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凡牛。
1.范雨素走红也是一种“高手在民间”现象
范雨素的走红，让我想起了《星光大道》、《超级女声》这类综艺节目，尽管他们的成名路径不尽相同。
范雨素是通过自媒体而得以亮相，有一定的偶然性，而综艺节目更像是工业流水线的加工模式，可以反复推出大众偶像。
但从受众的角度看，范雨素和选秀艺人们受到追捧，有一种社会心理不可忽视，那就是对“高手在民间”的期待。
人们在关注他们的时候，除了对其禀赋点赞，更会关注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媒体在报道他们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呼应这种期待，诸如“脑瘫诗人”、“打工作家”，莫不透露出这种偏好。
余秀华走红时，当时就有批评者指责“脑瘫”这个前缀。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让人无奈的传播现象，外界不会轻易就忘记他们的身份符号。
回到范雨素，她写出这样一篇优秀的文章，如果身份是学者，哪怕是尚在学校的大学生，可能都不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范雨素的打工者身份和她出彩的写作尝试，这种反差或者说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元素，是她受到关注的最大资本。
毕竟，这个社会太需要励志故事了，“高手在民间”的现象实在是太吸睛了。
2.打工文学曾“红火”一时
其实，无论是从范雨素接受采访时阐释对文学和人生关系之间的理解，还是外界在阅读范雨素过程中流露出的审美倾向，都只是停留在文本层面，对她的很多悲情化严肃讨论，都只是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围绕她而出现的充满俯视姿态的怜悯，这类苦难主题的讨论，都显得过于拧巴。我更关注的是范雨素的写作，这种充满“打工文学”属性的创作，似乎早已淡出大众视线，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打工文学其实颇有市场号召力。
印象中，当初我姐姐每年打工回家肯定会携带两种行李：港台艺人的音乐卡带和以打工为主题的杂志。
当初打工文学是务工者的一种时尚消费，伴随着人口快速流动，这类生活读物受到欢迎。1988年在深圳创刊的打工文学杂志《大鹏湾》，巅峰时仅单期发行量据说就在10万份以上。
这个市场曾经培育出不少打工作家，写作者有相应的阵地和群体。范雨素所长期活跃的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就聚集了不少像范雨素这样的写作者。
范雨素在文章中提及，她的工友写过一篇“炫狗”话题的文章并发表在《北京文学》，而她本人也在写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传播平台;也不了解在他们群体内部，是否有着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的对打工作家的群体认同;他们的写作是否得到市场的回应。
换句话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阅读打工文学，尤其是打工者们对打工文学还有多大的兴趣?
和其他文学类别一样，打工文学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近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主流社会对于互联网所带来的阅读冲击保持着足够的警醒;碎片化、快餐化阅读受到批判，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经常动员民众严肃阅读、深度阅读。
范雨素习惯了独来独往，媒体轮番到访让她措手不及。
3.“皮村文学”可能只是个兴趣圈子
在今年世界阅读日那天，各地掀起各种动员活动。“希望年轻人能坐下来读一些严肃的文学”，严肃写作者们经常语重心长地发出这类呼吁。与此同时，近年大批严肃文学期刊稿费上涨。此类发声和行动看似逆潮流，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严肃阅读市场的效果，这个市场今后可能不会萎缩反而可能扩张。
那么，像范雨素这种用纸和笔写出来，且以务工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否会收获相应的市场?
从社会趋势的角度分析，打工作家以及打工文学的处境恐怕并不乐观。和主流阅读市场不一样，打工文学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可替代性也太强。这些年互联网用户大幅增长，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为代表的“边缘人群”。
像快手这样的互联网产品，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快手是针对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用户。这类产品惊人的用户数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当务工人员对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大，加上缺乏深度、严肃阅读的基因，或许对打工文学就意味着巨大的危机，这可能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社会趋势。
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打工者精神生活匮乏时代的产物。如今出现了太多的替代选项，像皮村的“工友之家”，可能只是兴趣圈子。单纯以务工者为读者且有一定影响的打工文学，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
文/何小手
校对：郭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