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与绘画的收集密切相关，前者离不开后者。
换言之，若无收藏家为留存历代名迹而作出的贡献，绘画史的学术研究将成为无米之炊（墓室壁画之类算是例外）。近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著有《中国绘画史》一书，书中上百张插图多为历代名迹，图注里一一标示出这些名迹的收藏者，其中一位就是内藤湖南的同龄人——庞元济。由内藤湖南的著述可知，早在二十世纪初，庞元济的“虚斋藏画”就已成为海外学者的关注对象。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间，华夏大地上曾涌现出众多收藏大家，集中在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南北两大区域，而其中鹤立鸡群者有两位，堪称巨擘。 北方的领袖是 “ 民国四公子 ” 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袁世凯的表侄），而南方的领袖当仁不让的是庞莱臣（庞元济）先生。
一八六四年夏天，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攻陷，这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历时十四年，对江浙地区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原来富饶的浙江湖州地区，人口从战前的近三百万锐减到了十余万人。一代收藏大家庞元济，就出生于这样的乱世之中。幸运的是，他生于富商巨贾之家，家境殷实。而与他同一年出生的齐白石则出身贫寒，年近花甲之年还要到京城寻找出头的机会。
在齐鲁民间，往往以山川河流来形容地方大族：“张马曹刘赵，江海河汉尿”。而在浙江湖州一带，则以动物来形容财力雄厚的富商人家：“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象”是指拥有一百万两银子以上的豪富，50万两至百万两的称为“牛”，而30万两至50万两的称为“狗”。
这“四象八牛”到底有多阔绰？光绪年间，他们的家产估计总额应在6000万两至8000万两白银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区区 7000 万两白银。
庞元济的父亲庞云（一八三三——一八八九）发家致富靠的是三方面的生意：经营丝绸、药材和倒卖军火。庞云之所以能够把握住乱世中发财的商机，离不开两个人提携：“红顶”商人胡雪岩和封疆大吏左宗棠。庞云先是与胡雪岩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合作湖丝生意，又仿胡庆余堂经营起庞滋德国药店，而后因左宗棠西征新疆、平定陕甘回乱急需军火，经胡雪岩而转托庞云与外商接洽，使得庞云在军火交易中获取了暴利，由此成为“南浔四象”之一。
清 王时敏 答菊图
庞云去世时，庞元济二十五岁。他继承父业后，先是在家乡经营庞滋德国药号和庞怡酱园。因之前庞家曾给清政府捐银十万两用于赈灾获得朝廷恩赏，李鸿章设法给庞元济安排了一次随团赴日本考察的机会。庞元济考察归国后眼界甚为开阔，于是发挥其商业才干，不遗余力兴办实业，将庞氏企业越做越大。一九〇六年，他在上海与人合资创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一九一八年，他又发起创办浔震电灯有限公司。此外，他还在苏、杭等地开设米行、酒坊、当铺、钱庄等大小企业并拥有大量田产和房地产。据粗略统计，庞元济一生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资本超过三百万两白银，被誉为“浙江民族工业的开创者”。然而，使他名闻寰宇的并不是他在实业上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丰富的艺术品收藏。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结合历史来看，“盛世收藏”这一说法未必牢靠。在中国历史上，大致有四次收藏热潮：一是宋徽宗时期，二是晚明时期，三是清康乾时期，四是清末民初时期。其中有三次都处在乱世之中。乱世动荡不安，贪腐盛行，艺术收藏品作为“硬通货”反而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储财、生财的主要选择。同时，乱世也给有胆识的收藏家创造了机会，使各类藏品以多渠道快速流动，宫中官藏流向民间，名家旧藏亦因离乱而易主。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有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在清末民初的这次收藏热中，庞元济把握机遇，并尽其毕生精力与财力，终于成为中国书画收藏第一人。
庞元济 (一八六四——一九四九)，字莱臣，号虚斋。作为一代收藏大家，他的虚斋书画鉴藏在清末民初的收藏界拥有极高地位，以至于当时外国人购买中国古代字画多以有无虚斋鉴藏之印作为识别真伪的标记。
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皆以收藏丰富、精于鉴赏、影响巨大而备受业界尊崇，被今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观其大略，六大藏家各有千秋：张伯驹乃官宦子弟，以购藏国宝级珍品见长；吴湖帆、张大千以绘画名世而兼顾收藏，使二者相得益彰；张葱玉生于中国首富家庭，强于唐宋名迹鉴藏；而王季迁尤擅绘画本体之笔墨研究。六大家中，庞元济之所以名列首位，一因其书画收藏最多，精于鉴赏，过眼的历代名画不下万幅，如王季迁所言的“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于实有据；二因其著述谨严，编订数种个人藏画著录，体例完备，影响深远。与庞元济同年的富家同乡周庆云，在其所著《浔雅》中写道：“莱臣自幼即好收藏，垂克不倦，往往不惜巨资，得稀世之珍……其著录尤详，载历代题跋并印记，故国粹之宝存赖此录以传，鉴古者得以考证焉。”
文化是习得性的，也有依地域而传承的稳定性。正如湖丝，自唐代以来历代湖州商人皆依此而发家。收藏文化也是如此。江浙地区的书画收藏市场到了晚明时期已经非常成熟，从而出现了项元汴这样的收藏大家。可以说，庞元济之所以自幼嗜画、酷爱收藏，表面上看是他的个人兴趣使然，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时代环境和地域收藏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他。
鉴藏著录两相宜
一八九九年，庞元济在南浔东栅修建“宜园”，他将其中藏画之室命名为“虚斋”，从此以其为号。凡是他收藏的书画，都会盖有“虚斋”钤印。因有雄厚财力作支撑，加上其“收藏团队”的精到眼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进上千件古画。他最早批量收进的是著名报人狄平子的藏画。狄平子乃清末上海滩最有名的书画收藏家，晚年没落后靠卖旧藏度日。狄氏所藏书画，以“四王”、吴、恽为多，亦有唐宋名迹，如尉迟乙僧的《天王像》、王齐翰《挑耳图》等。清帝逊位后，大量清宫藏品与官员私藏陆续流向民间，庞元济果断收进，虚斋藏画由是而蔚然可观。
庞元济 《虚斋名画录》扉页
在藏品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庞元济可谓沥尽心血，他与所请“收藏团队”雅资同好，赏奇析疑，所下功夫当世罕有其匹。他在《虚斋名画录》自序中写道：“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云烟过眼，几无虚日。其间凡画法之精粗，设色之明暗，纸绢之新旧，题跋之真赝，时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察，稍有疑窦，宁慎勿滥，往往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积储二十余年而所得仅仅若此……余不敢有力自居，惟好之既笃，积之既久，则凡历代有名大家，盖于是略备焉。”他为收藏与研究所历之甘苦，由此可见一斑。
庞元济在书画鉴藏和著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非一人之功。为了对数千件书画收藏进行甄选、整理和归类，他前期聘请了陆恢、张砚孙、张唯庭等书画家为其藏品进行编目和研究。陆恢是近代著名画家，曾为吴大澂幕客，遍观吴府所藏书画名迹，晚岁与吴大澂、王同愈、吴昌硕、倪田、顾麟士等结画社于顾氏怡园。陆恢往来于庞家近二十年，与庞元济关系非同寻常，二人曾合作山水画。陆恢还专为《虚斋名画录》题跋：“予客虚斋今几二十年，谈艺甚款洽，有持名迹至，必邀与赏析。而是录登载，出入间亦兼糅刍言，故能习之性情而津津乐道之。”虚斋后期的藏画管理与整理工作，主要交给张大壮、吴琴木和邱林南。而张大壮、吴琴木后来也以绘画闻名，这与他们在庞家得以观摩、临习历代名迹不无关系。
自宋以来，历代著名私人藏家多有为藏品进行编目著录的习惯。“虚斋收藏”以书画驰名，此外，在铜器、玉器、瓷器、文玩等类藏品的收藏方面也十分可观。庞元济誓愿宏深，在陆恢等“收藏团队”的帮助下，为虚斋藏画编印过五种图书，即：《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历朝名画共赏集》《中华历代名画记》和《名笔集胜》，刊录其藏画精品九百余幅，琳琅满目，让人叹为观止。而没有进行著录的书画藏品，多达数千件。
影响最为深远的《虚斋名画录》出版于一九〇九年，全书十六卷，郑孝胥题签，著录历代名画共计五百三十八件。其中多为历代收藏大家如项元汴、赵孟、贾似道等豪门旧物，还有三希堂和《石渠宝笈》著录的佳品，亦不乏宣和时代的宫中珍藏，如阎立本《锁谏图》、周昉《村姬擘阮图》、韩幹《呈马图》、戴嵩《斗牛图》、董源《夏山图》、巨然《流水松风图》、李成《寒林采芝图》、郭熙《终南积雪图》、赵佶《雪江归棹图》、李公麟《醉僧图》等（据今人研究，该书所收录名画，有少量伪仿，还有的存在“双胞”的情况）。
《虚斋名画录》的编撰体例十分严格：不是家藏、非经披沙拣金所目者不录；史上名迹，虽经前人编录，依旧首尾登载，使人知此真迹尚存；画中跋诗文如与通行本有异者，仍录原题；文字污损难辨者，均以方框代之，不作臆改；书画的印章均以楷书依文录之，以便后人查考。
《历朝名画共赏集》出版于一九〇九年，是为了配合其外甥张弁群、张静江兄弟创办的通运公司开拓欧美古玩业务而编。该书共三册，由张弁群编辑，郑孝胥题签，收录历朝名画三十幅。旨在让西方人认识中国书画艺术，了解虚斋收藏。
《中华历代名画记》刊印于一九一五年，是庞元济专为参加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而准备，精装本，中英文对照，刊录唐至清所藏名画八十一件。其中有王维《春溪捕鱼图》卷、黄荃《秋坡野雀图》、苏轼《凤尾竹图》轴、赵孟《陶靖节像》轴等，都是国宝级古画藏品，备受欧美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赞赏。
《虚斋名画续录》刊印于一九二四年，共四卷，所收历代名画九十六件，其中单是宋元两代名画就有三十二件之多，如赵佶的《鸲鹆图》、赵子固的《水仙卷》等。关于这批名迹的收藏过程，庞元济在书中有所交代：“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所藏……以余粗知画理兼嗜收藏，就舍求售者踵相接。余遂择其真而且精者，稍稍罗致，然披沙拣金，不过十分之一二。”
《名笔集胜》是庞元济和侄子庞秉礼、姚子芬、樊伯炎等人于一九四〇年合编的。珂罗版精印，分为五册，每册收入名迹十六幅，共计八十幅。编印《缘起》中云：“吴兴庞虚斋先生鉴别精审，藏庋宏富，名闻寰宇。凡所收藏，虽有《虚斋名画录》及《虚斋名画续录》凡二十卷刊本流传，而真迹未尝影印。编者有鉴于此，爰商恳先生慨然许可，出其珍秘，摄影制版，分期印行，复详其纸绢、尺度、作者传略、简短说明并译以英文，供海内外人士探讨……俾学者得观摩之助，而鉴赏家亦得披览参考，为艺林增一巨著，庶不负先生嘉惠来学之盛意。”
庞元济的鉴藏印章众多，均出自赵叔孺、王大炘、胡钁、吴昌硕等名家之手。对于钟爱的藏品，往往会加盖不同的鉴藏印。如钱选的《浮玉山居图》上，就钤有“虚斋鉴藏”“臣庞元济恭藏”“庞莱臣珍藏宋元真迹”“虚斋秘笈之印”“虚斋至精之品”等十二枚印章。
近百年来，“虚斋”鉴藏印章，如同国际驰名的产品质量认证标志，成为海内外收藏界公认的识别古代书画真伪的权威参考。庞元济之所以成为一代收藏大家，不仅是因其时运相济且具备的雄厚的财力和过人的眼力，更重要的是他因习画、藏画、著述而形成了深厚的修养与坚定的信念，为保存中华书画珍宝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逸闻公案或传疑
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庞元济几十年的传奇人生，并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诸如书信、日记、口述史料等文献资料（也许部分史料还有待搜集整理和刊布）。于是，关于“虚斋藏画”的相关史实往往传而成谜，而公案则常常辩而存疑。
庞元济的虚斋收藏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海内名门的旧藏；二是清宫流出的官藏；三是与吴湖帆、张大千等朋友间的交藏。说起交藏，有这样一段逸闻：有一次，他与吴湖帆等人在酒店聚谈。吴湖帆眼尖，偶见有路人挟着画轴从店外走过。追出去一看，发现那人手中拿的是元代被称为“十七笔兰”的郑思肖所绘的《兰花图》，于是马上以五百元买下。庞元济知悉后，先是面露窘态，而后软磨硬泡、连拉带拽，非得让吴湖帆割让给他不可。吴湖帆碍于情面，只好出让。庞元济如此“无节操”的行为是事出有因的。他家中也有一件“十七笔兰”的作品，可惜当初因“打眼”买到了赝品，所以这次无论如何想要弄到真品，挽回面子。但据《吴湖帆文稿》中《丑簃日记》的记载，这段逸闻当不得真。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对庞元济的描述与评价比较中肯：“鉴别唐宋，颇有成见，年齿又最高，故偶有异议，先欲折服此老，必列举若干书画著录，而能历数家珍者，始能使之颔首。”做收藏这一行当的，谁没吃过亏、花过冤枉钱呢？庞元济也不例外。而他的鉴藏能力也正是在与这些名家朋友的交流和探讨中得以迅速提高的。
清 吴历 静深秋晓图
还有一个可以侧证虚斋收藏的影响力的人，这便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给正在欧洲和林徽因度蜜月的梁思成写信谈论工作规划，并向他们推荐了庞元济：“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为师，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并没有去向庞元济拜师。至于原因，是梁启超所托非人还是梁思成志不在此，或是庞元济本人并不接纳，我们不得而知。
庞元济在实业和收藏上获得的巨大成功，既使他广获赞誉，也给他带来过麻烦。这些麻烦归结起来，无非是为了两样东西：钱和画。庞元济凭借他浙商的老练与智慧和秘传的藏家的处事手段，巧妙地将这些麻烦和祸端一一化解。
一般来说，生意上的朋友需要借钱，庞元济一向是比较大方的。而一九二六年向他“借钱”的不是别人，而是逊位后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自一九二四年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后，暂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处境艰难。加上受清朝遗老郑孝胥等人怂恿，一心幻想着恢复大清国号，于是四处筹集银两、招兵买马。因庞家曾给清政府捐过一笔巨款，庞元济所刊行的两本藏画著录又都是找郑孝胥题的签，于是，郑孝胥就带着溥仪来找他“借钱”。庞元济十分客气地招待了到访的贵宾后，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们。理由是什么呢？庞元济对溥仪及其随从说：“庞家当年给大清捐过巨资，清政府却没有兑现承诺，致使庞家人从未谋上一官半职，很是失望；再说，如今家中银钱都投资到各地办厂，没有余钱在手；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来之不易，也是社会潮流所趋，他若出资支持满清复辟，定会背负千古骂名，所以，即便有钱也不能捐。”溥仪闻言，也只好作罢。最后，庞元济给了溥仪一行人一千两银子作为旅费，把他们打发走了。
以上记载虽未必是信史，但实际上，庞元济早就走上了“曲线革命”的道路。庞元济的弟弟庞元澄，经张静江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成为同盟会上海支部的核心人物，庞家直接捐巨款支持革命，即经庞元澄之手。此外，庞元济的部分虚斋收藏，早在二十世纪初即经由外甥张静江售往海外。而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元老，其经营古玩字画所得，许多都用到了革命事业上。可以说，没有张静江及其团结的“南浔四象”家族及众多海外华侨、华商持之以恒的大力捐资支持革命的义举，孙中山的海外反清事业及后来国民革命党的建党伟业，也都将很难继续下去。
庞元济的收藏因在海外举办过多次展览加之其《虚斋名画录》著录清晰，吸引来不少国外买家，如美国商人弗利尔及日本资深书画收藏专家原田尾山。毋庸讳言，一个藏品丰富的书画藏家，往往也是制售假画的行家，例如大画家张大千就曾因擅作假画闻名海内。又如当年在沪上与庞元济齐名的谭敬，也找人做过一批假画。这种行为的行话叫做“下蛋”。“下蛋”是中国历代书画藏家惯用的制假手段，即请高手对着母本仿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仿本。传言现分别藏于南京博物院与美国底特律美术馆的两幅赵佶的《鸲鹆图》，就是庞元济制作的仿品，但此事的具体真相与原委至今未有定论。其中一种说法是，自从原田尾山在某次展览上看到赵佶的《鸲鹆图》之后，就一门心思想据为己有。他曾屡次联系庞元济登门索买，但庞元济不堪其扰，加之《鸲鹆图》真迹当时已残破不堪，于是他请陆恢仿制了两幅后将真迹毁去。庞元济故意拖延交易时间，在原田尾山乘客轮即将离港启程的时候，托人在船上把假画卖给了他。等原田尾山发现画有问题的时候，早已为时已晚。后来他只好将画转卖给美国人。于是这件转卖掉的《鸲鹆图》仿品，被美国底特律美术馆收藏；另一幅庞元济留于自己赏玩，后经庞氏家人捐献给国家，今藏于南京博物院。原作已毁，仅存摹本，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新华在相关文章中即持此观点。还有一种说法也存有争议：徐邦达、刘九庵、马子云认为藏于南京博物院的《鸲鹆图》是真迹，但张葱玉却认为是赝品。更让人感到蹊跷的是，《中国古代书画图录》没有收编此画，徐邦达在研究赵佶绘画的论文中也未提及此画。
除了《鸲鹆图》，庞元济是否还有其他造假、售假的经历呢？因目前资料所限，这个疑问只能留给后之学者进行解答。
庞氏旧藏今何在

明 沈周 疏树西风图
早在二十世纪初，虚斋藏画就开始陆续流散到国外各大公立及私立收藏机构，这既与庞元济开放的收藏观有关，也与其身边的家人、朋友相关。虚斋的早年藏品主要经张静江、卢芹斋等人之手加之其他渠道流散海外。张静江是庞元济的外甥，一九〇二年，张的父亲张定甫为他在法国巴黎开办通运公司，张氏兄弟聘请鉴定家姚叔来担任总经理，并与大古董商卢芹斋合伙，以虚斋为依托，打通了欧美艺术品市场。虚斋旧藏名迹如阎立本《锁谏图》、王诜《溪山秋霁图》、李山《风雪杉松》、龚开《中山出游图》、钱选《来禽栀子图》、吴镇《渔父图》、沈周《江村渔乐图》、史忠《晴雪图》、唐寅《梦仙草堂图》等，经姚叔来运作卖给了美国人弗利尔。这些作品现皆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庞氏所著《虚斋名陶录》稿本，亦存于此。为便于查阅，该馆已于近年将包括虚
斋旧藏在内的八十余件宋元名迹的研究成果公布于其官方网站，以惠泽学林。
庞元济几乎一生都奔波于实业与收藏之间。然自日军侵华后，庞氏尘心渐息，从此以书画自娱，不再操持实业。正如其《虚斋名画续录》自序中所言：“生不逢辰，适更国变，从此杜门谢客，日以古人名迹为伴侣，品藻山水，平章真赝，亦聊以消磨岁月，遣送余年而已。”一九三七年八月，陈师曾的父亲散原老人亦为示抗日绝食而逝。齐白石在挽联末句中写道：“乍经离乱岂无愁。”庞、齐这两位终身与书画结缘的同龄人，虽生前没有交集，但他们历经世变，彼时内心的愁苦是相同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沪上藏家遭此离乱，纷纷出售旧藏古物，庞元济也不能幸免。一九四三年，年近八旬的他写下遗嘱，述及分置三地的虚斋藏品。因为浔苏沦陷，“劫后检查，十去其八”，庞元济决定将所余书画分成三份，由其侄子庞秉礼及两个孙子庞增和、庞增祥继藏。后因遗嘱在执行时有所变动，遗产被析为四份分配。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庞元济病逝于上海，他身后留下来的大量古代书画成了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全国解放前夕，收藏家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吴湖帆选择留在大陆，其藏品也随之留了下来；张大千、王季迁去了国外，他们的藏品也随之流向海外。庞家的藏品原本打算运往台湾，后未成行。庞元济的曾孙女庞叔龄回忆道：“一九四九年曾祖父过世后，家里面比较乱，在全国将要解放前夕，侄子庞秉礼因是孙立人的秘书，他来动员曾祖母要全家搬迁台湾，当时画已经全部装箱，部队的军车也联系好了。最后一天曾祖母、父亲还有一个叫沈哲明的总管一起商量。最后，认为去台湾不合适，孤儿寡母的在台湾很难保存好曾祖父这一辈子的心血，他仍感到庞家的根应在中国，在江浙。或许真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这批珍品留在了祖国大陆，这也是庞家对祖国的情意吧……”
明 文徵明 万壑争流图
上海解放后，“虚斋旧藏”成了新中国政府征集藏品的重要对象。一九五一年，谢稚柳代表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从庞秉礼处征购了两批书画，计有钱选《浮玉山居图》、张中《吴淞春水图》、柯九思《双竹图》、倪瓒《渔庄秋霁图》、王冕《墨梅图》、仇英《柳下眠琴图》、文徵明《石湖清胜图》等共十九件，今存于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也为故宫博物院调拨了部分藏品，有赵孟《秀石疏林图》、曹知白《疏松幽岫》、柯九思《清秘阁墨竹图》、姚绶《秋江渔隐图》等共十八件。一九五二年，庞秉礼、庞增和、庞增祥联名将家藏宋代朱克柔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等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庞增和生前数次向国家捐赠书画等文物：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古画共二百五十七幅，其中有赵佶《鸲鹆图》、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倪云林《枯木竹石图》、吴镇《松泉图》、仇英《捣衣图》、沈周《东庄图册》、文徵明《万壑争流图》等。他还向苏州博物馆捐赠文物三十九件，其中书画作品三十四件。据庞增和女儿庞叔龄称，她和母亲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捐赠的收据凭证。
明 唐寅 春山伴侣图
此外，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所编的《中国绘画全集》中，明确收录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等处的虚斋旧藏共一百余件。除前述藏品，故宫博物院还存有陈清波《湖山春晓》、吴镇《芦花寒雁》、王蒙《葛稚川移居》等近四十件；上海博物馆存有沈周《桂兰图》、唐寅《春山伴侣图》等二十余件。
自清以降，中国的两次收藏热潮，藏品流向迥异，康乾时期，盛世收藏，南画北渡，江南名家私藏精品几乎尽归大清内府；清末民初，乱世收藏，多少天下名画，自清宫散佚，命运曲折，因乱而聚，也因乱而散。曾为海内私藏之冠的庞氏的“虚斋藏画”，凡经著录者，如今大多藏于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海内外文博艺术机构，其余的则流散四海。近年来，也有一些海外的虚斋旧藏通过拍卖的方式回流到国内，且成交价逐年攀升。二〇一〇年北京保利五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从美国回流的虚斋旧藏——王蒙《秋山萧寺图》以一点三七亿元成交，创下当年古代书画拍卖的最高价格纪录，由此可见“虚斋旧藏”在今日收藏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关于收藏，近代藏家丁福保曾说过这样的话：“与其收藏于一家，不如藏之于团体，因团体较一家为永久也。与其散诸于他人，不如散诸于自己，因自己较他人为好也。”庞氏的虚斋藏品，私收而公藏，还珠于民。庞氏家人的义举，亦为久经离乱的“虚斋收藏”找到了更好的归宿。对文物妥善保管，以求永久，固然是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然而在馆藏文物的展陈、交流、研究及服务大众等方面，国内公立博物馆还需与时俱进，向国际看齐，以不负包括庞氏后人在内的广大文物捐赠者的厚望。
作者：石慎之
转自荣宝斋期刊2017年12月刊，部分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