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氏笔下之武州川水
作者：刘志耀
门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水和河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文化节点和通道。
尤其在民族融合团结过程中，更少不了水与河流所给予交通线上节点与通道的保障，而这个节点与通道又是由水系所决定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谈及了武州塞中的武州川水；而武州川水恰恰是连接草原与中原的一条重要河流；它是滋养古人类北方民族故乡的历史文化之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一条文脉之河，是福泽左云经济、文化、民生的上善之水，亦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穿越了长城这道藩篱。
作为武州塞的左云，其西北的阴山余脉摩天岭，是一道天然分水岭，它既是黄河水系的源头之一，也是海河水系的源头之一；但给海河水系传输的文化似乎更多，更异彩纷呈。这源头的河流便是武州川水。即《魏书》所云：“凿渠引武州川水注入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①是也。[1]
武州川水
欲搞清武州川水，就得研究武州塞，还得研究㶟水。它既是地理单元，又属水系，是地理单元与水系的结合。
武州塞，战国时为赵武灵王所置。北魏名“武周塞”，是中国较早的边塞地域，是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战略要地，也是对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和西汉王朝有过突出贡献的边塞，雁门郡防守的重点。
武州塞不仅是军事战略要地的概念，而且所包含的地理范畴应有武州川、武州山、武州塞口、武州川水。武州川水以地理文献北魏《水经注》为依据，成为一条举足轻重而不可忽视的河流，蕴含着浓浓的历史文化。武州川水在舒缓的武州盆地惠泽两岸，赋予左云特有的灵气。
根据《水经注》所载，武州川水由武州县（武周县）流出。这水即是北魏所置武周县整个水系的集合。其水系区域的大概范围，即今左云县全境，以及今大同市西北和怀仁县西南之山区地带。
《水经注》曰：“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水出县西南山下”②。其文如浑水，即今之大同市御河；武州川水即今之十里河。
北魏时期，左云山高林密，水源充盈，其发源于左云的诸条河流大部属于武州川水；但武州川水的主河道，即是今之十里河。当年郦道元巡河考察，用瑰丽清新优美简洁的笔触，对武州川水作了记录；但载录不仅仅是自然山水，更蕴含了沿河绝美的胜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武州川水南支发源于左云东南的尖口山与西北的阴山余脉。其发源于尖口山有两水：一水源自马道头乡韦家堡，其水合红沟子之水西北流，左合张山窑之水西北流，经潘村、何村西北流，左合辛窑沟之水折转东北流，经南八里东，右合麻黄头之水北流，左合榆千户岭之水经南六里东注入十里河水库。
一水源自马道头乡郝家窑，其水合张祥村之水西北流，右合梁家窑之水西北流，再合刘家坟之水西北流，注入十里河水库。
两水合流出十里河水库向北流，与源自左云西北阴山余脉之水相汇。
阴山余脉之水源自左云县马家窑村北，东南流，至乔家窑南右合右玉县缑家坟东山之水折转向东流，右合西石山和赵火色水东流，至黄家梁南与十里河北流之水相汇；而尖口山与阴山两山之水相汇形成武州川水主流。
《水经注》曰：武州川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北流迳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东北，右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东北流，圣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州川……”①。
根据《水经注》载录和实地考察，武州川水上游之源水，是经过如此众多曲折汇合与注入才形成武州川水的。
在尖口山二水发源地红沟子和郝家窑，两源东西相距仅2公里。因而《水经注》准确地表明：“武州川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此两源系尖口山水系；但俱发一山所指的是宝凤山。宝凤山在周朝时期，因北狄白羊部落南下驻牧武州川水两岸，冠名白羊山。《读史方舆纪要》曰：“武州川水，在府南十五里。俗名合河。源出武州山西白羊山溪谷中。”②案：白羊城，今左云县。
所谓武州县故城，即白羊城。白羊城建白羊山北武州川水南岸，属周朝时期北狄白羊部落南下武州川水两岸所筑（现城墙遗址与夯土层尚存）。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与匈奴单于和亲，是汉匈民族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为此汉朝特将此年改元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匈奴封昭君“宁胡阏氏”，以呼应汉朝改元。是年，就在和亲队伍欲到武州塞之前，朝廷特别批准将武州县治由距左云西南20公里残破的武州城迁治白羊城，以迎接送亲队伍的到来。因而，迁驻后仍称武州城。《左云县志》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白羊城重修后为武州县县城”。③
西汉末的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改年号为始建国，改国号为新，实行改制。作为雁门郡十四县之一的武州，改名为“桓州。”《汉书·地理志》》载：“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莽曰填狄……武州，莽曰桓州。”④因而《水经注》标明：“北流迳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
所谓黄水、黄阜、圣山。据清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之八载：“其在左云县境者，自橐驼山（骆驼山）而东，为武州川，盖秦以来故县所治也。曰孤山，古黄阜也。曰龙王堂山，古圣山也” ⑤。
又据清雍正《朔平府志》对上列近代之地名记云：
“骆驼山，在县北十里，与右玉界接界。
孤山，在县西北二十里，挺然独峙，俯瞷泉流，因名。
龙王堂山，有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在县西北二十里，有水泉，天旱，祷雨辄应。”⑥此圣山即为西北有水泉之山。
又《山西通志》复引《旧通志》考证如下：
“孤山，在左云县西北二十里，孤峙龙泉上。龙泉在山之阳，水东流。龙王堂山有二：一在县西北二十里，山前有龙泉，祷雨辄应。案：此与孤山之龙泉别为一源。以《水经注》核之，当即圣山水，孤山之水当即黄水，合流至县东。县南之廖家河出城东南，肖画河出城西南，合流经城北，即武州川二源水也。又东流与之合，与郦注悉符，似故武州城即在今县稍东南矣” ⑦。
《朔平府志》曰：“县北有黑龙王山，又有龙王堂山。案：当即《水经注》黄阜黄水”⑧。《朔平府志》又云：“龙泉在县西北，孤山之阳，有龙洞，祷雨多验。当是圣山水”⑨。
通过以上多部志书考证，《水经注》所曰“黄水”即为孤山之水；所曰“黄阜”，即为“孤山”；所曰“圣山”，即龙王堂山。
实地考证，阴山余脉之白道坡亦称“奉圣坡”，其通往红砂岩口之沟称“圣水沟”，因而圣山应是整个阴山余脉在左云界的全称。这被一些学者推测为北魏金陵选地之山，因而北魏时改称“圣山”。现在阴山余脉之西山，俗称五路山，其北山俗称摩天岭，向东所发水源均为汇成武州川水之次源。
武州川水由来自南、西两山之水在黄家梁南和左云城北汇合后东北流。绕过城北右合廖家河之水。廖家河之水由刘家坟和马家河之水合流汇聚。
据《山西通志》复引《旧通志》曰：“‘寥家河（廖家河），在左云县城南，源出县东南马家河，西流经南门外，折北经武家园，复折东环城南合浑河’。案：即武州川水又寥家河而汇。武州川水古称浑河，亦称白羊河。又，《朔平府志》曰：‘武州川水，又汇西南涓流，即寥家河。’”①
武州川水又东北流，至葛家园南左合两水。
一水源自圣山龙泉沟，向南流经夏家窑东，折转东南流，经云阳堡北，东南流，经鹊儿河又东流；左合源自刘家窑之水，经高家窑合源自老龙山经山沟子之水，至葛家园南。另一水源自圣山鹰王沟经汉圪塔之水，至葛家园南与另水相合注入武州川水。
武州川水自葛家园又东北流，至北大堡，左合源自圣山庄窝之水，其流经深沟子、岳家堡和后八里至北大堡。
其水自北大堡又东北流，至北十里（瓦窑）左合源自圣山王家窑之水，其流经甘沟子、则楞坡、黄村至北十里（瓦窑）
武州川水自北十里又东北流，至双官屯西，左合源自圣山麻家窑、小河口、前铺三源头汇合之水；其麻家窑源头之水，东南流，经大河口南，折转西南流，经三屯西南流，经高家堡；其小河口源头水东南流，经西温窑东，东南流亦至高家堡；其前铺源头水右合白道坡之水东南流，经辛村子东、白烟墩南汇其他两水至双官屯。
武州川水自双官屯又东北流，至云西堡西，左合源自圣山马市楼之水，左合七台泉之水，经宁鲁堡东南流，经安烟墩东南流，经双泥河、大堡角、瓦窑沟、流至曹村西，再至云西堡西。
其水自云西堡又东北流，至猪儿洼南，左合源自西二队合黑烟墩之水，再合六队经清水河之水，至猪儿洼南。
武州川水自猪儿洼又东北流，至梅家窑南源自威鲁口藏河与二道沟汇合之水，经威鲁堡西，东南流，经元台子南流，再经陈仓窑东，至梅家窑南。
其水自梅家窑又东北流，右合七磨河之水。此水源自杏元东北流，流径较长，经盐圪塔、秀女村、杨千堡、东窑头、北端午、夏家河，至玉奎堡折转北流，至纸方头注入武州川水。七磨河亦称纸方头河，昔日因河上装七盘水磨，带动造纸石磨和粮油加工磨而得名。
《水经注》曰：武州川水“又东历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深渊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火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以火从地中出，故亦名荧台矣。火井东五六尺，又东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之，则不燃，皆沾濡露结，故俗以汤井为目。井东有火井祠。以时祀祭焉。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可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凌人，不可暂停。而其山出雏乌，形类雅乌，纯黑而姣好，音与之同，缋采绀发，觜若丹砂。性驯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执之。赤觜乌，亦曰阿雏乌……其水又东北流，[3]注武州川水”②。
据《山西通志》复引《旧通志》曰：“纸方头水，在县东四十里，石壁涌泉，北流折东。案：高山卫旧城去县六十里，水至城西入武州川水。以郦注核之，确为火山西溪水。……惟纸方头一带，东连大同、怀仁西山，皆产石炭，运行最广……道元目为火山非虚语也。”①又据《朔平府志》曰：武州川水“东流至旧高山，合纸方头水。案：即火山西溪也” ②。而纸方头村实为纸坊头之略写。
由上述志书载录可证，《水经注》所述“火山西溪水，”即流经今之纸坊头的七磨河水。而所述“故亭”“火山”“荧台”“汤井”“火井词”“雏乌”等均为七磨河附近的信息符号。
所谓“故亭”，应是汉代修筑的烽燧亭障。《说文解字》称：“燧，塞上亭，守烽火者。”段玉裁解释说：“‘塞上亭’是‘谓边塞守望烽火之亭’。‘燧’字的本意是指亭台。而亭台，犹为汉代明代居多” ③。左云自古就是边塞战略重地，武州川水既是河流亦是古道和官道。“为防北边匈奴，东汉光武帝刘秀曾派杜茂、王霸二人于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三年（37年）从代郡到平城‘筑亭障’三百余里” ④。
另，所谓亭，秦汉时乡以下的一种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⑤西汉时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满期的人充任。亭的这个行政建制驻治，是以亭障为标志的。经实地考证，“故亭”即是现在云西堡西的铺鲁坪，其遗址在火山西溪与武州川水的交汇处的右侧，遗迹尚存。
沿七磨河流域，是左云县侏罗纪煤田主要区域，方圆百余平方公里。据《左云县志》载：“煤炭资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已发现和利用。”⑥侏罗纪煤埋藏浅、热卡大、灰粉少、含硫多而易燃，只要见风见光，极易自燃。而七磨河一带的煤，被黄土覆盖，不仅河流或洪水使其冲出裸露，村民挖地窖都随时会见煤。而“火井”应是七磨河一带废弃后的煤窑或露天煤自燃现象。
郦氏所述“常若微雷发响”，又述“南崖下有风穴”，应是古代煤窑的风井。
凡开采煤窑，必须得有通风口，否则会缺氧会致人死命而难以挖掘，这是自古挖煤的常识。而风井有风贯通，不仅时有声响，而且寒气袭人。
郦氏所述“东有火井祠，以时祀祭焉。”应为“窑神爷庙”。左云在煤田带开采煤炭，自古就有尊奉祭祀窑神爷的习俗，且把“冬至”定为“窑神爷节”，一直沿袭至今。
郦氏所述“汤井”，应是废弃的自燃煤窑，或灌入河水，或灌入雨水发生的蒸腾现象。因为煤窑或因瓦斯爆炸或因别的因素发生自燃后，长时间难以灭火，若有河水或雨水灌入，水沸如煮。就大同白洞矿1960年发生的“5·9”煤尘爆炸事故，时隔多年后仍然从山缝中冒出烟尘。对于汤井，《左云县志》亦有记载：“照天泉，属云西，其流注东南一村，村旁岭下更有一巨泉，冬夏气温，传为温泉村”。⑦志书所说“云西”，即在火山西溪旁。其所述温泉村，即是“汤井”现象。
郦氏所述“荧台”，系露天自燃煤产生的火焰。而这种露天煤往往在崖壁上。
郦氏所述“雏乌”，就是今日左云俗称的“红嘴鸦”。此鸟如喜鹊般大小，与乌鸦类同，喜在土崖壁筑窝，并以山区林木果实为食。而七磨河一带的山区，被厚厚的马兰黄土层覆盖，生长茂密的森林灌木。几乎在每一条沟里，都有土崖壁地貌。其沟壑里野果亦多，尤其是沙棘果，可帮红嘴鸦度过冬季。乡间孩童喜欢从巢中掏出雏鸟喂养，因掏鸟坠崖而死伤者亦不乏其例。郦氏载述与今极为相符。[4]
火山西溪水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奇特现象，为朝廷所知。《魏书》载：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四年（480年）“五月丙申幸火山”①。说明孝文帝也亲临火山西溪水巡视过。
武州川水汇七磨河水东北流，至旧高山城东，右合源自井儿洼水北流，经小蒜沟、白塘子；
又东北流，至石墙框东，右合源自窑洞北流，经峰子涧、马脊梁、东店湾之水，即火山东溪水。[5]其水又东北流，至焦山寺折转东南流。
《水经注》曰：“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②
郦氏所述“石祇洹舍”正是焦山寺。焦山，在北魏时期称车轮山，因为从高处俯视，其焦山顶上呈圆形，像平放了一只“车轮”。焦山寺是北魏历任皇帝来此祭祀祈祷的神坛。
据《魏书·礼志》曰：“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③通过这段话可以看清楚：所述太宗，就是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拓跋嗣，是道武帝拓跋珪的长子。永兴，是太宗的第一个年号。永兴三年（411年）是东晋义熙七年。历史上在这里“武州”与“武周”同用，武周山同武州山，即今之云冈，而车轮山是焦山。清河王绍，即拓跋绍，是拓跋珪之次子，是个无赖。天兴六年（403年）受封为清河王，“凶狠险悖，不遵教训。”为此，太宗拓跋嗣曾劝诫过他，但不予接受，故而兄弟不和。拓跋嗣估计到拓跋绍要作乱，所以常去武州、车轮二山“祈福于天地神祇”，希望他能悔改。可遗憾的是，后来拓跋绍还是杀了他的父亲拓跋珪，随之拓跋嗣杀了拓跋绍。太宗拓跋嗣即位之后，为了纪念武周、车轮二山之神灵，就把对二山的祭祀列为“常祀”，每年要有一次祭祀，只是日子不定。而且每次祭祀，明元帝都要亲临现场，仪式十分隆重。那么，明元帝为何要到车轮山祭祀呢？因为他祭祀的目的是“祈福于天地神祇”。而被当时称作的“须弥山殿”的车轮山有“石祇洹舍”，有神灵之气。
“石祇洹舍”即“祇园精舍”，在印度佛教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印度一处有名的佛教圣地。北魏时期，焦山石窟寺与云冈石窟寺，包括大同周围寺庙均模仿祇园精舍来建筑佛教圣地。《大唐西域记》卷六曾对祇园精舍作了描述：“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是给孤独园，胜军王大臣善施为佛建精舍。昔为伽蓝，今已荒废。东门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余尺，左柱镂轮相于其端，右柱刻牛形于其上，并无忧王之所建也。室宇倾圮，唯余故基，独一砖室岿然独在，中有佛像”。 ④《大唐西域记》所描述的“祇园精舍”虽然荒圮了，但从遗址中可窥当初的宏伟庄严规模。而且还发生过一段凄美生动的故事：
《涅槃经》载：当时有一位人称须达长者，向佛的弟子舍利弗说：“在我们这座舍卫城周围，有没有这样一块地方不远不近，有丰饶的泉水，茂密的森林，又花果芬芳，清静闲像。我愿意为佛世尊及众比丘建造精美的房舍”。舍利弗说：“只有祇陀太子的园林，具备这些条件，您可以选择那里去建造精舍。”
祇陀太子是舍卫国的太子，“逝多林”是他的园林。有“地惟爽垲，泉林繁郁，壁方五里，可没伽蓝”之美誉。
《弥勒上生经疏》对祇陀太子转让园林作了这样的描述：
须达长者听了舍弗利的话，就去找祇陀太子，求购逝多林。太子不答应，故意出了一道难题说：“如果你能用黄金在我的园子内铺满地面，而且达到了五寸之厚，我就卖给你”。须达长者答应了，很快满地铺金，当欲铺到树林子时，祇陀太子被感动了。便对须达长者说：“园地归你做主，树林还是给我留下，我帮助你完成大业，让咱们来共同供养佛祖”。建成后的园林精舍，释迦牟尼为其命名“逝多林给孤独园”。“逝多林”象征祇陀太子，“给孤独园”象征须达长者，具有神圣纪念之含意。
须达长者，就凭这样的“因缘”，做出了流传后世的佛教名胜—祇园精舍。这个精舍，不仅以其豪华出名，而且对宣扬佛教文化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焦山石窟能被命名“石祇洹舍”，不仅占据优美的地理环境，也兼具豪华与深嵌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一处具备高山、石窟、石室、精舍，山水相依、风景如画的环境。又何以风景如画呢？
《朔平府志》载：“焦山，在县东六十里，高山城北。山列神殿，上有白衣观音宝塔，石基高耸。中有空洞相穿。下流肖画河水。隔岸相望，宛若画景，亦胜地也。
肖画河，在县北三里，发源龙泉山，与西南诸水东流至旧高山，合纸房头水，过高山城北，经云冈南折，流入大同十里河” ①。
《山西通志》复引《旧通志》考证：“李洪岭，在县东三十里云西堡界。焦山，在县东六十里高山城北，孤峰突起，上有寺，缘空洞而下，临肖画河。案：即武州川水。土人曰：肖画河之名，殆为焦山设也” ②。
由上述志书考证得出结论：肖画河，是左云县城至焦山这一段六十里距离的河流。而且是因焦山寺而得名。“肖画”者，如诗如画也。毫无疑问，我们可推测联想当年车轮山石祇洹舍不同凡响的美景了。对于焦山寺如诗如画之美景，《左云县志》诗记。—邑令袁大选《望焦山》曰：“焦山古刹对高山，石磴欹危霄汉间。隔水遥闻晨梵歌，迎风偶见老僧还。昙花暗落清光迥，紫鹤长鸣白昼间。他日登临瞻极乐，可容陶令醉酡颜” ③。
搞清了“石祇洹舍”，再就是“比丘尼所”的问题了。
《魏书·释老志》载：“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运矣，济溢之功寔及存没，神从道轨信可依凭，其勒有司，于京师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④兴佛建寺，这是太祖道武帝所作出的决策并下诏。在云冈之耆阇崛山凿石窟建寺，以居僧；在焦山之须弥山凿石窟修殿，以居尼。郊西之僧尼二山乃为京师之灵山胜地也。
又《广弘明集》载：“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由此可见，焦山寺所居比丘尼是相对云冈石窟寺居僧而所设也。
据《大唐内典录》载：“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大唐内典录》是唐代高僧道宣和尚所著，比《水经注》晚了大约300年。但焦山寺石窟气势[6]和风格犹存，别有洞天。
或许是焦山寺的风景优美又吸引了辽代圣上们的眼球，982年，辽景宗崩，年仅12岁的辽圣宗登基，萧太后（萧绰）垂帘听政，其故事就发生在车轮山。
武州川水自焦山寺东南流，又东经张家湾、白庙和姜家湾之南，至吴官屯。又转东南流，经云冈之南。
《水经注》曰：“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⑥。文中郦氏所述“灵岩”即今之云冈石窟群。为此，郦氏以其优美而极具文学色彩的笔调，描述了云冈石窟群的在建形势，刻画出了威势壮观耀眼美丽的壮景。
又，《山西通志》：“石佛寺山，在县（左云县）东九十里，一名佛窑山，迆东数武，石窦喷水，山即拓跋魏时石窟也。《魏书.释老志》：沙门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①
又，《大同县志》曰：武州川水“盖其水始左云县龙泉山，由向水汛左始逮县境，径白庙村、姜家湾、吴官屯至左云属之石佛寺。”②
灵岩，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崖。始凿于北魏神瑞年间（414—416年），完成于正光年间（520—525年），历时达100余年。由当代高僧道人统法果和尚规划设计，又由当代高僧昙曜奉旨实施开凿建筑。法果是北魏历史上被皇家敇封的第一任“道人统”。“道人统”既是官职，又是一级国家机构，专门管理全国的僧徒，是当时一个很有实权的机构。
“灵岩”亦称“耆阇崛山（洞）”，即今云冈石窟的第三窟。是取意于印度灵鹫山之洞窟象征，是以释迦牟尼坐禅、成道及其徒众集结于其洞窟而著称，并成为武州山所有石窟寺总代称。云冈石窟依山开凿，自东向西，共有53个洞窟，绵延达一公里。100年间，参加建筑的人数多达4万余人，雕凿5.1万尊大小佛像和其他石雕，堪称世界宏伟建筑与精美艺术雕塑。
灵岩石窟有武州川水环绕，寺院又引入武州川水，出现了一个个平静如镜的水潭。石窟群的周围，山间散布零星堂舎，泉边错落别致亭阁，佛寺隐现于香烟缭绕之中，给人以神秘之感。
道宣和尚的《大唐内典录》和《广弘明集》，所述“恒安”是隋唐时期对大同的称谓；又分别所述“东西三十里”“谷深三十里”是云冈至焦山这段距离。而且在这三十里中还开凿了许多石窟寺，形成了断断续续佛龛相连的规模，现在尚可看到《水经注》所述“诸窟室”的还有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的遺迹，确有“栉比相连”的形势，但沿武州川水最醒目的石窟应数“东灵岩西焦山。”
武州川水自云冈石窟又东南流，至今之小站村之西南出山；又东南流，经王家园之东与南水磨之西；又东南流，经冯庄东北，至田村之西南注入如浑水。
《水经注》曰：“川水又东南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③。《左云县志》曰：“武州川水经山峪东流出口，入大同御河。山之东支，今名‘云岗’即石佛寺山。其东为武州塞口，古之要戍也。”④武州川水自此出山，其山口便是今之佛字湾、观音堂以东的小站村附近的塞口。此塞口是平城通往武州塞内的咽喉，更是大同至呼和浩特乃至西域的必经之路。
《水经注》曰：“如浑水又东南流，注于㶟水。”⑤这正是现在田村之西南两水相合的地方。至此，武州川水之主要河流结束在这里，全长约90公里。
武州川水与如浑水交汇后俗曰合河，南入桑乾河，即《水经注》所述之“㶟水。”
武州川，是北魏所置武周县域，武州川水即今之左云县整个水系的汇聚，为㶟水主要河流之一。但今之十里河仅系武州川水主河道之一。《水经注》载：“羊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⑥其羊水即今之淤泥河。如此说来，武州川水是㶟水支流的一个广布的概念。
武州川水其他支流
元子河。北魏得名。源自今马道头乡坥坡，向西流至小京庄西北处；又西南流，经李石匠村东，右合源自下泥河之水；又西南流，经东古城之东；又西南流，经树儿里之西，左合源自安儿沟与向阳寨之水；又西南流入右玉县境。
考坥坡村，原名坟坡，缘明左云籍良将曹文诏葬此得名，后因坟坡不雅而易名。
考东古城。《左云县志》载：“武州城遗址。位于左云城西南20公里东古城村东一公里处，元子河与树儿[7]里交汇的三角地带，为战国时塞外军事咽喉要地” ⑦。
元子河水自右玉县境西南流，经曾子坊之东，左合大南河之水；又西南流，右合源自元墩子和元堡子两水；又西南流，经董半川之东南，大马营东北处，右合源自东窑头之水；又西南流，经李官屯之东南，右合源自山阴县西石人坡之水；又西南流，经下窑子东，右合源自元堡子、高家堡和杨家后山之水；又西南流，经下柳沟东，右合源自上柳沟之水；折转东南流，右合源自骆驼山和于家窑之水，入山阴县境之马家河。
其水自马家河又东南流，右合源自小川和乔小峰、郝小峰两水；又南流，经吴马营之西，右合源自西短川之水；又南流至回回沟之东南，右合源自向阳堡之水；又东南流，入平鲁县境。
其水自平鲁县境东南流，经东石湖之西，折转东北流，又折转东南流，至红崖；右合源自山阴县小庄窝和张崖沟之水；又南流，经上面高之西，折转下面高之东；又东南流，经马家湾之西，左合源自花圪坨之水；又东南流至蒋家坪之南，右合源自毛鹰山之水；又南流至圣东村之西，左合源自伏庄之水；又南流入朔州市朔城区境内；又流至林家口之西，折转东南流至神头之西北处，注入桑乾水。
元子河属季节性河流。《水经注》曰：“洪源七轮，谓之桑乾泉。”①其《水经注·序记》曰：“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②所谓“洪源”，即洪水之源也，亦即元子河之洪水之源也。
考元子河，《资治通鉴》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③。
又元者，“天地万物之本源也”。子者，“人类之贵称也”“有徒之称也。”
又李凭先生文：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正月三日（496年二月二日）下达诏名，公布改姓方案。在诸姓中，第一个改变的就是孝文帝自己的姓，他在诏书中言道：“北人发音，称‘土’为‘拓’，称‘后’为‘跋’，‘后土’合称为‘拓跋’。魏朝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以土为德，因此我皇室姓拓跋氏。而土色尚黄，为万物之元。因此，朕今决定，将皇室之姓改为元氏……”④。
据之，元子河与北魏拓跋氏改姓元氏而得名。
大峪河。源自怀仁县大峪口水。大峪口水，源自左云县马道头乡杜家沟，与元子河相背而流之水。《山西通志》曰：“大峪口，在怀仁西南界，古武州塞之南口也，峪水东流入桑乾” ⑤。又《山西通志》曰：“大峪口河，即左云县西南之马头河，《左云志》：‘马头河，在县南三十里，发源石厂沟，经臧家店、黄家店，至吴家窑东南流，出大峪口。”⑥
《水经注》曰：“武州塞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经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故城也。东有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东流，右注桑乾水。”⑦。书中所指武州塞水，即是大峪口之水，塞水西之故城，即是左云城西南20公里处的战国至汉武州城。其方位，武州塞口在武州城之东。
《山西通志》曰：“峪水发源县南三十里石厂湾，即武州塞水也”⑧。[8]
明《山阴县志》之“輿图”所绘：古代源流—木瓜河，源自大峪口之水。大峪口水，又出黄花岭之西。
木瓜河水。源自左云县杜家沟流至南辛窑西之水。其水折转东南流，右合源自葫芦峪之水；又东南流，经庄家店之西，又东南流经四十里庄之西南，右合源自施家窑之水；又东南流，右合源自杨家窑之水；又东南流，经黄家店之西南；又东南流，右合源自雨安庄之水；又东南流，至铺龙湾入怀仁县境吴家窑。
其水自吴家窑东南流，经碗窑之西，右合源自窑子头、峙峰山与山阴县魏家沟之水；又东南流，出大峪口而为大峪口水。
其水自大峪口西南流，右合源自怀仁县禅房和刘宴庄之水；又西南流，合源自马庄和魏庄之水，流经日没城南。
考“日没城”，亦名“黄昏城”“黄花城”，现名“永静城。”《水经注》曰：“戎车所薄之故城也”，即为该城。
《水经注》又指：日没城，东有“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
《山阴县志》曰：“神泉，一泉三眼，水白而甘”①即为“水出故城”的神泉堡故址。
《怀仁县新志》曰：“早起城。在县南三十五里安宿团北，遗址略存” ②。
其水自日没城南又东流，至陈家岭南，入应县境。
《水经注》曰：“桑乾水又东南，经黄瓜阜曲西” ③即此。其黄瓜阜，即今之黄花岭，古称黄华山。位于山阴县之东北部，孤悬于应县、山阴和怀仁三县之间，其主峰庙岭，海拔1158米。
《资治通鉴》载：唐垂拱三年（678年），“突厥骨笃禄元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官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杨大将军李多祚为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④即指此地。
其水出大峪口，分流为南北两支流：
其北支流经南铺之北，新家园之南；又东流经围家窑北、下湿庄之南、冯家窑之北；又东南流，经草地之北；又东南流，经郑庄之西北处；又东北流，至高镇之北，汇入小峪河。其流自大峪口分流，至小峪口河，称路庄河。
其分支南流之水，东南流至尚希庄；又东流，经赵麻寨之北，段家堡之南；又东流，经石庄之西南；又东南流，经阎家寨之东北，经小刘霍庄南北，注入桑乾河。其流自大峪口分流至桑乾河，称尚希庄河。
小峪河。源自左云县马道头乡东南山之杨家窑，东南流至柏山西南，入怀仁县境郝家坪。
其水自郝家坪东南流，经小峪之西，左合源自左云县东沟之水；又东南流，经晏头西南左合源自林子口之鸳鸯河，右合源自北铺和宋庄之五里河；又东南流，经曹四老庄之西南，左合源自磨道河之水；又东南流，经下海子北；又东南流，经高镇子，至神咀窝注入桑乾河。其水全长30公里。
鹅毛口河。源自左云县尖口山，东南流经冯家窑；又东南流，左合源自五峰咀和水窑之水；又东南流，经下山井之东南，入怀仁县境王卞庄。
其水自王卞庄东南流，经窑子头南，折转东流至鹅毛口，又折转东北流，经于家园之北、秦城之南，至霸王店；又折转东南流，经东作里、陈庄和清泉之西；又东南流，经神咀窝，注入桑干河。
其水所经之冯家窑、鹅毛口均为发现石器遗址之所在地。被国内外考古界所注视。
口泉河。源自左云县秦家山之水，东流右合源自大同市南郊区鸦儿崖之黑流水，经王村、乔村、挖金湾、魏家沟东北流，经四老沟之南、白洞之北；又东北流至同家梁，折转东南流，经永定庄之西；又东南流，至口泉；又东南流，经高庄之西南、房子村之西、墙框堡之东，经堡子店南入怀仁县境秀女村。[9]
其水自秀女村东南流，经古家村之东，左合源自大同市南郊区赵家小村之甘河；又东南流，经边店之西；又东南流注入下米庄水库。
其水自水库出，东南流，经下米庄之东、马港之西，左合源自小盐坊之水；又东南流，经智民庄东南注入桑乾河。其水全长50余公里。
结 语
当人类的繁衍与发展作用于地球地理环境的过程中，便有了人类文明史。而地理环境气候又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命运，当然人类的生存命运也包括人与自然灾害和人类战争的抗衡。或许就在这种抗衡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解释，国家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的形成除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之外，往往还有地形地貌、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与气候的因素，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便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各个不同种族的人类命运的生存与发展就根植于各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中。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是有选择的迁徙的，民族历史文化也是不断传播与不断发展的，这其中，河流起着重要的传播的作用。
地球上的河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传播走向。与此同时，人们选择河流的走向还包括筑城。筑城向来考虑的是河流水域这个人们生存的基本要素，因为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最大聚集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史文化的容器。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自然科学中，人类的祖先最早来自海洋；但又从森林走出，森林又成为人类的摇篮。走出森林的人类成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从聚落，到部落，再到村落；从集镇到城市，直至国家。一条河流不仅孕育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更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文明与性情，但我们更应感激源源不断供给河水的源头。因而，从河流水域了解历史文化，是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的渠道。
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由此进行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的区域划分，就是以河流流域为命名的。在北方疆域，武州川水并不是一条大河，但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承载蕴含了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尤其在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汇通融合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更养育了左云的世代子民。因而，左云由古代开端的全部文明则蕴含在川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武州川水之中。
地球地壳运动所产生的一次次造山，形成了大同与呼和浩特近邻的东西两个盆地，平均海拔均为1050米。而造山运动所给左云之幸运，是在这个地域崛起两座高山，一座是左云西北的阴山余脉，海拔最高2013.5米；另一座是左云东南的尖口山，海拔为1860米。这在大同区域内，恰恰是西面的两座高山，由此孕育了武州川水，也孕育了如浑水。因为在左云阴山余脉的东部，恰恰又是如浑水源头之一。
但更令人惊奇的是，阴山余脉成为大同市与呼和浩特市的中间山脊，是海河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还属第三系兴蒙火山区。历史上黄河文化与海河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无论怎样相互传输，可武州川水绝对起到了及其重要的链条纽带作用。就中华民族形成的地域而言，武州川水应是一条文化通道，甚至还是炎黄文化通道，龙文化通道，丝绸之路古道、茶马古道、西口古道、通西白道、民族和亲古道。有记载的是昭君出塞曾经走过这条古道。所谓龙文化，应被看作是草原的隐性文化，被许多专家学者认定产生在草原。如在西辽河兴龙洼出土发现了20米长的巨龙堆塑；在赤峰红山，出土发现了6000年前的玉猪龙，但龙文化向中原传输，武州川水应是主要渠道之一，阴山余脉上的黑龙王沟，龙泉山、龙泉沟、老龙山、龙王堂山、伏龙岭，以及尖口山下的九龙山、兴龙沟、铺龙湾等就是龙文化通道佐证。
通过观察分析长城一线的地理环境，从草原流向中原的河流唯独是黄河，与黄河水系连接海河水系之河流唯独是武州川水；草原文明向中原传播或农耕文化向草原传播，武州川水仍然起着桥梁纽带重要的作用。即草原文明向南传播，一方面沿黄河水系，直接向南；一方面通过海河水系向东传播。武州川水这条海河水系的源头支流，从阴山脚下发源，流入桑干河，再流入永定河，再流入海河。
为什么研究历史要从水域河流或水系研究起？为什么要把河流水系作为历史文化传播的通道？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及由此给予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的区域划分，就是以河流流域命名的。如：两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和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和辽河孕育了中华文明……
北方草原民族因逐水草而居往往会从河套平原转至武州川水，中原文化也往往会沿武州川水传输到草原，因而逐渐形成一条古道并积淀了文化。这条文化古道即史料所说的“雁门古道”、“云中古道”。雁门古道从周穆王时期就有了，云中古道则从北魏时期叫起，从大同一直沿武州川水向西，到达阴山余脉的前铺，翻红砂岩口连接右玉县的马营河而走向黄河、走向河套、走向草原，走向欧亚大陆。从春秋战国开始，到北魏乃至明清。
公元386年，盘踞在河套一带鲜卑拓跋这个少数民族，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的决定：东迁大同定都建立北魏国家，随即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其后继续南进，最终又定都洛阳，问鼎中原。
在北魏近百年历史时期内，左云开始属北魏皇都畿内之地，这起码在百年中，左云首享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又因武州塞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景色宜人，加之战略地位重要，武州川水是皇室最钟情的郊外之地，因而对武州川水作出了最宏伟最辉煌的规划与建设，最终成就了武州川水，使武州川水变成了一条京西画廊，文化长廊。
武州川水历经千年沧桑，到了明代因抵御蒙元复辟，在武州川水以北修筑长城，遂将沿长城一带两边的森林砍伐烧毁，北魏如景风光不复存在；但武州川水仍然充盈，汩汩流淌，武州川水仍然是一条从中原到草原、再从草原到中原的文脉之河，是福泽大同经济、文化、民生的上善之水。武州川水在㶟水（桑干河）流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历史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左云县“火山西溪”水域一带方圆百里煤田，被掠夺性开采，造成环境污染、地质塌陷、水源枯竭、土地荒芜、煤老板胜出等严重后果，武州川水之水流不复存在，武州川水宽阔河床污水横流。不过，污秽的河床也大增其值，崛起一幢幢高楼大厦。这意味着武州川水灵势殆尽荡然无存。
急功近利往往是与大自然相悖的，人类对自然资源无序地掠夺开发，成为大自然的罪魁祸首。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追捧史书，郦道元那种对武州川水优美笔触的描述，给了我们形象思维而随时仍能唤起我们的激奋；而这种激奋便是想把远古的文明与辉煌呼唤回来，还地球生态文化一个复活的宏愿。
2017年4月25日
1①《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三册，《魏书》·卷二，第2177页下栏。
1②《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2①《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2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卷四，第2010页。
2③《左云县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2④（汉）班固：《汉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2⑤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七册，第3079页。
2⑥雍正《朔平府志》，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
2⑦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七册，第3079页。
2⑧雍正《朔平府志》，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2⑨雍正《朔平府志》，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2页。
3① 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七册，第3081页。
3②《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版，第267—268页。
4① 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8册，第3347页。
4② 雍正《朔平府志》，东方出版社，第91页。
4③ 景爱：《长城》，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4④ 姚斌：《大同长城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9页。
4⑤（汉）班固：《汉书》，浙江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4⑥《左云县志》，中华书局，1990版，第303页。
4⑦光绪《左云县志》，卷之二·地理志，第68—69页。
5①《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三册《魏书·七卷上》第2189页下栏。
5②《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版，第268页。
5③《二十五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魏书·礼志》，第2474页上栏。
5④《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08版，卷六，第488—489页。
6① 雍正《朔平府志》，东方出版社1994版，第91页。
6②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点校本，第七册，第3079页。
6③ 光绪《左云县志》，卷之十·艺文志，第412页。
6④《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三册，《魏书·释老志》，第2504页下栏。
6⑤《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版，第268页。
7①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七册，第3080页。
7②道光《大同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7③《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7④光绪《左云县志》，第444页。
7⑤《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7⑥《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 68页。
7⑦《左云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73页。
8①《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8②《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③《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下册卷一四○，第935页中栏。
8④ 李凭：《拓跋百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页。
8⑤ 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七册，第3075页。
8⑥ 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8册，第3342—3343页。
8⑦《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版，第267页
8⑧ 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点校本，第七册，第3081页。
9① 光绪《山阴县志》卷二·水系。
9② 万历《怀仁县新志》卷之二·古迹，第42页。
9③《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9④《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卷二○四，第1373页上栏。
刘志尧
作者简介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中国游记名家联盟成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大同长城学会左云分会会长、中国昭君文化研究会理事、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山西作协会员、左云县三晋文化边塞文化研究会会长、《左云文史》主编，已出版个人著作与文集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