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画家画的表现乡村生活场面的水墨画。
小公权(1897-1981)，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科，1926年在美国留学，到1948年为止，先后担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开台湾去美国，长期指导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乡村》等。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作家：小公权
译者：张浩庄胜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
这是小公权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1960年出版，从当年开始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盟”的学术奖，为东方学者授予这项荣誉。
描写19世纪中国的乡村风景，很难经过几笔，也不能一概而论。富饶宜人的村庄、黑瘠的土地、辛勤工作的乡下人、装满重炮死囊的官员，都是特定史料向我们展示的众多面孔之一。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照亮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乡村形态，但只有放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虚实或偏见。
小公权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研究论文《中国乡村》，即搜索大量中外史料的基础上，考证了19世纪清王朝的乡村基层统治体系。资料来源除了正式的正史之外，还有地方本地、私人著述、西方在华人的信件、游记。其中，对当时中国乡村的景象和活动有生动的描述和详细的记录，可以再现19世纪的中国乡村。
农民服从坚忍
到处都是桑、稻、烟、竹架上的葫芦。所有农民——男人和女人——都在努力工作，一起用力，踩着脚踩着水车灌溉田地。" "
这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 Cooke)记录的1857年嘉兴之旅中为我们留下的和平、生机勃勃的农作画。那时候太平军和清军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互相牵制交战，浙江正忙着打正作的繁盛村落显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可能遇到了从事这项灌溉事业的农民。肯定有一万多人。”柯克在路上看到的都是《中国：1857-1858年纪实》里的记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对动荡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更在意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这似乎是大多数无知的乡村大众给外人留下的印象。1850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郑汝良也在19世纪末的《花甲忆记》中提到。“几千年前，妖帝在视察途中，一位老人打着地说：‘挖井喝，耕地，吃饭，帝力我怎么了？”。今天的皇帝如果进行同样的视察，也会处于同样的情况。”。”
“帝力为什么在我这里？”沿袭千年的反问似乎已经滋润了一代农民的底色。他们圆滑、坚忍，“对政治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不愿意主动效忠法院或故意反对法院。遇到灾难、饥荒等困难的事情，他们更直接地应对也是“忍耐”。出生在上海、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鲍宇在1948年未发表的论文《四川地方政府笔记》中也表示：“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但还是忍着。”他们生活的生活环境——包括物质和社会在内的——之间有非常稳定的平衡。" "
这种“看得见的”平衡无法承受持续的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的冲击。历史学家罗刚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篇文章中指出，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从18世纪中叶的3.86亩增加到1812年的2.19亩，1833年的1.86亩，“农民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人均3亩)。”
1896年，河南《鹿邑县志》里写道：“庄稼辛苦，不勤奋，播种结束，旱涝都听天由命。”安徽《蒙城县志书》写道：“那块地狱卒少，田地没有灌溉的源泉，房子世世代代没有富人。”从1908年四川《绵竹县乡土志》“人均约占2亩的6分之0，评论说：“只给意识，官婚相济，干旱严重，负债失业，迁移，这百姓日益贫穷。”唐土
壤的贫瘠导致积粮的短缺，沉沦的经济引发村庄的衰颓，非常时期的地方社会很容易陷入“失控”危机、触发暴力，而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辽阔疆土如何确保安全，清帝国政府对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也正缘此建立。乡村 控制无力
具体研究19世纪帝国控制的《中国乡村》里，萧公权逐一勾勒了保甲、里甲、粮仓、乡约四大乡村政治体系，分别对应着清王朝在治安、税收、赈灾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
相较于村庄这种自然发展起来的组织，保甲和里甲制度明显都是人为设计的体系。以保甲为例，大体来说，即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以此来设置一套独立的基层组织。保甲的职能在于维系治安、监控预防犯罪，里甲则负债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二者常被混淆，原因在于，初始阶段它们都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人丁户口进行编审排查，保甲是为了摸排后有效监管，里甲则为了登记后方便税收。然而，这两种制度在19世纪的推行效果都不甚乐观。
担任过云南广通县知县的何绍祺，在1844年上任伊始就写下，“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官乃恬然”；里甲也面临“赋有常经，徭无定额，日久弊升”等诸多难题，一方面全额税款很难收齐，另一方面，则由于税吏和乡绅从中作梗，牟取私利，使得处在更底层的平民乡亲们往往被摊派更多。1897年广西《容县志》中便有记载“时赋耗无定章，任意浮收，凡征银一两者，加收银七八钱，其不及一两者倍之，至二三分之户，则收至二三钱不等，民苦无告。”
防止饥荒的地方粮仓体系，也会面临官吏腐败无能以及农民积余匮乏的阻碍。虽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遇上正直得力的官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艰难时期灾荒的不良影响。但更多情况下，普通农民们并没有富裕的余粮捐出贮藏，也不能一直指望乡绅富民的慷慨解囊，久而久之粮仓制度名存实亡。针对乡人大众、作为通俗教化工具的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如预期发挥功效。
无论是顺治帝最初创立颁布的《六谕》，还是康熙帝扩充的《圣谕》十六条，抑或雍正帝撰写的万字《圣谕广记》，其实越到后来越会发现乡约讲习制度推行日益艰难。同治帝在1865年发布的上谕中也不满当时的“人心风俗败坏滋深”，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乡约体系的荒废。而实际上“无知”乡人悲惨凄凉的生活处境，才是他们无心无力接受这些训示影响的根源。
正如萧公权在“乡村控制的局限”一节中小结道，“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
冲击 西方影响
毕竟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破坏无法恢复和估计。1849年，浙江某地发生持续水灾，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Evariste -Régis Huc）在《中华帝国纪行》（1855）中便记载，“一切苦斗徒劳无益后，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背着口袋，流浪他乡，到处乞讨。他们看上去又脏又丑，衣不蔽体；头发直立、粗糙，脸部缩在一起，嘴唇呈青灰色。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勤劳的农民，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更容易做出各种暴行。”
这种从苦痛和人心中升腾出的绝望，其实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乡村社会逐渐瓦解的内因，再加上后来西方宗教文明以及现代工商业的强势注入，加剧了清王朝的混乱与危机。在到达1900年义和团之乱顶点之前，其实有无数次排外运动，它们要么源自乡绅和儒者最直接的反对，因为正是所谓西方的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声称要取代他们曾经坚守多年的传统文化；要么是依托家庭手工业谋生的普通村民，因为外来商品夺走了他们的生计而产生出怨恨心理。
鸦片的贸易扩张和吸食成瘾，也好像让乡村完全换了一幅图景。美国医生满乐道（Robert Coltman）在《中国人的现在和未来》（1891）中就报告，“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近这类村子，一看到破败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
烟鬼和烟馆聚集的乡村，除了烟雾缭绕，就是败家丧身。“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眼睛无神，迟钝……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赤贫和麻木早已让乡村丧失活力，只有相对平静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百姓安分守己。
怡人和谐有可能曾经存在于清王朝的全盛时期，但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变迁它逐渐在19世纪消失殆尽。水旱天灾，贪腐人祸，终将落后贫穷乡村那些绝望无助的乡民逼上求变的道路，追随能让他们生活处境变得更好的人。不过，这里所概述的19世纪乡村毕竟只能呈现个别侧影，因为终是一个个不同的村落和一个个不同的人，曾经扎实地生长在此。无法抹去，也无从忘怀。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