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市场决定身价，出了综艺后，很多曾经难以生存的乐队演出价格直接翻了几倍。据了解，音乐节的成本通常包括艺人演出费、场地租赁费、搭建费、营销等，其中艺人演出费和场地费占大头。
艺人演出费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成本的增加，“几个热门乐队，以前演出费最多十几万，现在有的涨到了上百万。”一位小型音乐节主办方负责人周山说到。
张翀硕称，艺人成本不止包含出场费，还包括整个团队编制、人员配置、服务标准、设备器材标准等，随着艺人知名度的增加，艺人身价和演出标准都会提升，这成为涨价的主要因素，“艺人相关费用总和大概占到音乐节成本比例的40%以上。”
与此同时，疫情的反复，让音乐节的不确定性增大，据音乐财经统计，今年8月到10月延期的音乐节超过30场。音乐节临时取消，场地租赁费、搭建费以及艺人的预付费等前期所有费用都将会打水漂，主办方还需要重新根据艺人档期调整阵容，而赞助商计划的赞助也可能会因为排期等原因转投其他活动。
另一方面，因为疫情音乐节的可售票数量也受到了限制，“可能2万人的场地，如今限流可能到1万人，限流40%-60%左右”张翀硕说，如此平均下来，每张票的单价就会提升。
除此之外，随着市场的成熟，供应链也出现了一定的溢价。张翀硕称，“最基本的场地租金，原来很低甚至会有免费的情况，现在很多地方达到几十万上百万。”
成本占比最大的场地费和艺人费用的增加，需要更高的收入来覆盖，赞助和门票是音乐节的两个主要创收渠道，除了不可控的赞助费，门票涨价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
当然，也不乏保持低价的音乐节。
作为中国音乐节源头的迷笛音乐节，至今已经走过21年，举办了38届。
这个由学校走出的音乐节，没有盲目跟随市场涨价，今年的济南、滨州迷笛音乐节定价为360元/日，在其他音乐节翻倍涨价的2019年，迷笛的价格由220元长到了320元，100元的涨幅对于迷笛过往平均20元/年的涨幅来看着实增加了不少，但对比其他音乐节价格仍然偏低。
观察发现，在迷笛的阵容中很难看到近两年的当红乐队，迷笛重型音乐为主的风格本就较为小众，而疫情的出现导致无法邀请国外乐队，选择的空间就更为狭小。
伴随低价而来的声音是对阵容的吐槽，今年的济南迷笛音乐节官宣后，热评前三均是对阵容的不满“真让人失望”“就这阵容憋到现在？”“原来韭菜是我自己”，但也有乐迷表示“这个价格，要什么自行车。”
音乐节“变质”：哈人、滚人、偶像“大乱炖” 分区售票引反感
票价争议背后，我国音乐节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野蛮生长后的筛选。
对于主办方来说，摇滚的池子大小是有限的，随着音乐节的遍地开花，能够带动票房的头部摇滚乐团成为主办方的争抢对象，争抢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同质化严重。
观察2020年和2021年的音乐节会发现，因综艺节目爆火的刺猬、痛仰、新裤子等乐队成了“跑场王”。
对此，一位乐迷吐槽称，自己不会为重复的阵容买单，“我可能会去某个音乐节看一场，但如果说他在别的音乐节再有的话，我就不会再去了。”
但张翀硕表示，同质化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全世界范围的问题，“头部及腰部乐队并不是一两年就可以成为头部和腰部，需要很长的时间和作品累积，目前来看，大陆头部腰部乐队加起来可能只有二三十个，可选择性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主办方想要更加差异化需要不断的破圈，从而吸引其他领域的消费群，此时，同样由综艺催生的嘻哈、偶像文化成为新目标。“这部分群体的粉丝更偏向Z时代，消费能力更强”，周山说。
而选秀节目的走红又推动了偶像经济的发展，一批愿意花大价钱追星的粉丝出现，随后的音乐节上便出现了偶像的身影，国潮音乐节甚至打造了偶像专场。
但实践发现能够“扛票房”的偶像仍然稀少，仅靠粉丝难以撑起上万场的音乐节表演，国潮音乐节5月份在上海连办4天，其中5月2日是以偶像歌手为主的阵容，通过选秀走出来的爱豆最后出场，该场次的票直到开场前仍未卖完。
因此，以嘻哈、偶像、摇滚多种元素混合的拼盘演唱会出现，每个圈子都能在一场音乐节中找到同好，破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票价。
“大乱炖”的形式让音乐节不再是滚圈自嗨，但也让音乐节逐渐“变质”，不同甚至两极文化在一个场域直接碰撞，使立意自由的音乐节争吵不断。
在以往乐迷的世界中，音乐节就是要玩开心，可以“开火车”从最后一排插到第一排，可以一起“pogo”，可以“点焰火”，但这些在一些偶像粉丝看来很难接受，却要被迫参与其中或受到影响。而偶像粉丝的“夜排”、“强制站前排”、“举灯牌”等行为也让乐迷感到反感，“偶像上音乐节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讨厌的是粉丝把粉圈的行为带到音乐节影响其他乐迷的体验。”小泽说。
除了拼盘之外，部分音乐节还推出了分区售票的方式，比如今年的麦田音乐节推出A区、B区、普通区，每档票价差为100元。
乐迷小泽表示对这件事情很反感，在他看来，和演唱会坐着看演出不同，音乐节本来就是跑来跑去，可以从最后跑到最前也可以从最前跑到最后，如果限制分区就很难玩得开心。
李响也认为分区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运营模式，“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公平交流的场域，没必要用价格把乐迷分成三六九等。”
资本进入后，谁来决定音乐人价值？
意外的是，外界看起来愈发火热的行业，却未受到资本的青睐。音乐节的繁华褪去，真正剩下些什么？
记者查询头部音乐节公司摩登天空、太合音乐以及两次尝试IPO的风华秋实，摩登天空和太合音乐的几笔融资均发生在2018年以前，风华秋实的融资仅有一笔，2020年来自三七互娱1.2亿。
近两年，文娱领域资本遇冷的情况尤为明显。一位文娱领域的投资分析师告诉记者，一方面是监管趋严，另一方面是文娱行业的不确定性太大。
对此，李响表示，资本和文化公司之间存在一些不对称，资本进入后想做一些更新更迎合市场的东西，但这些未必能适合文化公司的发展，因此文化公司在引入资本时会较为谨慎。
周山更具体地指出了这种矛盾，他曾经有9年的幕后工作经验，担任过不少乐队的经纪人，也举办过一些小型音乐节。在他看来，资本对音乐节理解不深，会做出不恰当的决策。“比如很多音乐节传统的点焰火、pogo等行为，有的主办方不了解，要求保安直接把人带走，这非常影响乐迷体验。”
另外，还可能会在对接场地、安排接驳车、场内厕所配置、食品定价等方面因经验不足而导致消费者体验感变差，“如果第一场体验感很差，消费者就不会愿意再看第二场了。”一位乐迷称。
周山还提到，当资本以及主办方过多地关注热度高的艺人时，小乐队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很多小乐队现在都没有表演机会，自我介绍的PPT都是空白的。”他表示，早在几年前，新生乐队还能有一些演出机会，靠一场场的演出积累粉丝，从而慢慢起势，但如今有没有上综艺成了进入音乐节的门槛，作品反倒是次要的。
但同时他也表示资本的进入有其两面性，“如果作品足够好，不仅乐迷会关注到，资本也会关注到。”
在张翀硕看来，对年轻音乐人来说音乐节是被外界认识的渠道和窗口。摩登天空在安排音乐节阵容的时候，除了推出一些头部、腰部音乐人，也会推一些相对较新的年轻音乐人，“选择头部腰部音乐人会考虑商业性，但选择年轻音乐人则更看重他的才华和音乐水准。”
资本的另一表现是综艺的崛起，综艺的出现让音乐节市场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
头部主办方通常有专业的营销团队、更多的钱以及资源，他们通过和综艺合作，通过营销推高自己艺人的热度，同时在市场上抢夺热度较高或有潜力的艺人，越来越多的头部艺人流向几个头部主办方。
细数目前常被作为压轴乐队出现的热门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新裤子、达达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等均在摩登天空旗下，刺猬乐队、面孔乐队等在太合音乐，而草东没有派对以及康姆士属于台湾乐队，痛仰则于今年脱离摩登独立运营。
当签约艺人足够多的时候，头部主办方自家签约艺人便可以办起音乐节，而这些签约的艺人也会配合公司的美学体系，因此使用起来有更高的效率和协调能力。但相对的小主办方邀请艺人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周山告诉记者，自己曾准备签约一个潜力乐队，谈到签约的时候被一个头部主办方抢走了。
综艺带来的效应正影响着整个音乐圈，周山认为，综艺的助推会导致音乐人的浮躁，很多音乐人把综艺当作跳板和走出去的渠道，甚至能否在一个爆款的综艺节目里出圈直接决定了乐队的价值。
但在张翀硕看来，参加综艺并不决定一个音乐人的价值，“综艺只是一个放大器，没有才华参加了也不会被看到，真的有才华即使不参加任何综艺、不接任何代言仍然不妨碍其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比如万能青年旅店，草东没有派对。”
随着音乐节市场的火热，各类音乐节也接连出现，一些跨界企业和政府也参与进来，8月25日，元气森林官宣11月份将在成都举办“元气森林音乐节”，阵容有逃跑计划、朴树、万能青年旅店等摇滚歌手，也包括姜云升、于贞等rapper，以及作为偶像的张颜齐、刘宪华、王子异等20组音乐人。
而为了拉动经济，许多地方政府也和主办方合作在各地开办带有当地符号的音乐节，比如山东在2021年就举办了20余场音乐节，包括山东临沂沂蒙花开音乐节、孔子国际城市音乐节等。
可以看出，音乐节的蛋糕确实变大了，但与此同时，抢夺蛋糕的人也变多了，更多的蛋糕被头部瓜分。当这个行业开始以商业为导向，音乐人的话语权将越来越小，钱真的进到音乐人的口袋了吗？
（文中周山、李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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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宋美璐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