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达利/古田
悠然自得
我叫达利。1945年12月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大家庭。
16岁毕业后，我进入新华书店工作。期间，我参与过“支援三线建设”，获得过劳模称号。退休4年后，在女儿的鼓励下，我走进了健身房，遇到了钢管舞，练起了这种新奇的舞蹈。随后，上节目、玩抖音、做直播……已年过75的我，依然在跳舞，依然在学习，依然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勇于尝试和挑战。
我40多岁时的照片，那时候还不喜欢化妆。
我在家排行老七，有8个兄弟姐妹。爷爷是个私塾先生，但父亲并没有读多少书，而是十几岁就出去做生意了。我出生时，他就已经在上海做了好多年的绸缎生意了。母亲带着我们9个孩子，和舅舅一家住在重庆老家。
解放前，父亲就去上海做生意了，解放后也在上海呆了好多年。这是他五十年代在上海的办公室入场证。
父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因为常年在上海做生意，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说英语。因为还是解放前，常年战乱、局势不稳，父亲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家里经常仰仗舅舅舅妈支援。但舅舅也有大一家人，所以，大家生活都过得不是特别好。但幸运的是，家里还是让我们兄弟姐妹9个都上了学。
我20来岁时，去上海看望父亲时，在黄浦江边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么一大家人，每天都由大一点的孩子轮流掌勺。饭做好后，掌勺的人把饭菜端上桌，等所有人都坐好了，说一句：“大家请用。”其余人齐声道谢。比如，我就说：“谢谢二姐”或“谢谢大哥。”然后，大家才能动筷子。
我7岁上小学时，弟弟妹妹也有四五岁了。差不多就这时候，母亲就不再当全职主妇，而是去小学教书了。母亲比父亲书读得多，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她表面看起来很严肃不爱说话，实际上很温柔，我好像都没挨过打。
这是我妈妈和哥哥姐姐们的照片。妈妈是个矜持优雅的人，不爱说话，尤其是对异性，我的性格随妈妈。
11岁，小学最后一年，我跟着二姐去了成都。因为她去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就把我和八妹带了过去，承担起了抚养我们的重任。1958年，13岁的我初中毕业，考取了成都市戏剧学校，专修舞蹈。八妹则考取了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这让二姐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学校不收钱，管吃住。每个月还会按运动量给我发30斤粮食，我一下成了全家粮食最多的人。毕业后，中专学历，还给分配工作，这让大家都很羡慕。
二姐上学时的照片。我和八妹上初中的两三年，全靠二姐抚养照顾。所以，我特别感激她，跟她特别亲。
除了个子不高，我的身体条件在舞蹈生里算不错的。横叉、竖叉这种把很多人疼哭的项目，我一学就会。戏剧学校学的东西很多，舞蹈的基本功、成品舞、剧目自不用说，京剧、川剧的基本功，视唱练耳……我们也要学。
看起来严肃、内向、不爱说话的我，却总爱挑战男孩子的项目。我还记得，有一个从桌子上往下翻的动作，那是京剧武生的动作。我看到后自动加入到男孩子中，腰间绑根带子，在老师的守护下，一遍遍地翻。
60多年前，我学舞蹈时用的绑带。练功时，带子绑在腰间，两头各留大概一掌长，两个老师各抓一头。
16岁，中专最后一年，我就进入了四川省建设文工团，半工半读。文工团还计划等我毕业后，派我去北京继续深造舞蹈。可等我毕业时，全国大面积撤销文工团，这个工作就没了。
16岁时，我在四川省建设文工团表演蒙族舞，留下了这一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
好在实现了文化系统内部调动，1961年，我和一大批人都被调入了新华书店。
内心深处，我还是更想从事舞蹈工作。毕竟，我有着一个“空中飞人”的梦想。小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个节目：一个女孩子身披红绸在空中飞舞，她是那么的飘逸、那么的轻盈。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就是仙女下凡。现在看，那应该是一个杂技节目，但那时候，她在我心中播下了飞舞的种子。
可梦想归梦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服从分配，没什么自主选择空间。再说了，新华书店也是很好的单位。我一去每个月就能拿到18块钱的工资，18块钱在那时是什么概念呢？是很大一笔钱。当时，成都流行一种饮料，叫“泗瓜泗”，2角钱一杯。刚工作那几年，我大概就喝过两次，觉得特别奢侈。更重要的是，单位管伙食，还有宿舍，尽管是三四人间，但我也很满意了。
泗瓜泗是squash（汽水）的音译，6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在成都最早经营西餐的耀华餐厅，这样一杯卖2角钱。
进入新华书店，我先是被分到门市部，当图书发行员，服务进店买书的读者。
两三年后，“三线建设”开始。我看别人去凉山之类的偏远地区，心里很是羡慕。因此，我也向领导申请，要“去艰苦的斗争中，去火热的生活中，锻炼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我对领导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心里也的确就是这么想的。等了一年多，1965年，刚满20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被安排去我们四川省最南边的渡口市支援三线建设。这可把我开心坏了，因为别人跟我说，在渡口，手一伸就能摘到木瓜、芒果和香蕉。
在新华书店，我们一直吃单位伙食。一直到90年代，还要拿着这种“搭伙证明”去换粮食买饭吃。
渡口，后来改名叫攀枝花了。现在从成都去攀枝花，开车只要七八个小时，我那时候却坐了足足5天的大公共汽车。那车座位特别挤，行李只能用绳子绑在车顶。旁边的小伙子和我年纪相仿，应该是别的单位派去支援渡口建设的。从上车到下车，5天，他一直坐我旁边，但我俩一句话都没说，可见那时的年轻人有多羞涩。
当然，这也和心情有关。尽管支援三线建设是件光荣的事，可一想到要离开家人朋友，一个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路上也没心情跟人聊天。雅安、西昌、会理、渡口，一路停了四个地方。每天天快黑时，车就停下来。我们下车找个旅店，吃完饭就睡了，完全没人有心思看风景。三、四人间，大通铺，在那几天，我都睡过。
到渡口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到对口支援的点上去了。从此开启了整整10年的渡口生活。在点上，我依然是在新华书店卖书，时而还做些宣传工作。吃食堂，住三、四人间的单身宿舍，这种房子叫“干打垒”，泥巴地上搭的竹房子，木头门、顶上盖着牛毛毡。
到渡口不久，我站在大芭蕉叶子前拍下了这张照片。
“到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还真不是开玩笑，到这时，我才切身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用水。我在的那10年，渡口没有清水。打上来的水都特别浑浊，每次都需要往桶里放一点白矾，用树枝搅十几下，泥沙沉底水变清亮才能用。毛巾也用不了几天，就泛黄变色了。
直到今天，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对渡口的自然特征印象深刻，一个是风大，另一个是天热。一刮风，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鼻子里，甚至牙缝里都是沙子。天热，没空调没电扇，怎么办？我只能在中午下班前，提前回宿舍，给泥地浇上水，等它稍干点，再铺上一层牛皮纸纸箱什么的，午饭后就直接躺上面休息，算个不错的地铺。
每年有十多天假，每年也只能在这十多天假期回趟成都。
我和爱人，在渡口一棵木瓜树前拍的合照。渡口确实有很多木瓜，但没有之前别人跟我描述的那么多。
在渡口的第三年，23岁的我结婚了，爱人是我戏剧学校的校友。在学校时，他对我一直很好，经常给我买礼物，我生病时他也会照顾我。他在成都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全都用来给我打电话了。
那时，他打个电话给我，需要先打到渡口市文化系统，拨分机打到新华书店，再接到具体的门店，然后才能找到我。次数多了，我们这边的接线员都认识他了。一放假，他就来渡口找我。我看推都推不走，就决定了和他结婚。而在此之前，我们连手都没牵过。
结婚前，他还和同事在成都同住一间宿舍。同事搬走后，才给我们腾出了这间婚房。向别人借了张小棕床，和他的单人床一拼，就是我们的婚床。别说婚纱照了，婚礼、酒席，就算请亲戚朋友吃个便饭都没有。
爱人单位送了个大花瓶，我的朋友送了一对枕头。其余，就是水盆、毛主席像。还有人送了个钟，后来有人说送钟不吉利，但那个猫头鹰造型的钟很可爱，我很喜欢。这几乎就是我俩结婚时的全部家当。婚假休完，我就回渡口去上班了，继续和爱人分居两地。
大女儿小时候，我回成都时，带她去成都的公园游玩时的场景。
一年后，大女儿出生。休完72天产假，我又接着回渡口上班了。虽然舍不得，但也没办法，只好请个保姆照顾才四五个月大的女儿，给她喂奶粉、洗衣服。等她长到一岁多，我才把她带到渡口。
幸好那时候可以带娃上班。如果她醒着，我就把她带到店里，我工作，把她放旁边，随时照看着。有时候，看她睡着了，我把门一锁就去上班了。有好多次，我回去时，她都醒着在哭。经常，她的哭声会引来八九个小孩，围在门外听。
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她一到两岁，我就把她送进了单位的幼儿园，这才松了口气。1972年，二女儿出生，我带着两个孩子在渡口又呆了两三年。
几年前，我和两个女儿在海边拍的照片。到这个年纪，就觉得还是多个孩子更好。
渡口聚集了从祖国各地来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到处都能听到东北口音。我隔壁住着几个部队转业的男士，也和爱人分居两地。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但仅限于平时他们帮我提个重物啦，要翻山越岭去开会时，他们帮我抱抱娃。除此之外，隔壁几年，相互之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
这在现代恐怕很有难度，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常态。那个年代，大家普遍思想单纯，道德责任感强。偶尔遇到一两个作风不好的，大家都会瞧不起他（她）。
老这么分隔两地，很不方便，我越待就越想回成都。爱人也想尽了办法，终于，1975年，我被调回了成都。从此，攀枝花、二井巷、弄弄坪、大渡口、小渡口……都成了记忆中的地方。
回成都后，我被安排到了离家比较近近的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店，一直到退休。由发行员升为柜长，再后来，被调到了机关发行部。
这是1982年的新华书店人民南路店，从30岁到60岁，我一直在这个门店工作。
无论在门市部，还是在发行部，都有很多体力活。在门市部工作，一站一整天，时间一久，腰就疼得厉害。再加上我当年学舞蹈时积累下来的腰伤，经常把我疼哭。
除了在店内卖书，我们还经常搞书市、书展之类的活动。比如，周末要去哪个大学摆个书市。那就要提前联系好场地，准备好要卖的书，用塑料绳把它打包好装上车，把摊位布置好，再把书卸下来一本本摆好。活动结束，又把剩下的收回来。
在门市部时，经常搞书市、书展之类的活动。这是八十年代，在成都一所大学里开展书市，我在现场卖书收款。
在发行部时，我经常要发信通知别人买书，告诉别人书的定价、书名及出版信息。逢着七一、元旦之类的重要节点，还要给各单位发文件，无论人家订没订书，文件都得寄。这时候，我一天就要写上百个信封，经常写到手指都伸不直了，需要弹几下才能伸直。长此以往，手就写出腱鞘炎，直到现在，这个毛病还困扰着我。
这是八十年代，一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后，我（二排左起第三个）和同事们的集体合照。
但对这些，我都毫无怨言，就一个想法：听组织的话，把工作做好。认真工作的回报也是看得见的，我经常在单位组织的“打包”“珠算”等业务比赛中获奖，还先后获得过“新华书店17城最佳发行人”、“四川省十佳发行人”、“成都市劳模”等奖项。
一次业务比赛后，领导给我们几个获奖者颁奖。最前面，穿白衬衫接过奖品的是我。
到后来，出现电脑、手机这些提高工作效率的新工具，我都特别积极地去学习。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周末双休制，接近退休年龄的我也享受了几年双休。2000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又被单位返聘。2005年，我觉得自己都60了，该退休了，也该给年轻人腾个位置了，就主动要求退休，彻底结束了工作。
90年代，我和单位同事出去郊游时拍的照片。
从16岁到60岁，在新华书店的这么多年，我跟舞蹈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顶多在渡口时，早上带大家跳跳类似早操的集体舞。偶尔遇到单位搞活动，我会去表演个节目。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去渡口之前，我结合大家的工作内容，编了个歌舞节目，叫《送书下乡》。编了一点舞蹈动作，最后不忘加上一句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参与编排演出的歌舞节目《送书下乡》。
我对年龄、年份这些数字总是记不清，但对48岁这年的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单位组织活动，领导让我和几个女同事跳迪斯科，我一个女同事直接怼领导：“人家戴大莉都48岁了，你还让人家去跳迪斯科。难道等过两年，人家50了，你还让人家去跳舞？”迪斯科最终我还是跳了。
现在，我经常能回想起这件事，十分感慨：我怎么也想不到，如今都已年过75，我依然在跳舞，而且跳的还是难度和强度并不比迪斯科小的钢管舞。
90年代，单位搞活动，我和同事一起跳迪斯科，后排右一是我。
所以，现在经常听到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自己老了，我不是很能理解。我觉得你们说着玩玩自嘲一下就够了，但如果真的才二三十岁就被年龄困住，那就太划不来了。
退休的前几年，我也就在家和老伴享享清福，并没有想起我那个“飞舞”的梦想。后来，有几个闺蜜跳坝坝舞（一种集体广场舞，主要流行于川渝地区），把我也拉进去了。
到我64岁时，大女儿让我去健身房。我跟她嘀咕：“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去啥子健身房哦？”磨蹭了一阵，她直接给我办了健身卡，我拗不过，就去了。开始，也就跳跳民族舞，练练瑜伽拉丁啥的。
没多久，我看见健身房一个单独的屋子里安了几根钢管，几个年轻人爬上去在上面旋转。我就守在门口，根本不敢进。但对新鲜事物好奇心强的个性驱使着我最终还是进屋了。我想，不会跳，摸一下问一下总可以吧。于是，看了阵别人跳、摸了下钢管后，我特别小声地问老师：“老师，我可以学这个吗？”老师说：“当然可以。”
就这样，只要钢管舞有课，我就跟着上。头几周，老师都只教了我一些地面动作。地面动作练好之后，才开始教我们爬钢管。
这是我在健身房练钢管舞的照片，像扯旗这种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我都是练了好几个月才敢做。
刚开始，我是爬不上去的，要老师扶着一点点练习。像倒挂这种高难度动作，我更是练了几十次上百次，脚都还不敢打出去。第一次倒挂，我以为腿上的皮肤都磨烂了，在管上就叫着“烂了烂了”，下来一看，还好，只是淤青。
练滑管，脚背、膝盖磨破皮是常事。手也常年都结着厚厚的茧。但这些对于练钢管舞的人来说，都是必经的，我们都不会当回事，更不会因此就放弃。
刚学钢管舞那阵很痴迷，在外面玩见着树啦、船上的杆啦，都想去爬一爬。我软度很好，一字马这种基本功，好多年轻人都下不去，我加三块砖没问题。但跳舞不光需要软度，尤其钢管舞这种力与美结合的舞蹈，力量欠缺是个大问题，我的腿就经常扒不住钢管。而且，身体机能毕竟还是比不了年轻人。
有些动作，他们学个五六天就会了，我起码要练两三个月。曾经工作积累下来的腱鞘炎，这时候也一次次显出它的威力，我双手的握力不好，也成了个障碍。腰痛就更是个大问题了，所以，那种纯靠腰的动作，我就不会去逞能。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困住我，只要有课，我都会认认真真去上。没钢管舞的时候，我就上去民族舞、瑜伽之类的课。
我练习基本功的照片。
练了一年，《中国达人秀》节目组找到我，经过层层筛选，我进入了节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这么多人看的电视节目。表演前，我听着主持人和现场观众齐声高喊：“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吓得腿都软了。
幸亏准备充分，一摸到钢管，我很快就平复下来了。最终顺利完成演出，给大家展示了跪杆、扯旗和太空步等几个有一定难度的动作。
为方便练习，我还在卧室里安了根钢管。
从“达人秀”回来后，我想系统提升一下钢管舞，便离开健身房，去钢管舞学校报了终生学习钢管舞的课。这一练，就是10年。现在，这根用了10年的钢管已经“光荣退役”，我又换了根新的硅胶钢管。相比这根不锈钢的钢管，硅胶的不容易滑，手更好抓，安全系数高，但很痛。
这期间，我又参加过“亚洲达人秀”“出彩中国人”“中国钢管舞锦标赛”等节目和赛事，去过美国、拿过冠军、获过金奖。
《亚洲达人秀》评委站起来为我点赞。
除了这些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经历，钢管舞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强了很多。
现在，独自旅行、搬家、提点行李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买菜提20斤大米不在话下。长期练舞，使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比较好。上下楼梯脚步都还比较轻快，连跳两小时舞也不会觉得太累。此外，练钢管舞之后，我的性格也比以前开朗多了。以前，我整天不苟言笑，现在愿意跟人说话交流了，普通话也进步多了。
在专业的钢管舞学校培训了几年后，老师说：“你之前上的都是节目，现在应该去参加一些专业的钢管舞比赛了。”我自己心里还是没底，但老师建议我参加，并针对专业比赛对给我进行了更科学系统的辅导，我报名后，自己也加大了训练的马力。
2015年，在第九届中国钢管舞锦标赛上，我获得金奖。
年龄在增长，身体机能在衰退 ，技艺却在进步。但我也不会一味只求难度。没有难度，不叫“达人”，但光有难度，跳得磕磕巴巴特别费劲也不行，还是要流畅轻盈，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现在，经常还有电视台找我上节目，我会挑选，如果和之前的差不多，没啥创新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了。
2019年，我作为表演嘉宾，再次在IPSF（国际钢管舞运动联盟）组织的钢管舞比赛现场表演。
对于我学钢管舞，大女儿一直都很支持，但小女儿刚开始有点反对。她觉得钢管舞又是倒挂、又是旋转，整天爬上爬下太危险，况且我还那么大年纪了。练了三四年后，有次去北京录节目。小女儿陪着我，她听我讲述了学舞过程，亲眼看到了我跳钢管舞。知道我的训练是循序渐进有章法的，也看到了我对自己很有分寸，她就彻底放心了。
前几年，有人说我“为老不尊”“有伤风化”。我当时看到这些还很生气。多亏有女儿外孙开导我，他们说，网上那些人乱讲，你理他做啥？这几年，社会开化多了，基本没谁再来喷我了，我也变得包容多了。也有人觉得，你节目上了，奖也拿了，差不多了。但我觉得，锻炼身体、学东西，是没有止境的。
疫情后，钢管舞学校停了很久的课。我就自己在小区练习，也经常吊吊单杠跑跑步，训练体能。
不仅如此，我还学了好多新东西。 “凡尔赛”“内卷”，这些流行语，我也能听懂。抖音之类年轻人爱玩的社交媒体，我也玩得比较熟练了。我发觉，生活中，处处都有东西可学。比如，最近我学会了跟人聊微信时，在后面加个“哈”。“我明天给你资料哈”，一句普通甚至生硬的话，加个“哈”“哦”“哟”什么的，语气一下就不一样了。
时不时，我也会拍个小视频，传到抖音上。还做过几次直播，也会关注直播做得好的、视频拍得好的博主，看人家怎么做，还会给别人点“小心心”。不少人在直播里夸我“美”“逆龄”“有气质”，这些我听了都很开心。当然，最开心的还是一位50多岁的妹子说受到我的鼓舞，她也开始学钢管舞了。但听别人说我“性感”，还是觉得怪怪的，尽管我现在包容多了，不会再生气了。最近，我打算在直播里跟大家一起练练舞蹈基本功，这样让直播更有内容，对大家更有用。
到这个年纪，一场老友聚会，听到的往往都是令人伤感的消息：谁谁谁走了，谁谁谁病了，谁谁谁痴呆了……因此，现在无论跳舞还是其他时候，我都格外小心，尽量避免受伤。我也不会强求什么，只想顺其自然，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只要还跳得动，舞，我就一定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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