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凌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几代人自动形成、外延出一组组母女/子关系。他们在观看李焕英的同时，也将自己、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代入其中，引发无限共鸣。我们可以把他们在80年代的这种“相会”视作对当下生活的一种逃离
无论《你好，李焕英》有多么真诚朴素，这终究是部贺岁片。它可以呈现问题，却不必点明问题，更无需回应问题，甚至必定会以一种“合家欢”和稀泥的方式收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丁正如意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4969字，细读约需11分钟
看完《你好，李焕英》，第一反应：6分，要爆。好不容易等到2月12日正式上映日，清晨我就向朋友推荐起这部电影。他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回应道：“毕竟是一个小品改的……”当天下午，《你好，李焕英》以豆瓣8.1的高分傲视春节档群雄。之后，口碑与票房一路双双逆袭。截至2月18 日，《你好，李焕英》票房破30亿。此前，贾玲已凭该片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女导演”。
带着好奇，大年初一到初五，我前往北京三家影院，有意无意围观了近十场《你好，李焕英》的散场情况。与观众交流观后感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真诚、共情、反转、80年代……成了这部电影的关键词。“我的最大的套路就是真诚”，似乎已经成了新年金句。
《你好，李焕英》的成功，有些时势造英雄的意味。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大部分人“原地过节”的背景下，人们普遍对亲情与离别萌生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喜剧的皮囊，又让我们可以将疲惫的日常暂时安放。
她们的故乡在80年代
“我们一家都看哭了”“李焕英已经成了我家的饭桌话题”……当下，已经很少有影视作品能掀起一家三代共同讨论的热情。一夜之间，我们似乎与电影中的主人公一起，回到了那个围坐在电视机前争抢调换频道的岁月。
“李焕英”这个名字就带有时代烙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里，“英”字一直在女性新生儿名中拔得头筹。而电影取景地卫东机械厂，位于湖北襄阳，是贾玲从小长大的地方。作为支援三线的产物，彼时襄樊地区的工厂不仅基础设施健全，宛如座座城邦，还弥漫着一股代表“荣光”的东北话。因此，电影中令人不解的东北话，并非是出了纰漏或者为了制造喜剧效果，而恰恰反映了一段被时代几近淹没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主人公穿越回去的年份（1981年），比同名小品要早了5年。这显然是种非常巧妙的做法。在集体生活为主流的8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尚未像之后那样拉开差距。因此，50后的李焕英，如同82年的金智英，呈现的是私人情感，勾起的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手握“铁饭碗”，排队买彩电，身边有群小伙伴，公园泛舟谈恋爱，脸上总是挂着质朴的微笑。
地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异，流行文化得以空前传播——从北京到四川都在看同一部《庐山恋》，襄阳与东北唱的都是同一首歌。《路灯下的小姑娘》《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万里长城永不倒》《迟到》《你的眼神》……电影中出现的时代金曲，当时几乎人人会唱，直到今天都是KTV里长辈必点的合家欢经典曲目。
在眼花缭乱的歌名中，诞生于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如同电影的题眼。一方面，“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实实在在唱出了80年代独有的精气神——无论是高唱“有力量”的工人，还是勤恳劳作的农民，抑或是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大学生，都发自内心地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更好。
另一方面，电影主人公从2001年梦回1981年，与歌中的“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相呼应。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也丰富了影片内涵——妈妈还是妈妈，女儿还是女儿，甚至差点没戏的爸爸依旧是你爸爸……观众也得以在久违的红色标语和轻快旋律中与过去的自己重逢。“李焕英”的同代人已然全部退休。回首往事，她们常常会感慨自己“放弃过更好的生活”，却大多不愿谈论被市场经济改革遗忘的艰难岁月。40年间，“李焕英”们所经历的，同样给予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一如电影，看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
80年代，成了本片打破代际壁垒的共情利器之一。对50、60后而言，8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对与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70、80后而言，80年代是他们一生的起点；90后虽然未曾亲历，却受惠于80年代的激情与温存，甚至通过长辈的述说，对那个年代心生向往，羡慕不已。
而今，这几代人不仅是贺岁档观众的主力军，也自动形成、外延出一组组母女/子关系。他们在观看李焕英的同时，也将自己、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代入其中，引发无限共鸣。
我们可以把这种“相会”，视作对当下生活的一种逃离。过度加班的年轻人幻想回到8小时工作制的时代；不再年轻的母亲想念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80年代成了精神原乡，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反转时代的理想母亲
2016年，小品《你好，李焕英》首次在综艺《喜剧总动员》亮相。现场嘉宾郭德纲、李晨、蒋欣眼含泪水，岳云鹏由衷赞叹：“它没有抓你，也没有挠你，它就是慢慢刺进你的心。”
对母亲的爱有多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就有多沉。在此基础上，电影丰富了大量细节与情节，最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高光时刻——临近结尾处的回环与反转。这也是许多观众为影片打出高分的理由：五星给结尾。
实话说来，穿越与反转对观众都不算新鲜。论前者，即便是讲述家庭故事的穿越电影，远有《回到未来》《新难兄难弟》，近有《乘风破浪》《夏洛特烦恼》。至于后者——反转，尤其是这种情感与视角的双重反转，早已是好莱坞动画片中的惯用叙事：无论是带火墨西哥的《寻梦环游记》，还是2020年底的《心灵奇旅》，主人公往往借此与生活达成某种和解。
相对应的是，这又是一个热衷穿越与反转的时代。全球疫情尚未结束，大家都渴望回到疫情尚未来袭的任何一年；社交网络与自媒体盛行，看到新闻或者热门事件，人们已经习惯甚至下意识地期待反转。有反转情节的电影，诸如《搏击俱乐部》《看不见的客人》《第六感》，均位列“豆瓣电影Top250”，且都享有不俗的口碑。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的：反转（Peripeteia）和发现（Anagnorisis，也作顿悟、升华和醍醐灌顶的意思）是情节的基本要素。《你好，李焕英》的结尾显然做到了这两者。母女一同穿越，形成双视角的同时，也成全了一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情感互动——女儿陪伴妈妈的青春，妈妈也在一路守护着你。
以往的穿越电影，大多是主角回到过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乘风破浪》中，邓超饰演的徐太浪试图撮合父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了。”《你好，李焕英》里，女儿贾晓玲千方百计地利用信息差，想让妈妈高兴。甚至，为了妈妈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她努力撮合妈妈与厂长儿子沈光林在一起，“哪怕没有我。”
即便女儿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感人，妈妈的奉献却更让观众心疼。李焕英穿越回去，有机会重新选择人生，过上“王琴”式的富裕生活或者尝试其他选项。但她没有选择沈光林，依旧和锅炉科的贾文田结婚。
有人觉得这体现了李焕英的独立意识：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在我看来，与其说电影中的妈妈想再和爸爸做回夫妻，倒不如说妈妈还是选择晓玲做女儿。最令人抑制不住情绪的是，妈妈明明自己做出了牺牲，还试图让女儿放心：“什么新路老路的，再说你怎么知道老路就不幸福呢？”“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很幸福，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李焕英是一个完美母亲的形象：她美，她飒，她包容，她耐心，买电视她是第一，打排球她英姿飒爽，一相亲对象就是厂长儿子……最重要的是，她对女儿饱含爱意，唯一的诉求就是“健康快乐”。即便女儿的假录取通知书暴露，或是在争执中不小心撕毁了结婚证……李焕英都没有生气。在现实生活中，这可能是许多人都不敢想象的事。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女儿回到过去帮助母亲，某种程度上也在为自己圆梦。电影开头的2001年，王姨家的女儿就能去美国的UCLA留学，念的还是花费不小的导演系。这直接催生了晓玲的一个念想：如果妈妈嫁给厂长儿子，我就顺理成章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更聪明，还实现了阶级跨越。
当然，女儿阻止妈妈（再次）嫁给爸爸的背后，是对父母之间、自己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审视与反思，也是对中国式家庭一些现象的灵魂拷问。
女性意识，但不是性别对立
提到为何选择《你好，李焕英》作为电影名，贾玲表示：作为导演的一点私心，多么希望妈妈可以不只是妈妈，也为自己而活。“自打我们记事起，妈妈好像就是一副中年妇女的模样，但其实，她们也曾是花季少女，也曾是一个小孩，也曾是她们自己。”
除此之外，几位形象各异的女性，也组成了一幅80年代女子图鉴。她们有工作，有朋友，有爱好，开心就无需顾及形象开怀大笑，生气时横眉冷对嘴角起泡，一紧张就临阵脱逃，打起球来英姿飒爽……活泼、健康、不做作、有力量。女性友谊的纯粹与细腻，也在其中可见一斑。
这些由女性视角捕捉到的细节，并非需要多么高超的技法，只是大部分导演——无论男女——都不关心。更多时候，在男性视角之下，女性角色如同工具人，不是作为幻想的投射对象，就是仅仅只为推动剧情而存在，没有灵魂可言。
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呼唤女性创作者的声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4年开始的“云南影响”新电影计划：让10位两岸三地的70后青年女导演，在云南10个地方，拍10部类型电影。我看过王分执导的《箱子》，以及尹丽川的《公园》，都称得上惊艳之作。
即便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这样面向女性的电影创作计划，但总体而言，女性创作者得以发挥的空间还是太小，结构性的困境一时也无法得到解决。
想从电影中找到男女对立的影子显然是徒劳的。影片中有许多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却处理得非常巧妙，甚至可以说有点讨巧。这或许是喜剧人拍电影的一种特点，相当圆润而周到。
电影中不乏女性意识，却也同样可以听到“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样的台词。甚至临近片尾，贾晓玲见到年轻时的爸爸，发问：你想生男孩还是女孩？爸爸的反应与抖音上那些新人面对“先叫爸还是先叫妈”时的回答并无二致：“爸，那我就先叫妈了。”
这一刻，前排座位的一位女生，重重地把身体靠向座椅后背——十几秒前，她伸长脖子、身体前倾，似乎对问题的答案非常期待；隔着两个座位的一对情侣，则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至于笑声的源头是否一致，我们无从得知。
这也让我意识到：无论《你好，李焕英》有多么真诚朴素，有多么努力在立意上拔高，这终究是部贺岁片。它可以呈现问题，却不必点明问题，更无需回应问题，甚至必定会以一种“合家欢”和稀泥的方式收场。
即便如此，伴着那句熟悉的“我想死你们了”，某些段落的范儿，仍可媲美多年前黄建新导演、冯巩主演的那一系列现实主义电影。
最为深刻的场景莫过于，为了博得李焕英的欢心，沈光林与贾晓玲一起在文艺汇演中表演小品。当沈光林按计划假意摔倒，设想中的哄堂大笑却成了全场握拳挥臂的鼓励大会。直到沈光林重新站起，厂长父亲已然离场，二人转表演才慢慢舒展起来，现场笑声终于释放。
2016年，贾玲在《喜剧总动员》节目中演出小品《你好，李焕英》
真诚是首要的，却不是万能的
电影结束，许多观众仍在流泪。有人想念母亲，有人反思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也有人为没有回家过年感到遗憾。
对其他创作者而言，此时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我觉得她真的好幸运”“第一次当导演就能拍这种特别私人的东西，最主要还那么受欢迎。”这些仍旧选择在影视行业翻滚的年轻人，过着007的作息，操着上亿项目的心，薪水到手却只有三四千，北京的房租交完就所剩无几。“回家是好啊……哪天决定回家，就是真正对影视行业说拜~拜~”
《你好，李焕英》的成功逆袭，引发了行业内外的诸多讨论，不仅关于电影内容，也关乎创作观念与电影市场。大家普遍认识到真诚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毕竟，贾玲不是想当导演才拍了电影，而是为了拍摄母亲的故事才做了导演。然而，贾玲因真诚而成功的经验又是否可以复制？
真诚是首要的，却不是万能的。今年1月登陆院线的《小伟》算是近年来数得出的真诚之作之一，票房却不甚理想。对于创作者而言，怎么让观众最大程度接受自己的真诚，如何让个体的真诚引发集体的共鸣？亦是需要深思与克服的难题。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辛苦完成的作品，只活在电影节或者内部放映，或是无法摆脱“一日游”的命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一部春节档电影都有其意义及存在的价值。要恭喜《你好，李焕英》，更要祝愿中国电影百花齐放。如此，受惠的将是你我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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