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石爱华
编辑/遗书宋建华
找“证人”的大致情况。黑色斜挎包里常年装着4瓶矿泉水在路上喝
与老领导人30年来的两次对话，让大忠的整个人“马马”。
1987年4月的一个傍晚，30岁的代忠，在其工作的达州市渠县青龙乡蚕桑站宿舍门口与时任青龙乡书记周茂生碰上了。
这次不经意的偶遇，周茂生对代忠工作变动做了口头通知，“代忠，你的用人单位有红头文件把你放了，你必须坚决回家”。代忠提出要看看红头文件，却被拒绝了。
因为乡书记的这句话，代忠结束了让村民羡慕的蚕桑站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回家种地。之后的30年，除了当农民，代忠在东莞的玩具厂做过计件工人，给广州的老板养过猪，也在广东的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当年同为农业技术员的一些人早已经转为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失去工作这件事让代忠心耿耿于怀。
30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代忠找到周茂生“对峙”，却从周茂生嘴里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周茂生改口说，当年并没有“放人”的红头文件，代忠离开之前，也已经转为了“土管员”，是自己“放了”代忠。
如果说30年前周茂生的一段话改变了代忠的人生走向，30年后的这次“改口”就像一道难以撕下符咒，让代忠陷入一种及其痛苦的境地，仿佛自己是压在五指山下猴子，翻身不得，委屈至极。
△说明当时情况的证明，有老书记周茂生的签字和按下的手印
蚕桑员
“八十年代那会儿，渠县的青龙乡漫山遍野都是桑树，我们乡是蚕桑生产的基地乡”，时任青龙乡副乡长的张天权如今已经65岁，当年主管农业工作的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蚕桑事业和代忠这个人都印象深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蚕桑业是达州渠县青龙乡的支柱产业。张天权记得，全乡约有5300农户，其中1200户养蚕，春夏两季需要育蚕1800张（蚕卵的单位按照张来算，每张蚕卵纸上有几千个蚕卵），代忠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了蚕桑员。
1983年，代忠是乡里位数不多的老高中生之一，恢复高考后，代忠也未能考上大学，一直在家里务农。直到乡里组织考取农业技术员，代忠又迎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记忆里，全乡一共有约150位老高中生参加农业技术员的考试，据他所知最后青龙乡只有包括他在内的3人通过农业局组织的这次选拔，但在农业局里，现在已经无法查找到那次考试的资料。
考试通过之后，代忠被分到的了农业局下属的青龙乡蚕桑站工作。代忠工作的主要地点是在“共育室”负责把蚕卵孵化成“蚕宝宝”。代忠记得，自己那时候的工资是40块钱，农业局和蚕桑站各出一半。他的档案里，一张蚕桑站雇请辅导员花名册，佐证了他的部分说法，聘用人员“代忠”一栏上面记着，其雇请时间是1983年11月，工资20元由农业局支付，那会儿没有银行卡，也没有存折，代忠记得，工资都是县里层层托人送到他手里。
当了蚕桑员，代忠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蚕桑站与乡政府不远，育蚕的季节过去，代忠就去乡政府坐班，跟乡上的干部一起到村里工作，有时候指导村民插秧，有时也协调村民的关系。
时任副乡长的张天权常常和代忠一起下乡，有时候徒步一走就是一天“代忠的技术还是很硬的，那蚕卵要是育不出蚕他是要负责任的，马虎不得”。每年淡季，代忠也会到县里接受专业培训。
1984年，陈美华那年才十四五岁，曾在蚕桑站打工的她也对代忠有印象，她是在田里干农活时被代忠喊去蚕桑站帮忙的“他那时候看我们小孩干农活辛苦，到育小蚕的季节就让我们去共育室帮忙，一天能赚一块钱”。陈美华的经历也印证了代忠在蚕桑站工作的状态，“他是技术员，我们去了他教我们怎么选桑叶，怎么切碎喂蚕，他对我们孩子都很好”。
陈美华不仅学会了怎么养蚕，还在代忠那里学会有规律的插秧，家里的稻子增产了不少。
“放人”
代忠认为自己在蚕桑站的这段时间工作认真，虽然是蚕桑站的技术员，也没少在乡里帮忙，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被“放人”。不过，1987年时，青龙乡的蚕桑事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代忠有印象，蚕桑站的站长也曾跟他说过担心工资发不出的事情。
1987年4月的一个傍晚，代忠刚刚忙完春季的育蚕工作，在蚕桑站宿舍门口与时任青龙乡书记周茂生碰上了。“他说代忠，你的用人单位有红头文件，要求放人，必须坚决回家”，代忠说，当时自己傻了眼，但也没忘了问周茂生要红头文件看一眼，却被周茂生拒绝了，所谓“放人”的理由，代忠当时也没搞清楚。
当年主管农业的副乡长张天权也搞不清楚代忠为什么会走人，“理论上乡里面放人是要集体开会讨论的”，张天权解释，书记的话最顶用，他说放人，那谁也没什么话说。张天权也是事后才知道代忠离开蚕桑站的。代忠走了，共育室孵化蚕宝宝的任务就交给了原来给代忠帮忙的人来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蚕桑站也开始衰败，没几年就关停了，人们也开始离开村中，到外面打工。
30多年以后，代忠也是从周茂生口中得知，早在1986年，农业局曾下发过一个通知，由于一些产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将一些岗位的员工流转到其他领域上班。代忠也查到了周茂生跟他提起过的这个通知，里面提到渠县一共有37个流转名额，但并没有具体名单，已经无从查证这37人中是否包括代忠。
△在家中做饭的代忠。30年前的“放人”，让他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路
打工
代忠今年刚满60岁，头发已经全白，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渠县城内的老楼厨房里，“滋啦滋啦”地炸几块豆腐，为孙子孙女准备晚饭。这套县城内的三居室，是他和老婆以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打工赚下的唯一财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青龙乡的农民放弃养蚕，开始涌入城市打工的时候，回家务农的代忠迫于生计，也和妻子到广东一带开始打工生活，“我那个时候是什么脏什么累就干什么”，说道这些，代忠用手抹了一把眼睛。
在广东打工是从玩具厂开始的，厂里很热，气味也很大，每天的工钱按件计费，只有八九块钱，“这样的工作，还是我老婆找熟人把我送进来的”。代忠发现，做苦力比较有赚头，他于是和老婆商量，放弃玩具厂的工作到工地去当小工。
一家在外打工的这段时间，青龙乡的老房子也因常年没人打理不成样子，屋脊也塌了下来，早不具备住人的条件，埋在老宅下面的有两样东西让代忠最心疼，一个是他和老婆的结婚证，另一个就是当年当农业技术员的工作证。
老房破败之后，代忠和老婆、孩子们商量，一起出钱买下现在的这个住处。2000年后，家里有了第三代，他和老婆的任务便是回家带孙子。为了维持生计，他和老婆“白班”和“夜班”分工。白天他出去做小工赚钱，老婆照顾孙子，晚上老婆摆地摊，他来照顾孩子。
孙子孙女更大一些，他留守在渠县照顾孙子和孙女上学，老伴和孩子们依旧在广东打工。
一转眼，代忠的孙女上了高中，她最近发现爷爷谈吐有些奇怪，总说起当年蚕桑站的事，她向父母转述爷爷的情况，爸妈只嘱咐她好好学习。
画押
代忠的家离青龙乡老书记周茂生的家并不远，在渠县的四合街菜市场两人偶尔还会打个照面。代忠潜意识里总觉得周茂生和自己的关系有些微妙。每次见面，代忠还是习惯叫周茂生“周书记”，但他承认每次打过招呼，心里都“别扭”的很。
2016年，代忠从朋友口中得知，曾经在乡里工作过的人也许有补缴社保的机会，为办社保，代忠才决定去档案局查询自己的资料，这让他想起来当年被解聘时候的“红头文件”。几经查找，代忠并没有见到所谓的红头文件，这个疑问促成了代忠和周茂生的第二次对话。
代忠找到周茂生时，老书记已经是一个胃癌的患者，2017年4月，代忠在周茂生的小区里当面询问是否存在“放人”的红头文件。75岁的周茂生没有太多躲闪，承认没有红头文件，并告知代忠早在解聘之前就转成了“土地管理员”。
这番话让代忠备受刺激，“感觉自己这辈子真太冤枉了，如果上边没放人，那我应该恢复职务”。自此代忠陷入到自己的这个逻辑当中，他认为农业局应该恢复其职位，还其公道。他翻遍档案，寻访旧时的领导同事，试图证明自己工作的兢兢业业以及“被解聘”是被周茂生冤枉的。
他两次找到周茂生，说服“周书记”证明在解聘自己的过程中存在问题，周茂生在证明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代忠甚至还在档案局查到一份“代忠1997年在文体局转为干部的证明。
农业局调查后给予的回复，与代忠的逻辑并不一致。在农业局的记录里，代忠只是一个在1987年离职的临聘人员，文体局转为干部的代忠只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年龄相差了十多岁。
农业局蚕桑管理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向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出示了一份1989年渠县蚕桑员统计名单，因为代忠1987年就离开蚕桑站，所以官方1989统计的花名册里已经没有代忠。代忠的档案里未能查询到1983年聘用的证明，这位负责人出示了一份1988年聘用蚕桑员的说明，上面注明这些蚕桑员属于“一年一聘的临时聘用人员”，以此也可以佐证，代忠当年也是临聘人员。
农业局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代忠的档案里既没有招聘的表格也没有离职证明和离职的原因，一些临聘的人员虽然是农业局最初聘用的，但管理上都是由乡里决定，在当时人事档案管理“混乱”的年代，代忠确实很难查证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代忠想要复职的想法没有依据。
△法律书籍被代忠批画的朱墨琳琅
后半生
代忠的黑色大挎包里装着4瓶矿泉水，一包牛奶，四根香蕉，出门寻找“证人”的时候他总是这身行头，累了就坐在路边的阴凉里歇一歇。为了找回30年前丢掉的工作，代忠还花了100块钱，从书店买了一本《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整本书被他用红、黄、绿色的水笔标注的满满当当，他也想过通过法律寻找依据。
7月25日，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在家中也见到了周茂生。因为胃癌的原因，短短几个月“老书记”已瘦得皮包骨头，躺在凉席床上，他还记得给代忠签下的证明字据，承认是自己签字画押。问起30年前为何让代忠回家，30年后又为何改口，周茂生却缓缓摆手，摇摇头没有给出解释。
周茂生与代忠的第二次谈话中，除了提到没有放人的红头文件以外，还提代忠被转为土管员一事。为此，深一度记者到渠县国土局进行核实，工作人员透露，渠县的国土局是在1987年后成立，当年的土管员都是由各个乡镇来管理和任命，现在早已经没有这个职位了。如果转为土管员，那理应也是乡里就能决定的事情。国土局也没有1987年的相关资料。
虽然周茂生承认在解聘代忠的时候存在问题，但这种单方说法无法在农业局得到认可。
有人劝代忠，不如放弃奔波好好照看孙子，过现在的日子。代忠却笃定，要用后半生的努力，为前半生的变故讨一个说法。不解的旁人听了代忠的打算，指着脑袋悄悄说，“老头的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