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刘寅
你为什么会在咖啡店点一杯美式？
对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章羽而言，她会在周末陪孩子时喝上一杯，目的是瘦身。但一位上海工人新村阿姨告诉她，有一次女儿考试，她也在咖啡店点了一杯美式，原因只是美式的价格是店里最便宜的。
“同样是买美式，就有这样不同的故事。”
3月8日晚，章羽来到一刻talks直播间，与广大听众分享她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助理教授叶子婷，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中国文学助理教授刘希对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研究与发现。“看多了高楼大厦，看多了《爱情神话》，我们渐渐忘记了工人新村的居民们，尤其是那些妇女们——面对社会转型的她们正遭受着生活的质变和各种挑战。”
近日，由叶子婷、章羽、刘希三位女性学者编著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研究项目上海团队（GenUrb）”的项目研究成果，包括对上海工人新村六位女性、三对基层母女的口述历史访谈，以及为期四周线上线下混合进行的日记工作坊。
“书中访谈到的阿姨们大多住在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的‘一室户’中，往往是一家三四口或者更多人共享一个卧室的空间。贫穷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词语，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经济指标，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对于工人新村的那些妇女又意味着什么？”在章羽看来，这本书的研究团队均为女性，研究对象也为女性。这是一本有关集体主义精神的女性集体作品。
3月8日晚，章羽来到一刻talks直播间。
她们写下真情实感和自己的故事
作为“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研究负责人，叶子婷在2017年开始了一个探究上海市工人新村基层女性生活的项目。这个项目隶属于加拿大约克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Linda Peake教授领导的一个关于南半球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由一个四十余人的跨国团队承担，主要关注八个城市：上海、德里、孟买、乔治城、开罗、科恰班巴、伊巴丹和拉姆安拉。在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看来，上海的基层女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的不同在于，她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一座更为巨大的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的速度更为迅猛；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和这些上海女性的生命历程里，深深地铭刻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烙印。
从2017年到2020年，在叶子婷的带领下，上海团队对当地某工人新村的二十位女性进行了走访，其中包括对三对基层母女的深度口述史访谈。2020年的5月，因疫情无法回国的叶子婷邀请章羽加入研究团队，以线上方式为工人新村的妇女们举办历时一个月的“写作工作坊”，由这些女性自己执笔记述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邻里相助、居委会互动等。
“大家都知道，写作是需要技巧的，可真情实感最怕技巧。阿姨们告诉我她们不会写日记，可看了她们的文字之后，我和叶老师一下子就感动了。”章羽说，她当时的读后感“介于触电和被雷劈到的震撼感”，“我们都觉得自己孤独得像一个小灯塔，人和人之间可以看到彼此，但无法建立连接。然而，看到她们的文字以后，人和人之间最向往的连接就发生了。一直以来我们几乎失去了感受真实的能力，就是她们的文字让我恢复了这种本能。”
其中一位阿姨，每次线上写作时都精神饱满的样子，还涂了颜色很正的唇膏。可章羽后来才知道，这个阿姨经历过重病和丧子之痛，为了生活，她每次出门前都特意打扮，让自己神采奕奕。“阿姨告诉了我一个道理，我们没办法控制生活中的很多事，但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次给阿姨们上课都要涂唇膏。”
一位受访者阿姨H
她们的母女关系不在热议的“虎妈”范畴之内
一开始，叶子婷和章羽的计划是将日记编印成册，让阿姨们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但后来两人坚信这些文字值得以公开出版的形式被更多人看到。她们又找到了一直关注基层女性的刘希，再加上六位工人新村女性，共同写成了《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
“有这本书之前，她们的收入有的是政府补贴，有的是做家政所得，有的是退休工资。但这本书之后，她们又多了一项收入，叫做稿费。”
章羽说，这些阿姨中，有人生病，有人失独，有人领失业金，有领低保。“一开始听这些故事，你会觉得她们生活很难，毕竟在上海。但当我真正走进她们生活，我发现她们虽然面对困难，但很擅长利用生活智慧整合资源，用相互扶持的方式走出困境。”
比如，一位阿姨的一家四口祖孙三代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那位阿姨没有工作，平时做做家政，打打零工，还要照顾婆婆。她有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成绩很好，还在疫情期间陪伴妈妈度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她们的母女关系不在我们热议的‘虎妈’范畴之内。”
章羽称，“虎妈”这个词是中产母亲的标配，当一个母亲经济比较独立，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她就希望给孩子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让孩子保持现有的阶层，或者进入更高的阶层。“‘虎妈’、亲子关系是现在被讨论得最多的社会议题，‘双减’之前，我们担心的是孩子过于‘内卷’，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参与到 ‘内卷’之中。当‘虎妈’心疼孩子们补课太多的时候，工人新村的孩子们都没有办法参与到补课；当‘虎妈’在朋友圈抱怨‘过劳肥’，工人新村的阿姨们想的是我怎么再接一个活；当‘虎妈’抱怨孩子进入了叛逆期，工人新村的孩子在做什么？有的在帮妈妈分担家务，有的在帮妈妈躲避家暴。”
“在我们访谈的这些母女中，我们没有找到‘虎妈’，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工人新村这些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看到，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的相互支撑，成为了这些妇女很重要的生活动力。”
C妈妈镜头下的工人新村
别拿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去想象“她们”
在书写中，几位女性研究者还注意到了工人新村是具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居住空间。发动妇女进行社区治理曾是建国初期政府治理的思路，现在工人新村妇女们的志愿精神和奉献精神就是继承自这些传统。
“疫情严重的时候每个小区都需要志愿者，没有门卫的工人新村也需要有人为进出小区的人进行登记。我们的访谈中有一位70多岁的阿姨，她当时跟我们说，疫情来了需要有人，但对于她们来说不需要动员，也不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召集了几个老人，轮番守卫工人新村。那时候什么都缺，缺了就从家里拿过来。慢慢地大家回来了，居委会给志愿者补贴的时候，她们退出来了。她们以其他的方式，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动当中。”
章羽坦言，在进入工人新村之前，她对它有着一个刻板印象：那里衰败了，那里是社会底层，但当她透过衰败的楼房进入其中的日常生活，她看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已经看不到的，甚至只能在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比如社会主义传统，比如集体主义。
另一边，在疫情期间，这些阿姨在日常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于那些底层女性而言，她们承受了很多压力，但她们无法诉说，也没有人听得到她们的声音。”章羽说，“当你出去上班，你是有工资的，但当你照料家里，这些生育、养育、买菜、做饭等等劳动，又以什么的方式衡量呢？它们有价值吗？当然有价值。但是它们的价值在哪里？这方面一直被我们忽视，我们总以为这些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活动最后，章羽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提醒大家：“在身边还有很多群体是我们忽视的，是我们不曾看见的，但是这些人正在发光发热。很多时候我们会拿着我们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去想象她们，有时候是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化。我们要走近她们，才会发现她们既有我们看不见的苦难，也有自身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近日，由叶子婷、章羽、刘希三位女性学者编著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