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进入北京城，与前来迎接的众人一一握手，走到一位身材高大、长相颇为英俊的青年人跟前时，刘少奇特意停下了脚步，他紧紧握着这名青年人的手，十分高兴。
刘少奇对这名青年人说道：我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还有在新四军当政委的时候，经常能够得到你传来的情报，你一个人足以顶得上三个师，在敌人的心脏里整整战斗了十八年，如今终于凯旋了，我看你就是个奇迹！这名青年人面对刘少奇的夸赞也只是一脸笑容，没有一丝得意之情。
这名青年叫做李时雨，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小家境优渥，1926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了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学校里，他认识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地下党员林枫（建国后曾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
听到林枫讲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年轻的李时雨心生向往，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193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次年，李时雨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地下特工的传奇之旅。
九一八事变后，林枫找到了李时雨，提出想让他到东北军中当内线，李时雨欣然答应，随后他找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同学张学孟，由于张学孟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颇受张学良赏识，此时已经担任了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有了这层关系，李时雨进入东北军内部的事情顺利多了，在张学孟的帮助下，李时雨来到了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有了和张学孟这层关系，李时雨时常能够出入张公馆，在与公馆内的卫士们闲聊过程中，李时雨时常会夹带一些私货，他向卫士们宣传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利用日军在东北的做法现身教学，使得大家能够明白全民抗战的意义所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形势尚不明朗，组织对于李时雨的任务仍以渗透为主，要求他进一步加强和东北军内部的联系，必要时候要能够策动东北军跟随我党。
1937年3月，东北军调往蚌埠，不久后就开往苏北整编，成立了“绥靖公署”，在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赶往上海工作，职务是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检察官。
在天津期间，李时雨协助我党做了很多工作，抗战初期，党组织在天津购买了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但是如何运输出去成了一项问题，李时雨借口工作需要，向法院借了一辆汽车，假装进租界办事，顺利将这批机械送到了指定地点。
除此之外，李时雨还参与营救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冯骥，冯骥是天津沦陷前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李时雨趁着工作便利找到了冯骥的档案，看完了卷宗后将关于冯骥的档案全部销毁，并在随后和冯骥的接触中告知了他这一消息，让冯骥不要“认罪”。
由于冯骥的档案被毁，只能是认定有共产党嫌疑，但是无法给他定罪，加上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冯骥是共产党，在李时雨的斡旋之下，冯骥最终得以无罪释放。
1939年8月，汪精卫背叛祖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了一起，随后建立了汪伪政权，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派人四处联络各地代表，期望为他造势。
朱晶华是汪精卫派遣至上海拉拢代表的负责人，到达上海后，朱晶华拖了几位好友帮忙寻找代表，李时雨就这样得以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当年8月，李时雨跟随国民党北方代表团一起前往上海出席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李时雨回到天津将这次会议的内容以及期间他收集到的情报向组织做了汇报，受到了党组织的嘉许。
1940年4月，为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得到更多消息，组织同意了李时雨打入汪伪内部的请求，4月下旬，李时雨在南京见到了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在陈公博的办公室里，李时雨与陈公博交谈了很长时间，陈公博认为李时雨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李时雨知道陈公博是个政治舞台上的老狐狸了，如果过于做作反而会被他看出破绽来，因此在陈公博面前，李时雨以一名青年人的姿态来应对陈公博的审视。
谈话过程中面对陈公博抛出来的问题，李时雨都是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回答，这样一来，让陈公博对李时雨的印象大好，初次见面谈话就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事后，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道：陈先生对你的第一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 ，法学功底很好，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确如莫国康所说，陈公博此后数次找李时雨谈话，逐渐受到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
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此人对于政治欲望很是强烈，加上她身材高挑姿色出众，精明干练能力出众，逐渐在汪伪政府内崭露头角，想要拉拢一批人形成自己的权势，而李时雨也是北大出身，让她把目标放在了李时雨身上。
莫国康想要拉拢李时雨，而李时雨又想借陈公博和莫国康的势，因此两人走得很近。立法院的其他人不清楚李时雨的底细，见他能够跟陈公博还有莫国康熟识，就误认为李时雨也是陈公博的亲信了，纷纷上来和他套近乎，就这样，李时雨凭借着几个莫须有的猜测就在立法院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跟后，李时雨凭借着立法院众人想要和他套近乎的想法，很快就摸清楚了立法院众人底细，凭借着和这些人闲聊得来的情报，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大致活动、所犯罪恶行径等都摸清楚了。
1940年8月，李时雨被调到了上海担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不久后，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10月，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借着陈公博的名头，李时雨有些事情行动起来也便利了不少。
鉴于李时雨已经打入汪伪内部，再频繁请假回天津就不好了，容易引起注意，在与组织沟通后，李时雨妻子孙静云跟随着也来到了上海，并担任起了机要和交通联络员。
1942年5月，陈公博不满军法处处长所作所为，一怒之下将其撤职，调任李时雨到军法处担任处长，授予他少将军衔。
担任军法处处长后，李时雨对军政人员的违法行为深恶痛绝，他设立了执法队，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员一律严惩不贷，还开展了禁烟、禁毒、禁赌的活动，在一系列的手段下，整个军政系统“廉洁”不少。
陈公博得知李时雨办事认真，还认真执行了自己所提出的“廉洁政治”，非常高兴，对李时雨更加赏识，而李时雨也在行使权力，将一些地下党员安插进保安司令部内，为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时雨在上海做了很多事情，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军怀疑，1944年4月一天晚上，刚刚歇息的李时雨夫妇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李时雨刚起来只来得及穿着睡衣，门就被砸开了。
只见冲进来几名日本宪兵，还跟着一个翻译，李时雨非常愤怒地质问这到底是要干什么，翻译回答他们是北平宪兵队的，要例行检查，随后将李时雨带到一边，这些宪兵在屋内好一通找，结果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宪兵在翻译跟前说了几句话，翻译就说要把李时雨的太太带走，李时雨不让，差点起了冲突，最后孙静云还是被带走了。
原来这次来的是北平的日本宪兵队，他们之所以来到上海搜查李时雨，是因为在北平得到了一些消息，想要抓捕李时雨审问，但是北平宪兵队刚来上海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日本军官都认为李时雨是没问题的，而且他还是一名高级官员，如果贸然抓捕肯定会惹出麻烦，就这样，他们商议将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抓捕，希望能通过孙静云的口得到一些消息，如果属实再抓人不迟，如果不属实也好解释。
天亮后，李时雨来到陈公博公馆，向陈公博怒斥日本宪兵的蛮横，陈公博也愤怒不已，随后让自己的秘书去处理此事 ，两周后，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迫于压力，将孙静云释放，随后派兵护送孙静云回到了上海。
孙静云向李时雨讲述了被捕后的经过，主要就是询问她认不认识何松亭，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络，孙静云只说她们与何松亭是朋友关系，没有联络也不知道何松亭现在在何处，日军见问不到什么有用情报，决定对孙静云动刑。
在监狱里，孙静云遭受了诸多酷刑 ，灌辣椒水、跪转头、棍子打等等，使得孙静云几度昏死过去，但是残忍的日军仍不放过她，用冷水将她浇醒后又对她动刑，但是孙静云始终紧咬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日军没有得到有用情报，加上陈公博在上海施加压力，只能是将孙静云释放了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特务陆续回到了上海，此时李时雨的身份很是尴尬，但鉴于军统对于汪伪内部很多人采取吸收的政策，组织决定让李时雨通过一些关系继续打入军统内部进行活动。
一天，上海军统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来邀请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在见面过程中，戴笠也来拜访杜月笙，李时雨得以和戴笠结识。
戴笠对李时雨说道：我听说过你，余祥琴跟我说过，你很能干，在南京汪伪政府也为党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是戴先生领导的好，李时雨赶紧回道。
你在陈公博身边工作，没有被76号发现，还能混下来，不容易呀！
都是托戴局长的福。
一番谈话后，李时雨进入了军统内部，成为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站长就是余祥琴，李时雨常常利用职务之便看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他讲这些情报文件内容等交给了地下党同志，避免了很多损失。
李时雨担任了军统第二组组长后，不常去上班，反而是隔几天就去看看文件，对于军统的各项行动并不是很热衷，这引起了特务沈维翰的注意，他秘密侦查到李时雨的弟弟李春芳和妻子孙静云都曾经因为共产党嫌疑被逮捕过，沈维翰一下子得到了大线索。
沈维翰随即把这个情况用电报发给了北平的戴笠，戴笠给沈维翰的回复是：仙舫、维翰两兄函悉，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 ，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须再详细核查，不可逮捕他！
戴笠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有功劳之外，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北平警备司令部担任稽查处督察长的李国章，当时戴笠接到电报后吗，尽管不太相信，但是戴笠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打听了一下，恰好李国章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对于李时雨自然是说了一番好话，就这样，戴笠下令不许逮捕李时雨。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内部倾轧更加厉害，特务们秘密筹划逮捕李时雨，由于张执一察觉到了军统特务的动作，提前预警，组织让李时雨抓紧撤离，到东北去工作。
为了能够安全撤离，李时雨来到南京找自己的老师，国民党中央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王抚洲，李时雨告诉王抚洲说自己想要回家乡东北去工作，最好是能够到营口去，王抚洲同意了，委任他为营口分局局长，开了护照颁发了委任状，让他回上海收拾好之后尽快赴任。
李时雨从南京回到上海之后，准备9月18日出发，结果17日上午余祥琴就打来了电话让李时雨去他家一趟，李时雨察觉到不对，但是只能是硬着头皮去了，到了余祥琴家里，只见余祥琴正在收拾东西。
看到李时雨进来，余祥琴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道：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我也不清楚什么事情 ，你还是尽快去一下吧。
从余祥琴家里出来，李时雨坐着小汽车来到了上海市政府，下车后他对自己的司机说道：这辆车就送给你了，如果一个小时后我还没有出来，你就回我家去，在我家门口待上两三天，只要有人来我家找我，你就说我被捕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随后，李时雨走进市政府，见到了刘方雄，李时雨刚想询问什么事情时，刘方雄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请你去看守所走一趟。
随后李时雨就被两名特务一左一右簇拥着上了一辆吉普车，到了南市军统看守所那里，在这里被关押了三天，特务们才将李时雨带出来审问。
审问时特务们非要说李时雨是共产党，但是被李时雨否认了，随后就是一顿毒打，压杠子、灌水等手段层出不穷，由于李时雨一口咬定自己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军统特务也无可奈何，找不到证据证明李时雨是共产党，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他们将李时雨的案卷送到了上海市高级法院，但是这里的检察官都是军统的走狗，李时雨本来无罪非得被他们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的斗争日益严重，1949年2月。李时雨被取保释放，第二天，上海市相关报纸就报道了李时雨出狱的消息，看到消息后，党组织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李时雨，安排他与张执一见了面。
上海解放前夕，李时雨被安排去了北平，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李时雨还作为地下工作者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80年代初，以李时雨为原型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上映，引起了热烈反响，也让人民群众们知道了隐蔽战线战斗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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