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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永不止步，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也不断地推陈出新。
冯小刚导演的经典影片《甲方乙方》中有句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其实不止是1997年，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潮都在迅猛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当新时代来临，您还记得那些年曾风靡一时的大众娱乐方式吗？
坝坝电影：广大农村“流动”的夜景
傍晚时分，在刚收了粮食的晒场或村小的操场上竖起两根高竿，将银幕支起。夜幕降临后，老老少少在银幕前黑压压地坐成一片。放映员一阵摆弄，一束光芒射到银幕上，绑在高竿上的大喇叭响起电影的前奏曲，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了银幕上。这一过去看电影的场景，很多上了年纪的农村人，或生长在农村的城里人还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文化娱乐生活匮乏，看电影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在农村更是如此。生长在荣县双石镇金台村52岁的周国良，满怀感慨地说：“当年，电影也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那时，不仅我们这些娃儿盼着放映队到生产队来，就连大人，尤其是耍朋友的，也眼巴巴地望着……只要生产大队一通知放映队要来，我们就会早早地搬个小板凳去占最佳位置……”
贡井区五宝镇（曾属于荣县龙潭区管辖）村民刘邦聪回忆说，1982年以前，他们荣县龙潭区仅有一部放映机，放电影以生产大队为单位，龙潭区有9个公社、80多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一年只有4次放映机会。为了过瘾，他们常常打着火把，步行五六公里到相邻的生产大队看电影。因此，同一部电影看了几遍，成为小伙伴之间攀比的资本。第二天，一个生产队的孩子们会聚在一起模仿电影里的情节，每人扮演一个角色。”
“那时，电影放映员在农村是一份非常体面、受人尊重的工作。”双石镇综合文化站站长李绍忠当年就是一位电影放映员。他生长在荣县成佳区五一公社大竹林大队（现荣县双石镇大竹林村），童年时期便酷爱看电影。1981年6月，他通过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获悉公社招聘电影放映员，便去报考，并如愿以偿。
“看坝坝电影，曾经带给农村孩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是现在的孩子难以体会的。”生长在荣县鼎新镇的张新明认为。
1984年，各公社统一更名为乡或镇，并纷纷修建电影院。然而，一些电影院还没来得及投入使用，电视机便开始进入农村家庭，农村坝坝电影因此加速销声匿迹。
根据国家相关部署，2008年初，我市与全国其他尚未建立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的地区同步，组建了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建立了31个放映队，用投影机放映的坝坝电影覆盖全市每一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鲜见昔日坝坝电影人气爆棚的场景。
录像厅：小伙子们留下特殊记忆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贡人，对录像厅的印象大都非常深刻，无论是美好的记忆，还是不堪回首的往事，都牢牢地“刻”在了他们生命的旅程中。
1985年，香港武打片、枪战片，以及台湾以琼瑶剧为主的言情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内地，于是，相比电影院，收费低廉的录像厅仿佛在一夜之间星罗棋布于盐都大街小巷。
网络配图
当年，几乎所有的录像厅都很简陋，一间大屋子，一台25英寸的彩电，一台录像机，几十张木凳或几行木排椅，就是全部工具。当录像厅大行其道的时候，《射雕英雄传》《霍元甲》《搭错车》《一帘幽梦》等港台武打片、言情剧开始吸引自贡小伙们的眼球，不少大中专学生、职业高中学生甚至会逃学去看。
“我第一次去录像厅是读初二的时候，同学领我去的，每人花3角钱，看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当时真的觉得很好看，片中人打架像跳舞。”48岁的张勐华回忆说。
林宏平则说：“1985到1987年，我在自贡财贸校读书。班上有个和我同姓的同学，经常旷课到贡井区人民电影院旁边的一家录像厅看武打片。每天晚饭后，他就拉着我去逛马路，说从小学至今我是他唯一的家门同学，因此很看重我，一定要教我他当天才从武打片里看到的‘绝招’，学会了以免受人欺负。”
录像厅的火热，也带来了不少隐患。里面空气普遍是恶臭的，卫生条件极差。不少老板为了谋取暴利、吸引观众，放映的正规影片也多是盗版的，还有不少是凶杀、色情片。“如果不按时（一般晚上9时）放色情片，一些观众就会把板凳、座椅敲得震天响，边敲边喊‘换片！换个带色的！’”曾经开过录像厅的范继平回忆说。
不良录像厅藏垢纳污，引诱了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引起了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1987年1月，荣县文化局在全国成立首支文化稽查队，成员均是借调来的乡镇文化专干、学校教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VCD影碟机进入寻常百姓家，录像厅逐渐变得门可罗雀。网吧出现后，更把一直是录像厅的主要观众群——男性青少年“抢”了过去，录像厅从此远离了大众的视野。
“卡拉OK”：全民过把歌星瘾
当一些藏垢纳污的录像厅遭到严厉查处时，具有互动性质的音乐茶座在我市异军突起。“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卡拉OK’给文化娱乐带来的‘革命’。”高新区都市森林小区居民许马仙的回忆，代表了很多年近五旬，以及更大年龄市民的心声。
许马仙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曾在原自贡市工业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单位公认的文娱活跃分子。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供人们自娱自乐的音乐茶座在我市兴起后，她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要邀约三朋四友去“卡拉OK”。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投资办起了歌厅、歌城。对于音乐茶座，歌厅、歌城不仅环境优雅、画面清晰、音像质量上乘，储存的歌曲也多。几乎同时，在城里失去市场的音乐茶座又在农村各大乡镇开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VCD影碟机出现，并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寻常人家，短短几年时间，几乎就实现了普及，家庭“卡拉OK”也随之一度火爆，主人还多用此替代麻将来款待客人，常常唱得夜风已冷、月落乌啼，依然依依不舍乐此不疲，使平淡的人情往来，内容丰富了起来，格调高雅了起来。一时间，“卡拉OK”成为参与度最广的大众化娱乐活动。
“巴蜀鬼才”魏明伦曾以一篇随笔，描述当年“全民‘卡拉OK’”的盛况：“这是一个诗与歌分道扬镳、歌曲取代诗歌的时代……当诗之道荒芜零落时，歌之道却如日中天，以至于你如果在公共娱乐场所不能唱上几支流行歌曲，肯定会让人十分扫兴，没准会因此怀疑你生理或心理上有什么毛病。相反你只要壮胆哼上两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之类的，哪怕五音不全左右跑调，大家都会兴高采烈地为你鼓掌欢呼，你从中也获得了一份过把歌星瘾的快乐感觉……男女老少无分身份与性别，东西南北无分城市与乡村，只要‘卡拉OK’伴奏声音响起，人们便忘情地投入……‘卡拉OK’天生一副媚俗可亲的模样，它所具有的自娱和宣泄功能，使其得以在荧光屏的方寸之间，一仆多主优雅殷勤地，给每个公民制造一展歌喉、纵情高唱的美妙机会……”
今天，随着歌城的不断升级，“K歌”反倒成为一种高消费了。
记者手记：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去看已过二三十年。风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娱乐方式其实还有不少未能尽述：到人头攒动的舞厅里跳迪斯科，去大街小巷的的台球室打台球……如今，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增强，跳坝坝舞、打太极拳、暴走、骑游等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娱乐中健身，在健身中寻乐”，已经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娱乐的一大特点。这一“变奏曲”，折射出了时代的发展变化、百姓生活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