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们面前什么都有，人们面前什么都没有。”《双城记》 (1980)剧照。
迈克尔弗里登
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牛津大学的英休教授。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
作者： (英文)迈克尔弗里登
译者：曾一贤
校对：张信刚
版本：三会图书|商务印刷图书馆
每个时代的思想理论总是包含着对那个时代命题的反应，19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正是社会问题频发的岁月。工业革命打开了城市的光芒，但极度贫困、普遍失业、恶劣的住房和卫生条件、流行病的肆虐、不完全的教育。贵族和平民、城市商人、都市农民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些难题。理论家们也在应对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展开了自己的理论变迁。正是在这一期间，政治哲学思想和社会改革措施之间发生了相当活跃的“化学反应”，充满活力的社会精神氛围孕育着一个时代的政治行动。
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当时的智力潮流。正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发生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转变。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强调自由而不是福利或国家边界的倾向不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开始关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共同体和福利问题，并不单纯地把国家视为需要预防的对象，而是承认为积极的社会支持力量。英国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弗里登称这种日益扩大的思潮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因为它表现出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视角和面貌。
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登在《新型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从处处受到攻击的死亡信条转变为敏锐进取的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命题。在他写这本书的时代，英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探索自由主义理念变化的学者还不多，政治史学家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自由党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其效果等命题上。弗里登也采用历史学家的方法，从档案馆的古纸堆中挖掘原始资料，但他要处理的不是政策实践，而是孤立的个人思想家3354后者的研究领域，往往不是来自公认的“伟大思想家”的标准名单。弗里登真正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思想模式的自由主义，明确社会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本质、发展和持续性。当他把新自由主义描述为"意识形态"时，它被认为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分析框架，强调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组合和相互作用，而不是消极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
弗里登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与我们今天熟知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明显不同。这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的代表作之一《新自由主义简史》考察了作为流行语和制度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工会削弱、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私有化和全面金融化。特别是批评了不稳定的工作条件、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等批评性的社会后果，但他没有从哲学理论和思想层面处理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价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的新型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在弗里登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古典自由主义恰恰相反，他也对当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狭隘感到不满。他在中文版前言中错误地声称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与中译本相比准确地翻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代表合法的自由主义版本，但事实上，他们是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在自由概念中强调挑衅性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方面，用狭隘的经济学术语解释了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如宽容、反思和对他人的尊重)。弗里登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因为他们盲目相信市场的自然秩序。因为不承认人类的意志和行动可以改变自己的环境，支配自己的命运。——的确，我们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粉丝确实与19世纪末为英国的社会改革而热血沸腾的新型自由主义理论家截然不同。
在中国国内，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光谱显然是有偏差的，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在理论和制度实践中看到被遗忘的学说的一部分，对于补充自己的历史认知谜题无疑很重要。
”。
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在报纸印刷大量普及的19世纪，弗里登从即时性的报刊文章与社会政治著作中发现了丰富的智识启发。弗里登尤为赞许的两份周刊《演讲者》（Speaker）和《国家》（Nation），以及一些知名报刊记者和撰稿人的文章都成为他的重要研究文献。这些理论家及媒体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之中传播并革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过来也透露出自由主义知识阶层的思想变迁，其中显著的一点便是沾染上了左翼色彩。
作为旗帜性的自由主义刊物，1893年的《演讲者》周刊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是指热切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疾苦……那么，我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很多人觉得当时自由主义的“向左转”是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竞争所驱使，后者为自由主义的先进派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不过，弗里登并不这样理解，他认为从智识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自由主义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条的转型。19世纪80年代末，自由主义者所关切的社会主义理念，首先与伦理领域相关，其次才与经济领域相关。比如一些关注劳动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的含义等同于“处理社会问题的英国方式”，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的声明也会出现在一份公开对抗组织化的社会主义的刊物上。事实上，在19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下，很多互相对立的政治群体都在宣扬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弗里登看来，许多被习惯性地归于英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措施，是由新型自由主义者独立发展而来，或者被融入了他们的观念之中。
这些所谓的新型自由主义者是谁呢？他们其实是英国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迫切的时代命题与工业革命的代价使得自由主义者开始关心人民状况，变得更具社会意识。他们把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与19世纪末当时非常重要的科学和伦理思潮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支持社会改革的新型自由主义。
中产阶级一直是传统自由主义者的堡垒，然而新型自由主义者曾一度觉得“中产阶级的不满已经不再重要”，他们批判教育、禁酒和废除国教这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议题，将兴趣转向更为普罗大众或工人阶级的方向。不过这批人强调的仍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他们的自由主义共同体理念也是以此为先导的——显然，这种淡化阶级的共同体观念也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反思
今天我们再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时面临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当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展开大规模的社会福利私有化之时，弗里登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的进步性研究俨然已是一种对于失落遗产的追溯；而在欧洲民粹兴起、黄背心等事件频发的西方当下，新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貌似退出政治舞台的思想（或是历史之中的实践），又有什么样的现实回应能力呢？新型自由主义还能像19、20世纪之交那样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主流思潮吗？面对失落的社会改革遗产，除了肯定和缅怀，还有连通现实的建设意义吗？
时代似乎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在21世纪西方取得胜利的是具有古典自由主义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新型自由主义者。弗里登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作为西方建制思想的自由主义未必按照他所认同的进步方向演化。因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流行并非是由于其具备了十足的真理性，而是由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促成和决定的。弗里登似乎过于局限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内部脉络，他强调伦理责任，对新型自由主义有很高的评价：“它专注于具体的社会弊病而又没有陷入乌托邦主义，但它的社会观点和计划是积极而有力的”，但这种赞许却未能有效直面一种进步性的思想是如何伴随时代改变而消退的。只有熟悉并有能力回应当下社会生活和政策关键论题的意识形态，才是真正富有时代精神与活力的思想。
撰文/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