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摄影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 穆伟东 鲍福玉（署名除外）
“再多时间消磨只不过是遗忘的角落，这无期消散的剧情在某个时候笑我，多说也不难过，也不用去装作，坦然去面对这后果……”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不如》。
我叫小安，今年26岁，3年前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今的我就像歌里唱的，不难过、不用装，坦然面对。再过几天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所以，我决定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你们。
变天了
无数次站在路边泣不成声的我，看着地上的积水，映出自己努力抹干净眼泪的样子。
我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和大我9岁的姐姐。
父亲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宽裕一些，常年在南方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流转，一年只在麦收和春节两个当口回家待几天。搬砖、做泥瓦工、爬十几米高的脚手架……性格敦厚的父亲从来没有抱怨，从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中才能知道他干过很多杂活。
“什么挣钱干什么，哪轮得上咱挑。”父亲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描述着。只是磨穿了肩膀头的外衣，满是洞洞的袜子，暴露了他的辛劳，无声地诉说着他在异乡的颠沛流离。
父亲觉得母亲一人在家拉扯孩子，还要兼顾种地，不容易，对母亲极为宠溺，在外面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一分不少交给了母亲。每当我跟母亲顶嘴，他总是站在母亲那一边，对我怒道：过来，跟你娘道歉！
然而，在我上初三时，这个温馨的小家突然变天了。
母亲在这一年鬼迷心窍地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不到一年，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被她挥霍一空，还把所有的亲戚家都借了个遍，每家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总共也接近十万元。那段日子，母亲时不时地“消失”，跟着这个组织去不同的城市，一“失联”就好几个月。
父亲没办法，只好从外地回来，望着满目萧条的家，他经常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抽就是半天。为了挽回母亲的心，父亲到处打听着去别的城市寻人。有时候没有寻到，他一人回来，脸色铁青，让人不敢多看一眼；有的时候是两人一块儿回来，接下来几天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那一年，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什么也听不进去，耳朵里全是他们相互埋怨的争吵，就像一个魔咒将我笼罩，想逃也逃不出去。
终于，我考上了高中，可以住校了，从家里搬出去的那天，我长舒了一口气。
那一天，家里很冷清，锅灶上只有一个落满灰的馒头，纱窗破了，被风一吹，呼啦啦地掀起更大的口子。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母亲不知所踪，父亲又打听着她的行迹，去外地找她。我一个人背着厚重的行李，坐上村口去县城的公交车，背后那扇熟悉的门离我越来越远。我没有回头看一眼家的方向。
“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
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不可能
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回望你。
高中三年过得稀里糊涂，成绩勉强能混个中等。宿舍是几十个人的大通铺，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睡在旁边的人不时发出的呼噜声、磨牙声常常让我失眠，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念家里的床，想念母亲夏天给我扇扇子，冬天给我放进被窝的暖水袋，想着想着，我就用被子蒙住头，眼泪不争气地冲出眼角。
高三那年，父母在无休止的争吵中离婚了，我考上了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那时，家里已经一点积蓄也没有了，幸好姐姐已经工作，父亲也在县城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临开学前，我的学费才勉强凑齐。
来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市里，我的性格更加胆小内向，没有朋友，时常感到孤独，常常躲在人群中的角落里，不想说话，也很少说话，有时候一天都在沉默。每当夜里宿舍的人都睡着了，我会“啊啊”地挤出几声，担心自己长此以往会突然失声。
孤独就像是一片笼罩在头顶的云，渐渐将我吞噬，我努力向前走也走不出这片阴霾，只能在它无边的阴影下，挨过每天每夜。
为了排遣孤独，我开始用交友软件聊天。网络是逃避现实最好的方式，在虚拟的世界里遨游，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卸下盔甲和面具，一起打游戏、听音乐、聊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2019年大学毕业了，我来到了青岛，在灯红酒绿中麻痹自己。工作间隙，我继续玩着交友软件。在网络上和一个陌生人聊得很投机，青春迷茫的躁动下，就贸然约出来见了面，有了一夜的放纵。
然而2019年底，噩梦悄悄降临。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带我来到一家防治艾滋病的公益组织——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在这里可以免费检测艾滋病。想到自己的经历，于是就做了艾滋病病毒的检测。
采血针扎破指尖，一个血珠冒出来，滴在试纸上……结果见分晓的瞬间我惊呆了：血慢慢在试纸上晕开来，竟然出现了HIV阳性反应！那一刻我脑子木了，坐在椅子上好久没有动弹，直到检测人员轻轻碰我，我才回过神来。
我仿佛失了魂魄，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不可能、不可能……
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里摆放着各种防艾宣传资料。
确诊
我是不是快死了？无数个夜晚，我熟悉的小村庄总是浮现在梦里……
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感染了艾滋。再怎么说，就一次经历，怎么就感染上了？这么背？怎么就一下子轮到我身上啊？我当时是抱着侥幸心理的，不会是检测有问题吧？
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带我去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的检测，结果再一次确诊！
医院的走廊那么长，我的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迈得艰难，拿着病历的手在不断地发抖。
第一次走进感染科门诊，墙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格外刺眼，目光所及，我像被烫了一下，赶紧把视线移开，如果被人发现我在看这个防艾资料，他们岂不是知道我感染了艾滋。
在门诊，接待我的是位50多岁的医生，他盯着我的病历看了许久，轻轻摇了摇头：“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临走前，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有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刚开始，我对艾滋病是一知半解，恨不得把自己罩在罩子里，在公司上完厕所，我会偷偷拿酒精给马桶消毒；下班后，我会把自己的杯子偷偷藏在抽屉最里层，生怕有人混了拿去用。后来，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给我普及了很多知识，我才知道，艾滋病跟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空气或者喝水不会传染。
服药第二天，我身上出现了很多药疹，当时害怕极了，心想是不是快死了。
好在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24小时在线，一直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是我第一次除亲人之外，倾诉那么多隐私的人，这让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他们告诉我，你只是感染了一个小小的病毒，按时服药，体内的病毒数目被控制下来，就会大大减弱传染性，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那段时间，我像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到处找寻光亮的温暖。无数个夜晚，我熟悉的小村庄总是浮现在梦里：草木葳蕤的春天里，只要肯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即便到野地里站一站，都会觉得体内的血液加快了流动，如果恰巧落下一场雨，转眼间会看到山野间的树木起了变化，就像是突然挂上无数盏吉祥的灯笼。夏天的时候，到处是水洼，还有无边无际、随风瑟瑟作响的青纱帐……
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家难回
我梦里的小山村，皓月当空，远山如墨，氤氲弥漫，蛐蛐在草间歌唱。
2020年春节，我回到家乡过年，村庄已经变成种植蔬菜大棚的试验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变成了白色的塑料棚，在风中呜呜作响。
虽然知道不会通过唾液传染，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拿两双筷子，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我解释说，这是因为感冒，怕传染家人。过年期间，不管在外面玩得多嗨，临近9点我就要回家，因为那是我吃药的时间。
终于，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姐姐的猜疑。一次父亲不在家，姐姐把我拉到卧室，打开我床边的抽屉，质问道：你吃的什么药？
我一下子愣住了，她怎么突然翻我抽屉。我支吾道：钙片……
姐姐又问：你吃钙片，非得吃三种吗？我在网上搜过了，我看你跟不跟我说实话！
我没有说实话的勇气：是一种治病的、辅助型的、类似于维C之类的，提高免疫力的……
姐姐高高扬起手掌，非常生气地说：你再骗我的话，我真要揍你了！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这是治艾滋病的！
我一听当时就蒙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跟干了什么坏事被别人抓住了一样。
看到我默认了，姐姐突然冲我大喊：我看着你就觉得恶心，你以后别来我家，也别找你外甥女！
我一直认为，除了父母，姐姐是最能理解我的人。可是听到她喊出那句话，我整个人被撕开一样的疼，当时我就哭了。因为染病这个现实，我已经够崩溃了，现在连亲人都嫌我脏。
后来，姐姐还是帮我保守了这个秘密。她也上网查了一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我也把我的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都告诉了她。
姐姐对我的态度也慢慢缓和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种错觉，她现在对我的好，是抱着一种怜悯的心态。之前的时候，我俩经常小打小闹，有时候我去她家吃饭，她会说，你吃那么多干吗，吃了也不胖，浪费粮食。但她现在跟我说话就很客套，吃饭的时候会说，你吃完了吗？吃完的话，没事你就回家吧。
其实我也理解，她可能还是接受不了，这真是一个天塌了的消息。母亲的事已经让我们家千疮百孔，家里除了我爸，就我一个男人，整个家庭都在盼着我成家立业，但是我年纪这么轻，出现了这种情况，她也觉得很崩溃，才会说出那么狠心的话。
检测HIV的试剂盒与血样采集试管。
面具人
失眠的夜里，我到海边听浪的声音，慢慢睡着，再被冻醒。
很多患病的人群都有QQ群和微信群，大家在里面分享康复心得，互相鼓励。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基本没有互助群，因为一旦建群，个人隐私的保护就太难了。相反，如果真有这样的互助群，我也不会加入。万一在聊天相处期间有什么矛盾，有人把你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或者拿这些信息要挟你，敲诈勒索，恶意散播，这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我也背负着自己患病这个天大的秘密，每天都要伪装，活得像一个面具人。
有一次，办公室有人拿回一份防艾宣传单页，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得这种病的人就是不干净，肯定没干什么好事。人们习惯把艾滋病人和失德关联起来。虽然很尴尬，但我也只能点头应和着。如果你这时候躲在一边不发言，就会很心虚。很多个人细节不能让别人看出纰漏，要不然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影响：被开除、被攻击，甚至被伤害。
还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解不开的疙瘩：万一有一天身体出现症状了怎么办？万一父亲知道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就像一万只蚂蚁在我脑袋里爬来爬去，越想越睡不着。
染上这病，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常常会扛不住，就大哭一场。一个大男人哭，自己也会觉得太懦弱了，但是你不哭，真的没有合适的人帮你排解。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非常压抑。
失眠的夜里，我经常一个人到海边溜达，听海浪翻上岸的声音。有时候风很大，狂潮拍岸，鼓噪着、呐喊着，冲上沙滩。如果天上下着细雨就更好了，雨点就像小皮鞭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肉体上的疼痛可以缓解心灵上的压抑，这会让我觉得舒畅一点。
活着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感染艾滋病之前，我是个很内向、很胆小的人，不怎么和人交流。我一般不是很喜欢找人帮忙，因为我觉得别人帮了你，你就欠了一份人情。然而现在，我反倒看得开了，想得开了。
以前别人如果撞到我，我会不敢说话，也不敢提异议。现在我能说出口了：你碰到我了。
以前我很胆小，看别人坐过山车之类的，也很羡慕，但是自己不敢尝试。现在就喜欢玩一些很刺激的项目，经常去坐过山车，因为我觉得这种刺激的过山车起伏比较大，就跟人生一样，起起落落的。最近我还想去体验蹦极，我想站上去的时候肯定是害怕的，但是人生短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刚得病那会儿，我常想，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现在我觉得活着真好，真的。半年前，我姥姥去世了，当时我没有回去。她去世之前的五一假期我回去过一次，去看望她。姥姥瘫在床上已经三五年了，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我刚走进她的屋门，她就说：小安来了，我看不见你，我能听出声音来。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特别伤感，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你有很多的角色。如果躺在这个临死边界线上的人是我，那么我的父亲该是多么难过。
我现在觉得，能够活着跟家里人一块儿，能给他们分享一些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日子都是值得的。这就是我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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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目标
我想找个伴侣，还有攒钱给父亲换房。
我现在的月收入差不多是5000多块钱吧，跟别人合租，房租每月1100块，水电费每月一二百块钱。我吃得很简单，早饭就买个稀饭油条，不到10块钱，中午饭最多花二十几块钱，晚饭常常凑合，馒头加咸菜。平常买点日用品，差不多花掉三五百块钱。这样下来，一个月的花销也就一千来块钱。
治艾滋病的药是免费的，国家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真的非常好，两三个月体检一次，花几百块。一个月总体下来有不少剩余，能攒下工资的三分之一多点儿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没那么高了。像我的同龄人，都热衷于经常换新款的手机，或者买名牌。我就觉得太贵了，就算我有那个钱，也不舍得花冤枉钱。
去年我们同事都去排队买苹果12的时候，我当时用的还是苹果7，我就想再等等，什么时候降价了再买。很多东西我首先考虑的是，只要它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先凑合着用。我也经常逛咸鱼，二手的多便宜啊，可以省很多钱。
偶尔跟父亲视频，感觉这几年他苍老了很多，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经常腰疼腿疼。为了还债，父亲还坚持在工厂搬东西。我跟他说，我可以挣钱养活你，他也不听，每次视频完了我就很着急。我只能定期给姐姐转一两千块钱的红包，然后嘱咐她给爸买点吃的喝的，送过去。不要直接给他钱，给钱他自己也不舍得买。
我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是，攒下三万块钱，给父亲换一个离姐姐家近的房子，这样方便姐姐照顾他。
一个人漂在异乡，特别想有个伴，我也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处一个对象，我的这种情况是要说呢，还是不说呢？
如果我不跟她说的话，后面被她发现，首先重要的不是诚实不诚实的问题，她会觉得你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还有一方面的顾虑就是怕自己的个人隐私暴露，万一她不接纳我，再把我的病情说出去怎么办？可能最合适我的，是找一个同样的艾滋病感染者，两个人在生活上作为病友联系沟通，反而更方便一些，更合得来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避讳的，不需要遮遮掩掩。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马上到年尾了，我的年假快到期了，我一直想去云南大理旅游，疫情的影响一直断断续续，终究是没有成行。
听说大理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美，变幻莫测，坐在洱海边看云的形状，就可以看一整天。我特别向往这样清幽的地方，每天生活在城市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感觉自己活得没有灵魂。我想坐在洱海的岸上发发呆，允许自己有片刻的臆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想做回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陪在亲人身边……
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防艾斗士
刚刚获得了2021年度贝利·马丁奖，虎子忍不住喜极而泣，这是对他8年防艾服务最大的褒奖。这个奖是国际公益基金为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颁发的。
2013年10月，虎子贷款创立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2015年成为山东省首家获政府支持、地市级民政部门批准直接登记的防艾类社会服务机构。在这场和艾滋病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虎子和伙伴们无畏地冲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最前沿，一次次挽起孤立无援的艾滋病人，携手并肩，和艾滋病进行着“斗争”。他们是很多人印在心底的“防艾斗士”。
“就当我开了个小卖部”
刚从胶州的办公室回到市北区办公室楼下，打开车门的虎子却下不了车，弯曲的腿一时伸不开，腰间盘突出又犯了，两侧各有8毫米的突出，算是“工伤”。8年前，33岁的虎子创立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从事艾滋检测和服务后，他长时间坐着，接待咨询、写报告、做记录，硬生生坐出了腰椎病。
虎子（前中）和他的同事们。（受访者供图）
“妈妈有时候盯着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拼命，活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我说，当有一份事业需要你做，你一定是要玩命的，你就当我开了个小卖部。”
2013年，为了组建一个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患者的公益组织，虎子在各大银行间奔走，想贷款租一个房子，银行的回答却很一致，“贷不了”。
“终于，我从黄岛的一家银行拿到3.4万元贷款，到第二年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其实这并不是贷款，而是一款保险产品。每月还两千元，要在两年内还款6.4万元。”这笔贷款需要亲人担保，虎子的父母都是农民，思想保守，听说他要干的事情，死活不同意，“当时我急得都哭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办公室收拾好不久，虎子邀请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参观，简陋的布置，显然让对方很是惊讶：这处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大屁股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然而他没想到，就连这台电视机也是用了两年之后，虎子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25元钱。
租用了多年的老办公室和那台大屁股电视。（受访者供图）
花两天收拾完厨房，就成了后来接待过近千人次的检测室。这里只有4平方米，仅容两人侧身同行，虎子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很多人听说我要成立防艾公益组织，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养老、助残，干啥不好，你干个艾滋病。”朋友们都不理解，“就连租我房子当办公室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虎子已经释然，报之一笑。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关爱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当虎子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在民政局登记的复印资料交给物业时，对方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不是干传销的。”
旧办公室里用厨房改造的简易VCT室（自愿咨询检测室）。（受访者供图）
“这事我愿意做，值得做”
“创立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初衷其实很简单，我有一个朋友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天天失眠，又不好意思去医院或者疾控中心检测，快要崩溃了。”
2013年时，虎子还在医疗系统工作，之前做过防艾志愿者，操作过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创立之初，他还只是兼职做公益，“白天上班，下了班就赶紧往租的房子里跑，中午累得窝在破沙发上睡觉，整整两个小时，屋子里都是我的呼噜声。”
晓颖为咨询者解答问题。
40多岁的晓颖，是中心的老员工之一。“10年防艾志愿者，8年半全职。”晓颖回忆起自己的经历：那时他还在一家餐饮公司做主管，旺季工资8000多元，淡季工资6000多元。“2011年就认识了虎子，后来就跟他来做公益组织了。来了以后，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晓颖做出辞职的决定很干脆，他的记忆里没有纠结，当时就觉得这事“我愿意做，值得做”。
晓颖家也是农村的，用钱的地方多，做防艾志愿者的同时，他要兼职打3份工以维持生计：凌晨3点半到早餐店上班，忙到8点，然后到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下午5点到10点，在大商超里兼职理货员，干4个小时后再去酒吧卖酒，一直干到凌晨两三点钟。每天骑着电动车在这几个点之间穿梭，持续了3年时间。
“2018年的冬天下小雪，从酒吧赶往早餐店的路上，拐弯处有积雪，我直接摔了一跤，当时就坐在地上开始哇哇大哭。”那一刻，异乡奔波的艰辛和心酸一股脑涌上心头。
“不过换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我觉得很值。”中心初创的时候，微信还不常用，逢年过节虎子和晓颖会收到很多短信，陌生的号码，都是曾经受到帮助和鼓励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发来的祝福。
“我们在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同时，也在感受着他们回馈我们的温暖。”虎子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大爷，感染了艾滋病。老人当时身体里免疫细胞的指数特别低，虎子就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让老人服用复方新诺明。没想到两个月后，老大爷坐了半小时公交车，又步行十几分钟来找虎子，就为了把剩下的复方新诺明送过来，让他可以免费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复方新诺明才十几块钱一瓶，可以吃两个多月！”
晓颖正在工作。
2018年冬天，晓颖接待了一位检测者，隔了5天后他收到一份包裹，里面是皮卡丘的棉拖鞋和手捂，然而包裹上没有寄件人的信息。晓颖发了个朋友圈后，有人悄悄私信他：“是我买的，你们办公室没有暖气，我坐了几分钟都觉得冷，你坐一天应该更冷。”
接待过很多检测者，志愿者们经常收到暖心的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冬天很冷，但是这里很温暖。有时候是一个电子音箱，邮寄人留言：寂寞的时候让它陪你……
“人活在世上要实现价值，为社会做贡献，帮助别人的成就感不是金钱能衡量的。”虎子这样认为。
办公室小黑板上清楚记录着工作计划。
“幸亏遇到你……”
对虎子和伙伴们来说，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他们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倾诉的“树洞”，24小时“在线”。
虎子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当虎子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5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虎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
“他很善良，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的他害怕会伤害别人，所以不愿回宿舍，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朋友的认知中，虎子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那时虎子也很穷，租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两人就挤在一个被窝，倚偎着取暖。“我们整整挤着睡了三个月。”
办公室一角
每天都和艾滋感染者接触，虎子会耐心倾听他们的经历，为他们联系医院就诊，帮他们保护好隐私。“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特别在发现自己‘中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几乎都是：我还能活多久？我还要照顾我爸妈，不能走在他们前面。”
虎子还记得2017年7月，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学生来检测。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第三次高考，感觉再一次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晚上，被一个网友邀请去“放松心情”。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他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虎子的手机号。
“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那天，虎子陪这个刚满18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虎子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答应我，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宣传用的调查问卷。
2017年，晓颖曾经接待了一名大学生，检测结果阳性，“他直接从椅子上瘫到了地上”。晓颖把他从地上抱起来，抱到沙发上，“那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就仅仅是一个拥抱，我不断地安慰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感染了你……”
晓颖记得很清楚，整整45天，这名感染者每天晚上都找自己聊天，“那段时间他可能需要一个灯塔给他一个方向，后来等他走出来，就慢慢放开了我这棵救命稻草。”
2019年夏天，晓颖接待的一名公职人员检测出阳性，这名感染者顿时感觉“天塌了”，天天借酒消愁，经常摇摇晃晃走进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左手一个二锅头，右手一个二锅头，一口干掉一瓶，把酒精当饮料喝”，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没有阳光了，生活没有希望了……
直到有一天，他到海边拿刀扎破了自己的血管，录下视频发给晓颖。晓颖根据视频的地标建筑，找到了他的位置，从太阳偏西一直陪到他天黑。后来，这名感染者的父母亲自来到晓颖面前表达感激。结果让人欣慰，这名感染者最终走出了心理阴影，辞去公职，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工作人员对指尖扎血进行检测。
北海是毕业才一年的“95后”，刚刚入职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因为需要每个月召集志愿者，为他们培训艾滋病预防的知识，北海每天都会整理资料、备课，最近一次接待感染者才过去没几天。
“有一天晚上我快睡觉了，有人用微信电话找我，问能不能跟我聊聊天，自己可能有问题。”这是一名年轻人，晚上11点多，他急匆匆地赶到服务中心做了检测。当第二次检测显示还是阳性时，年轻人再也控制不住了，拿着一次性采血针不断扎自己的手指头，口中喊着：“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那时他已经感觉不到疼了，手指头上全是血。”北海一直陪他到凌晨3点，也了解了他的可怜身世：从小父母就抛弃了他，他口中的妈妈其实是姑姑。后来的几天里，北海一有空就陪他聊天，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情绪终于稳定了，给北海留言：“幸亏遇到你……”
北海说：“我们常告诉这些艾滋病感染者一句话：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来到这里不要有任何伪装，不要客气，这里是你第二个家。”
工作人员对指尖扎血进行检测。
＞＞创作者手记＜＜
给出自己的答案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
即便是在今天，艾滋也是一个敏感话题。采访中，不止一个人跟记者提到，太多人喜欢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其实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就是普通人，只是因为缺乏自我保护的认识”。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ey Virus，简称HIV）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被感染者死亡的一种传染病。它对艾滋病感染者从生理到心理的震荡是空前的。为唤起全球对艾滋病流行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世界艾滋病日，以推动世界各国对艾滋病的重视，并帮助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人们。
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防治艾滋病日。每到这段时间，也成了防艾志愿者最忙的日子。
11月28日，虎子和团队成员在崂山区组织防艾日主题活动。（受访者供图）
11月28日一早，记者看到虎子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崂山区艾滋病日活动走一波。他和团队在崂山区参与组织了防艾日主题徒步活动，志愿者们在现场还搭建起各种宣传背景板，背景板上有志愿者的“防艾表情包”：消除歧视，共享健康。还有一个特别显眼的背景板，做成了一张“防艾志愿者”证书的样子，号召更多的人加入防艾志愿者，了解防艾知识，关爱有“艾”人士。
虎子坦言，他也没想到，自己能一直奔走在帮助艾滋病群体的路上，没回过头，“很多人在我这里都是首检，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至今，虎子带领公益组织累计为超过两万人次进行了艾滋病检测。
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一年近百个、近两百个，早发现早治疗，虎子的公益组织成了疾控部门有力的助手。如今在“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下，也逐步有了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指导，虎子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
记者采访的这几天里，虎子和伙伴们还在张罗着收拾新办公室，以便接待更多的人群进行检测。进出搬运办公用品时，隔壁的房东大爷来“串门”了。他看着墙上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宣传照片，没有显露一丝担忧，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11月28日，虎子和团队成员在崂山区组织防艾日主题活动。
对这个夸赞，虎子向记者谦逊地回应：“这只是我热爱的事业。”
前不久，一个来检测的年轻人问虎子：“我的生活还有希望吗？”虎子一愣，于是把自己这8年多的人生，从迷茫到坚持，从贷款建立一个中心再到不间断地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服务，差不多讲了一遍，“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就只管低头赶路，也许在哪个路口你会找到一盏明灯的指引。”
“我虽然无法回答人生的难题，但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参访结束前，虎子如是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