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80年代
90年代初商品房出现之前，房子确实是为了居住。
那时候一般都是依赖单位分房提升居住面积，但局限性强，所以出现了另一种形式——换房。换房也不容易，俗话说，“搞对象容易换房难”，真正能换成的、达到满意的并不多。换房最早是官方搭台，老百姓公平交易，几乎不产生费用，后来有了房虫子，换房就变味儿了。天津换房开始于1956年，由市房管局牵头，本着“有利生产，便利生活，群众自愿”的原则，开展职工换房工作。每年都要调换上万户房屋，换房职工各得其所，最关键的是解决了上班远的问题，缓解了公共交通的压力。
当时有一种方式被称为“多角换房”，家具四厂工人织玉奎到河北区登记换房，换房员张嘉麒和助手孙玉明、秦金明费尽周折，走遍河北、河东、红桥、河西四个市区和东郊区，二十一个房管站，共有四十九间房屋参与了这次换房，其中私产房一间，企业产十八间，公产房三十间，织玉奎终于住上了满意的房子。估计这个纪录永远不会被打破。
天津老照片
那时候房子真是用来住的，换房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有很多人通过换房住上了满意的房子。天津针织厂职工王建茹，家庭人口多，分住在河东、南开，通过换房全家人住到一起。住在南开区鲍公寺胡同的赵洪标，在大王庄粮店工作，上班较远，换房后搬到中山门新村。
交通局配件公司老职工白凤山住在体院东六楼，路远、楼高，每天累得精疲力尽。交通局换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几经周折给白大爷换到和平区睦南道，上班时间从50分钟变成10分钟，也不用再爬楼了。
缝纫机螺丝厂离休职工杨浩堂家住唐家口，单位又分给他万辛庄五楼一间房。两处相距甚远，河东区换房站工作人员查找线索，使杨浩堂一家住进了大王庄十四经路一个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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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罗住在和平区柳安新村23号，三间一个单元，为解决大子女分居和上班路远问题，多方打听，准备分别在和平、河西、南开三处找房，终于换房成功。他的儿媳李凤和是一建三工区工人，在南开区上班，换到了长江道南江西里。
住在珠江道的土产杂品公司的于国良，因上班路远换房心切，但又不想损失住房面积。换房员为他多方奔走，连串九户，使他换到了满意的房子。这九户中，使居住在六楼的两位老人迁到了楼下；把分散居住的张洪武的房子换到了一处；使一家婆媳不和的换到了两处。
换房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等价交换，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这房才能换成。比如说，房子在边沿地区要换市内的，就得换面积小的；如果住房条件好，设备全，地点适中，可是家庭人口多，打算扩大面积，就得在地段和房子质量上降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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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每年都要开换房大会，每天都有上万人参加。想换房的居民，带着户口本、房屋使用证到房管站登记，就有机会换房。换房成功后，要签订换房协议书，房屋产权单位盖章生效。
80年代有个“全国大中城市换房工作指导中心”，据这家机构统计，1984、1985两年，天津换房数占全国35个大中城市换房总数的40%。李瑞环市长荣获全国换房名誉状元称号。河北区江都路房管站换房员徐凤英，一年为八百多户居民换房，平均每天能换成两套，荣获“全国换房状元”。
异地换房也很常见。早在1957年，京津之间就有换房业务，此后天津又陆续和上海、南京、无锡、成都、唐山、石家庄、西安、太原、沈阳、哈尔滨等城市有了换房业务。70年代末，北京宣武区一职工退休后，因为子女在天津工作，想把北京的住房换到天津。北京房管部门帮他找了一个想来京投靠子女的天津职工，双方互换住房，皆大欢喜，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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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换房市场直接关系到利益，一些脑子活泛的人，开始进行非法交易，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房虫子。他们四处收集换房线索，垄断了换房市场。谁找他们换房，只要有“油水”可捞，他们就想办法私留人家的房本，控制换房渠道，直到由他们换成房子。房虫子乱收费，每提供一个内部换房线索，价格是两盒高级烟，每换成一次房子，他们从中取利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
王顶堤一个住户，由于急需增加居住面积，托房虫子用独单在万新村换成偏单。王顶堤的独单与万新村的偏单，对换条件基本相等，而房虫子却利用对方急于换房和不懂换房行情，硬向王顶堤换房户要了两千块钱好处费。
到了90年代初，天津出现了第一批商品房，但换房仍是主流。那时候天津最值钱的房子，是五大道的独单、体院北一区二区、水上村、泰安道、碧云里，大约在一平方米1000块钱以上。房管部门做过限价尝试，但私房交易双方便采取高价交易、低报房价的对策，漏税现象更为严重。不过，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换房成为历史，房虫子也赚不着钱了。（文：何玉新）
关于房子的电影《没事偷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