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各种枪支中，可能没有炮弹枪林弹雨那么广泛、发挥得那么好、受到那么多喜爱、那么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枪。
其曾拥有过的辉煌是任何一支手枪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在当时的民间与行伍间，驳壳枪也被俗称作“自来德”、“大肚匣子”、“盒子炮”、“匣子枪”、“二十响”等。驳壳枪也不是标准称法，只不过在中国叫的较为普遍而已，其在德国与西班牙都各有不同的名称。因笔者另有专文，不赘述。关于驳壳枪的诸元与在德国、西班牙生产的经过，网上可以轻易搜出，无须我说。这里只说它在中国的历史。
驳壳枪属于冲锋手枪，弹夹前置，体型较大，在西方人看来，在今天的国人看来，作为手枪，这无疑是明显的缺点，但在社会秩序剧烈动荡和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旧中国，盒子炮硕大的枪身从直观上增大了威摄效果，却因此倍受欢迎。腰插两把大镜面又故意敞开衣襟纵横驰骋，在当年是特别牛逼的画风。身边时时跟随一帮挎着盒子炮的保镖护卫，也是有钱有势者身份的象征。
图01 当官的身边跟着一群挎着盒子炮的护兵，是当年很常见的画风
手枪的有效射程受瞄准的制约，一般不超过50米。因驳壳枪的枪管长、瞄准基线长，使得其有效射程较其他手枪大，达70米。如果将木制枪盒结合在枪尾作为枪托抵肩射击，有效射程可达150米。但这都只是对一般射手而言的。旧中国，许多武装人员将毛瑟手枪的有效射程发挥到极致。据说当年东北的胡子（土匪）能够在二百步开外用匣子枪打中高粱杆。在敌伪的口中，抗联杨靖宇将军就能够用匣子枪左右开弓打落二百步开外的苹果。这还真的不是夸张，就在杨将军牺牲前，当一个鬼子在三百米处向杨靠近意图劝其投降时，被杨用镜面匣子连发三枪，全都打在了胸部。可惜的是驳壳枪毕竟是手枪，三百米的距离对于手枪来说实在远了点，力有不逮，加上2月份的东北，鬼子穿的又厚，挨了三枪的这名鬼子经医治没有死。可这样的距离打出这样的效果，手枪中也只有驳壳枪了。
由于常年玩枪，许多优秀射手根本不用缺口和准星，只是根据手感概略瞄准射击，便能打落空中的飞鸟、抛掷的铜钱，这都早已不是夸大的传说。抗战刚刚胜利时，国共美三方军调小组到新四军第五师驻地调停内战，曾流传着小组中的美军代表和师长李先念赛枪的故事。其时，美军代表用卡宾枪射击空中用降落伞飘落的小型靶标，李先念则用驳壳枪射击向空中抛掷的碎砖块，枪枪命中，令在场各方人员赞叹不已。这则故事不知真假，但这种事在当年一丁丁点也不稀奇。清末，豫西绿林王天纵在一次与追剿的官军谢宝胜部遭遇时，两军隔一条深沟对阵，王为警告谢，用驳壳枪一枪打穿了谢的帽子，然后对谢说我不是打不着你，是不想打你，如果不服就举起你的马鞭。谢隐身举起马鞭，王又一枪打断了谢的鞭杆。谢不得不带兵退去。中原大战中反蒋军失败，其中的一个营在营长刘树森的带领下向黄河北撤退，因兵单势薄，两次遇到叛军拦路，意图缴刘营的械，刘一边与之周旋，一边用盒子枪甩手打下空中飞鸟，两枪两中，吓退两股叛军。
自上个世纪初毛瑟手枪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国人无比的青睐。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能够佩戴盒子枪为荣。据保守的估计，从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德国造和西班牙造驳壳枪不少于70万支。
在当年，不管是德国还是西班牙，他们生产驳壳枪的主要出口，就是中国。有一个事例不难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仿造的驳壳枪在质量上还无法与外国的原装枪相比，同样是佩戴驳壳枪，是不是洋货，已经成为一个带枪人身价的象征，这大概就和现代人戴什么腕表，是不是原装表才够派一样的道理。于是德国毛瑟厂和西班牙的阿斯特拉厂投其所好，在后来生产的驳壳枪上，分别用汉字打上“德国制”与“日国制”（日国并非日本国的简称，而是西班牙的简称，因当时国人将西班牙称作“日斯巴尼亚”）三个字以为标榜，其生产和销售的目的，不言自明。
除了外购，中国也大量山寨驳壳枪。从1921年开始，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11家兵工厂先后仿制驳壳枪成功。这些都是政府控制的规模较大的兵工厂。除此之外，那些军阀自办的小型兵工厂，乃至一些军、师的修械所，也都纷纷效仿。到底有多少家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驳壳枪，又生产了多少驳壳枪，已经无法计数。
图02 军阀混战时期五省联军的一支手枪队
从史料中摘取几组数字，也许能够说明驳壳枪在中国武装团体中装备的比例：
1923年樊钟秀南下投靠孙中山时，孙为表达对樊的感激，给予了樊从精神到物质的很高奖励，这物质的奖励，便有一次性的拨付驳壳枪800支。
同样也是1923年，忠于孙中山的桂军刘震寰部选精兵500偷袭背叛孙中山的广西靖国军沈鸿英部，500精兵每人一支手电筒，一支驳壳枪。
1924年著名的广州商团叛乱前，该商团曾一次从香港的德商处购得枪械9000余支，其中的驳壳枪达4331支，占全部枪械的近半。
1924年孙中山北伐韶关，曾带两辆铁甲车随行，两辆车上新配了手提机枪18支和驳壳枪250支。此时的铁甲车队就是三个排的编制。
1926年国民军与晋军战于晋北，石友三部曾一次集中3000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每人一把大刀，一支盒子炮。
1927年黔军袁祖铭被湘军唐生智解决时，曾缴获袁之卫队旅驳壳枪1300余支。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师也只有三千人上下。
1933年的国军骑兵旅轻高射炮连，编制官兵148人，配备毛瑟手枪56支；同为该旅的装甲汽车连，编制官兵134人，配备毛瑟手枪89支。
中原大战之前，西北军还曾编有手枪旅，后来由西北军分化出来的韩复榘第3路军中，也长期地保持着手枪旅的建制。几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手枪作为装备，这怕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933年，《时代公论》杂志曾刊戴一篇有关四川内战的文章《川战的源源本本》，该文述及四川军阀各部武器装备时，对于驳壳枪的统计是：
24军刘文辉部，人枪10万以上，连枪数千支；
21军刘湘部，人枪11万，连枪数千支；
29军田颂尧部，人枪3万以上，连枪数千支；
28军邓锡候部，人枪2万以上，连枪千余；
20军杨森部，人枪2万，连枪千余；
前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部，人枪1万，连枪千余。
连枪，即驳壳枪在当年四川的俗称。从人枪总数与连枪数的对比，是不是可以看出驳壳枪在当时的比例？
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中共武装，盒子枪也被大量使用。1930年3月29日，一份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
“黄安：有长枪三十余支，盒子（即卜壳枪）五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二十支之谱。
“麻城：有长枪百余支，盒子五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数支。
“光山：有长枪五十余支，盒子二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数支。”
1932年10月，东北抗联前身之一部，磐石反日义勇军创立时，“全队共一百二十人……有长枪七十五支，短枪六十五支（其中匣子五十支，橹子十五支）”。
宁都起义后任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的季振同，起义前任国民党军第74旅旅长，该旅前身即为西北军冯玉祥之手枪旅，起义时，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盒子枪、步枪、大刀。红四方面军中许多部队，如25军、28军等，也曾编有手枪团，是当时很惹眼的一个亮点。持驳壳枪奇袭、突击，在红军的战例中非常普遍。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在突击行动时，便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冲锋手枪。对于活动在敌后的我各抗日游击队、武工队来说，既便于携带，又有很强火力的驳壳枪，就更是勇士们的必备利器。就像左轮手枪对于美国西部牛仔一样，盒子炮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最明显的标志。
可以这么说吧，在装备极其落后的旧中国军队中，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的就是驳壳枪。
图03 台儿庄之战中第二集团军一支装备了盒子炮与大刀的奋勇队
因着盒子枪的密集火力和极富雄性美的威猛外形，使其不仅是特种部队和基层指挥员的必备，即使许多高级将领，也往往对其爱不释手，形影不离。如今许多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网友都说盒子炮是初级军官配备的，高级将领不可能会带驳壳枪。这话说对了一半。没错，盒子炮的确只有初级军官才配备，但要说高级将领不可能携带驳壳枪就大错特错了。驳壳枪在旧中国，是军人的一种情结，而有这种情结的，却不仅仅是尉官，也包括了将官。就像冯玉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军阀混战时期，身为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匣子枪上阵搏杀。热河两大匪首李守信和白凤翔，抗战时先后投敌，一个当上了伪蒙古军的总司令，一个当上了伪东亚同盟军的总司令，各辖五个师的兵力。就是在这个时候，身边一直有大量亲随卫队的情况下，李守信身上也一直携带着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白凤翔更是连睡觉时，两支二十响也别在腰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带惯了，不带睡不着。就连张作霖在做到安国军大元帅后，身为一国元首了，随身也一直带着一支长苗匣子，其在皇姑屯被炸时，这支长苗匣子就在身边。中共高级将领也同样，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徐向前在鄂豫皖斗争初期，每遇战斗最紧张时，往往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在红军一、四方面军关系最紧张时，身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和刘伯承每人身上都带着两把盒子。开国中将杨国夫在抗战期间，不管是任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还是第七师师长，身上始终带着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东北抗联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属于杨个人的手枪有七支，其中三支驳壳枪，四支撸子。两支旁开门的二十响和两支撸子分别由两名警卫员携带，一支大镜面匣子和两支撸子他自己携带，从不离身。杨牺牲后，敌人为宣传讨伐的战功而展览其遗物时，这三支枪就在其中。那时身为军长师长而携带驳壳枪的多了去了。一直到战后多年，国共两军的许多将帅还仍然有自来德时时带在身边。此时硝烟早已散去，身为高级将领，再携带这样大型的战斗手枪已经不是因为需要，因为什么？就一个字：喜欢。
在那个年代，驳壳枪还是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早在清末，刚刚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便曾以自来德手枪对清军将领行贿，颇见成效。豫西绿林大侠王天纵，民元时归顺起义民军张钫所部，王第一次见张时的晋见礼也是两支当时还很罕见的德国造毛瑟手枪。抗战时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马占山将军驻节绥蒙，与蒙古族军官联络感情时，也往往用二十响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抗战时期，与新四军驻地相邻的川军第127师师长陈离，曾以4支二十响快慢机作为礼品，赠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以答谢新四军对其训练游击干部的支持。在冀中，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建立统战关系，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将自己心爱的二十响赠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当时吕很舍不得，政委黄敬一再做吕的工作，并答应将自己的二十响手枪给吕，吕出于统战需要，才将枪赠乔。
驳壳枪自问世后，包括生产国的德国和西班牙在内的西方军队都极少使用，唯独中国例外。为什么呢？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和长期不间断的战乱需求所决定的。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的战国时期，持续了几十年的战乱，需要大量的兵器。这时中国轻武器的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和连年的战争消耗相比，还远远供不应求，质量也无法与列强相比，于是不得不向外国求购，而不安好心的列强也正好利用这一契机赚中国人的银子。于是，德国和西班牙生产的驳壳枪得以大量远销中国。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军开始以德军为样板进行装备与训练，为数不少的德国军事顾问服务于中央军，而为首的汉斯·冯·泽克勃将军又正好是一个毛瑟手枪的爱好者，用现在的话说，够得上发烧友级。因为他的极力推荐，毛瑟手枪很快成为中央军的制式装备。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参加了这场战争。据一位参战的老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一个团的全部士兵，除了应配的步枪、机枪、小炮等装备外，每人还另配有一支德国造的毛瑟手枪。抗战刚刚开始时，仅1938年1月至3月，国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在当年，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国的军火商们都在上海设有专门推销武器的办事处。推销的武器主要是各种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这中间最有竞争力的当然还是盒子枪。据有的资料，仅从上海这一渠道直接卖给中国各派系军阀的驳壳枪就有40万支。
其二，是中国军队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作为一支冲锋手枪，在今天，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因为今天有比它更适用也更廉价的轻型冲锋枪、微型冲锋枪和短突击步枪。但当年不行呀，一直到抗战结束前，中国军队用于近距离攻击的自动火器严重不足。以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来说，这样一支人枪都超编制配备的部队，一直打到武昌城下，重机枪不过数挺，花机关枪不过数支，轻机枪一挺也没有，半自动的驳壳枪便成了北伐军的利器。当时的敢死队，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几枚手榴弹爬上武昌城的。包慧僧在回忆录中说过，黄埔学生军东征时，叛军最怕的就是学生军的驳壳枪，因那时机枪少，步枪发射速度慢，而每个连的九支驳壳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容弹量也比步枪多一倍，当然是了不起的了。川军出川抗战时，往往一个团重机枪不超过4挺，装备好一点的部队，一个连有轻机枪3挺，更多的部队，全团没有一支冲锋枪，没有一挺轻机枪。而这样的装备情况，却并非川军所独有。驳壳枪用作枪套的木头盒子，结合在枪尾后，整支枪就成了一支卡宾枪，对于德M712、西班牙阿斯特拉902、903与MM31等连发手枪来说，就是一支微型冲锋枪了。其10－20发的装弹量，150米的有效射程，每分钟40－120发的战斗射速，恰好填补了步兵突击阶段的火力空白，便成为当年近战的利器。本来这个火力空白是应该由冲锋枪来承担的，在今天，更是应该由短突击步枪来承担的，但那时的中国，因为这些都没有或极少有，驳壳冲锋手枪也就勉为其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正规军也要大量装备的原因。
其三，是中国特定的战争样式决定的。驳壳枪如果搁在今天，它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国产80式冲锋手枪强到哪里去，但它生在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来到了“中华民国”那个特殊的战场，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中国的军事斗争，自古就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奇”与“正”的利用上，中国更注重以奇制胜。到了二十世纪，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多数是非常规战争，特别是中共军队，就更是如此，化装奇袭、山林或村落伏击等小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中共军队很长时期的主要战法。在这样的作战背景下，假如你是红军游击队长，对于经常会在一百米甚至五十米以内发生的丛林或村落遭遇战斗，你说是汉阳造好使，还是驳壳枪好使？假如你是敌后武工队的队长，需要你带上七八个队员化装成赶集的老乡混在人群中去袭击一个伪警察所，你说是三八大盖好使还是驳壳枪好使？
在这个问题上，东北我牡丹江军分区《1946年冬季森林剿匪几点经验总结》中，关于《小部队的装备》一节中，给出了标准答案：“1，枪枝，以匣枪为最好。每班须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更好，二支冲锋自动枪，只有一个组的步枪带刺刀即可。”因为近距离的山林或村落游击作战，对枪的射程要求不高，而既便于携带，又具备近战密集火力的大肚匣子，显然就成为首选。当然如果在今天，轻型冲锋枪或短突击步枪会比大肚匣子更好使，但那个年代，冲锋枪还不多，短突更还没有出现，能够兼作微型冲锋枪使用的大肚匣子自然成为游击战最犀利的兵器。
图04 改编新四军之前，曾山、刘英、粟裕和全部携带驳壳枪的警卫战士
若在西方，你绝对没听说过同属一个军的这个师长到那个师长的公馆去赴宴会是一个鸿门宴吧？是的，没有。和民国同一时期的德军、苏军、美军、英军、日军等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今天我军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但在民国时期，这样的事却司空见惯。不仅同属于一个军的两个师之间经常会在酒席上发生火拼，即使某个团长到他的上司旅长那里去开会，也可能会在会议桌上遭到诛杀。至于友军之间的宴请，这样的情况就更多。冯玉祥宴请郭坚擒而杀之、周澜宴请袁祖铭擒而杀之、黄绍竑宴请冯葆初擒而杀之、张培荣宴请孙美瑶擒而杀之、杨增新宴请夏鼎和李寅擒而杀之，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那年头大股武装吞并解决小股武装的战斗，很多都是在推杯换盏、握手谈笑间发生的，这样鸿门宴式的战斗，在南北军阀、大小土匪、国军、共军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鸿门宴倒不一定每天都有，那些见惯了鸿门宴的带兵官们却不可一日无备。假如你是个军阀部队的师长或旅长，你敢像今天这样只带个驾驶员就去另外一个师的地盘上赴宴吗？没人敢。即便是共赴国难合组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和冯玉祥之间，后者到前者的驻地去开会，也要带上两卡车的卫队才敢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师长旅长什么的，走到哪里都要跟随几十甚至几百的卫队。而对于随时可能会在餐桌上、会议桌上展开的火拼，你给你的卫兵们是配备老套筒好呢，还是驳壳枪好呢？在自动火器还是凤毛麟角的二三十年代，在一个团甚至一个师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老套筒、一个团最多才有4挺重机枪的时代，我看还真的没有什么比得上既便于暗藏携带又使用灵活还具有密集火力的驳壳枪更合适的了。因此，那时卫队的武装，驳壳枪就成了标配。抗战时光荣殉国的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在与敌遭遇时，日军就是从那密集的驳壳枪声中，判断出对方必是一名高级军官的指挥机构，于是调集重兵加紧围攻，从而导致了李家钰的牺牲。著名的“西安事变”，虽无大的战斗，但仍有流血冲突，即张学良卫队与蒋介石卫队的战斗，在这场不大的战斗中，又主要是驳壳冲锋手枪之间的较量。
总之吧，驳壳枪在旧中国盛行，是由当时的装备状况促成的，是与当时的作战样式密不可分的。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是大量的第二代冲锋枪登上中国战争舞台，姗姗来迟地承担了本来早该由它承担的火力任务，另一方面是此时的作战样式已经由以小规模的游击战为主变成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于是，作为冲锋手枪的驳壳枪开始逐渐退出主战场，但在解放战争的敌后游击战场和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中，却仍旧在大显身手。
（写于2002年，修改于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