每好以novelistic point of view”，而“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耐读，重新读，所谓“不厌百回读”——口沫自亦手胝。
《管锥编》第324页之《王微传》“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云云，《全宋文》笔记早札之，三复于《敦煌变文集》册末叶。《也是集》第10页亦论之。
《王玄谟传》“夫挑妾者爱其易，求妻则敬其难，若承命如响，将焉用之”，《全宋文》笔记早札之，《战国策》笔记眉引之，写定于《管锥编》第341页。《围城》第六章“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偷用此典。
第499页之“《袁粲传》记粲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云云，先札于《太平御览》笔记：“袁愍孙著《妙德先生传》曰：昔有一国”云云。寓言譬喻，“周旋人”为《妙德先生传》虚构角色；“记粲谓周旋人曰”突兀不伦。笔记既过于简略（“《袁粲》尝谓周旋人曰”），定稿又失于覆检。
第1548页之《刘德愿传》“卿那得此副急泪？尔时我自哭亡妾耳！”云云，又见第五册第219页。《通俗编》“急泪”条得自《通鉴》，钱先生先已札之，后补正“出《宋书·刘德愿传》”。又于《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一回“不指了哭先生还待那里哭去”云云，笔记补识谓“隐用《宋书·刘怀慎传》”，后来改变主意，未用《醒世姻缘传》补论“各人哭各人心事”。
《武帝本纪》之“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已见《南史·梁本纪》“不复能草间求活”（钱先生夹注“《宋书》作”云云），《南史》笔记又摘《袁觊传》“草间求活”、《王伟传》之“求活草间”（眉识“宋本纪上、袁觊传”），都加圈点来表示欣赏和领会。
《刘敬宣传》：“刘毅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钱先生识“尚”谓“即‘上’字”。《宋琐语》笔记录《王华传》：“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识亦谓“‘尚’即‘上人’之‘上’”。前番笔记札《刘穆之传》：“刘瑀使气尚人，朝士莫不畏其笔端。”《管锥编》第1515页谓基督教会三戒，其二曰“巽、不上人也”。
王微《报何偃书》：“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早见于《全宋文》笔记，日札第四百二十五则谓吾国著述中言阅小说者始此人。钱先生致许景渊简：“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隐使王微事。
《颜延之传》之“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南史》笔记亦载之，咸加密圈，纸上如闻钱先生太息：“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管锥编》论李康《运命论》发其端而未竟厥绪）钱先生译海涅（H. Heine）《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云：“没有人可以比旁人好，比旁人聪明。谁要凭他那百折不回的天才，高出于凡夫众人之上，社会就排斥他，把他嘲笑糟蹋。不错，社会有共和主义的本性。一切尊贵的东西，在精神方面也好，在物质方面也好，都惹得它深恶痛绝。”
《沈怀文传》：“谢庄尝诫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不知钱先生何时挪1955年6月所作第四百七十七则日札为眉批：“《后山诗注》卷十《早春》：老怀吾自异，不是故违人”云云，并注末句《南史》作“性之所不能耳”。《槐聚诗存》中《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句“敢违流俗别蹊行”即此“违”字——“敢”者，“不敢”也。
《南史·谢庄传》：“废帝将诛之，孙奉伯说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复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少长富贵，且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钱先生识：“按江青缓死刑一年同此。”《宋书》笔记重钞，不复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字。“一年”是“两年”之误。要是钱先生父亲钱子泉知道了，必“诋痴儿不解事”（《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弁言》），亦可为钱先生上司徐永煐所谓“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别作一解。
四
1943年，钱先生一口气札刺了《魏书》《南齐书》《陈书》《周书》《北齐书》《梁书》，偏偏落了《宋书》。钱先生少年“应该（ought）”看过《宋书》，少说也熟悉《全宋文》之类取材于《宋书》的文献。
二十出头，中书君接到“家大人”的训饬：“《三国志》《南北史》《五代史》，暇可常读，即知古来才人杰士乱世如何处法。”（钱子泉《谕儿锺书帖》）《南史》于《宋书》多所删削补益。中书君只喜爱渔猎《南北史》里的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最有趣味的艺术品（ein hochst interessantes Kunstwerk）”，资其操觚自运之助；立身行己，匪所思存。不识被毁的钱先生早年几十册《起居注》里，有没有阅《宋书》的载纪或札记。
笔记偶札援据《宋书》者
没有物证实据显示钱先生早岁正经读过《宋书》。大学毕业前的《上家大人论骈体流变书》称引《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名言“暗与理合，非由思至”，不能算数的。沈论是收入旧日选本里给学童读熟读烂的文章，钱子泉编《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就采用《昭明文选》里的《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管锥编》第1151页有“《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云（早期《全晋文》笔记于王脩《贤人论》“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李善无注”）。钱先生的其他著作，亦援据沈文。如《谈艺录》开明书店本第106、236页。《宋诗选注·杨万里》篇“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云云，蓝本见于《诗式》笔记识：“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云云。日札第四百二十五则与《管锥编》第310、1120、1277、1278、1290、1398、1448页，第五册第113页，也都驱使沈论。
钱先生少作用过不少《宋书》里的名章迥句。
《中书君诗初刊·跋》：“譬之生天先者成佛反后耳”，用前引谢灵运语。
《饱蠹楼读书记》第二册封题“心同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青箱”用王彪之事，《王淮之传》笔记：“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余蓄须而若渠书来云剃发作僧相戏作寄之》（刊于《国师季刊》第六期，定稿存于《湘日乘》）之“青青堪媚陆展室”，用何长瑜《嘲府僚诗》：“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宋文》、《宋书》三种笔记皆摘之，但也都见诸《南史》等坟籍，钱先生化用此诗，未必读过《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