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最近，国际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日本著名出版社《演讲社》出版的《COURRiER Japon》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系列。
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认为西方的超级资本主义模式早已过时，应该向中国学习。而对西方各国而言，现在也到了向着“新自由主义的下一站”继续前进的时候。观察者网翻译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文/托马斯·皮凯蒂 翻译/观察者网 冯智源】
一、用新眼光来看世界
20年前，在遭到客机撞击后，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轰然倒塌。此后，美国及其一些盟国以那次史无前例的恐袭为契机，发动了针对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的全球战争。
对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sm）而言，9·11事件证明了国际政治学着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的正确性。于是，“文明冲突”便成为了读懂世界形势的新概念。就像80年代的“里根主义者”把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六七十年代的著作作为床头读物一样，新保守主义者也把亨廷顿的书放在床头。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的复仇欲最终只加剧了围绕“身份认同”斗争。伴随着一系列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级）谎言，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这种行径也彻底破坏了“民主国家”的“信用”。
美军将绳子绑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囚犯脖子上的照片广为流传。因此，号召“圣战”的组织自然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吸引新兵加入。
美军还十分傲慢，在使用武力方面也不加以克制，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由此激增（仅确认的就已超过10万）。这导致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混乱，最终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
美国在阿富汗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失败。西方对阿富汗20年的占领于今年8月结束，塔利班政权“卷土重来”，象征着这个不幸时代的终结。
8月31日，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士兵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 图自视觉中国
没能把握住最初的机会
我们有必要从9·11事件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读懂世界形势。现在到了该用“共同发展”与“全球性的正义”来取代“文明冲突”概念的时候了。
而这需要有个明确的、可佐证的“共同繁荣”目标，还需要提出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新经济模式，以便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军事占领一个国家，这种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加强最反动和最激进势力的力量——现在没有人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问题是，当这种军事性的权威主义视角失去其力量时，它就有可能面临着被孤立主义所取代的风险。
还有一种经济幻觉在蔓延，即“如果物质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财富就可以自发分配”。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阶级化的，世界各国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21年，我们没能把握住最初的机会。尽管人们早就开始讨论该如何向跨国公司征税，但最终大家还是变成在讨论“如何在富裕国家之间分配税收”。
如果可以对跨国公司、大富翁等征税以增加税收，那么这些钱应该由所有国家按照其人口比例来共同分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究其原因，首先，每个人都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其次，若没有穷国，也就没有今天繁荣的富国。
当世界的“另一头”发生难民问题时，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应该由当事国的邻国来接收难民，也丝毫不关心那些邻国到底有多穷。但是，每当谈到开采铀、铜矿时，无论西方公司距离多远，首先赶到的总是它们。
本文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与他手中的《21世纪资本论》 图自《财富》杂志
如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
如果将“所有国家分享税收”作为原则，那么当然需要谈论分享税收的标准以及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这是一个机会，用来制定既具体又严格的规则，其中包括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想得到本国的那份利益，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为了防止这些资金被滥用，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系统，用来追踪不法行为。此外还应该增加透明度，以确保没人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无论在公共机构还是民间，也无论在哪国。
关键是要制定具备中立性和普遍性的标准，以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在阿富汗、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产油国，还是在巴黎、伦敦或摩纳哥，人们面临的规则都应该是一样的。
每当西方国家谈到发展中国家的自治和发展权时，他们总是借“腐败”为由无视他国权利，同时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和富商勾结。西方应停止继续这么做，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在未来，贸易必须基于社会、环境等客观指标。
很明显，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尽快翻过“不同文明间的战争”这一页，因为美国面临的威胁不再是伊斯兰主义。
对如今的美国而言，中国是个威胁，甚至还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美国内部的分裂。如果美国因社会、种族的分裂而发生内战，那么它和它的制度都将崩溃。实话实说，除非美国改变其经济模式，否则将无法解决对华问题，以及其国内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如果美国不能对新经济模式提出建议，那么在维持国际秩序、支援（穷国）发展等问题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也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和俄罗斯。
从9·11事件中走出后，世界将不会是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时代。相反地，那应该是一个基于国际合作和普遍主义的“主权主义”新浪潮。
托马斯·皮凯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专栏文章 截图自该网站
二、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对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然而西方仍不确定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立场。
直截了当地说，在对华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应该采取的上策是：停止傲慢的行为，并为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带来解放与平等的美好愿景。
西方国家需要一种民主的、具有参与性的、环境友好的、后殖民地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
如果西方继续宣扬并坚持其早已过时的“超级资本主义”模式，那么就有可能遭遇更多“白眼”。
按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的说法，中国式的民主主义比西方式的“选举市场”要好。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命运掌握在一个兼具动力和决心的先锋集团——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该党九千多万名党员代表着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中的普通选民只是“善变且易受影响”的群体不同，中国共产党深知要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着想。
富国之所以富，都是拜企业所赐
2020年初，西方各国的国有资产几乎为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负资产。由于西方各国没有提高最富有阶层的纳税额，因此并未平衡其公共财政的收支，导致了债务逐渐累积，只好出售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
不妨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富裕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富裕，是因为其民间的私人资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即便在富裕国家，也只有国家本身是穷的。
如果按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各国公共部门所持有的资产将持续负增长，公共债务持有者将不仅坐拥公共部门的所有资产（如学校、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等），而且还将有权抽取纳税人上缴的部分税收。
当然，西方各国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就像二战后那样，快速减少公共债务的同时，缩减最富有阶层的资产。
为此，西方国家应该在教育、医疗、环境和发展方面进行雄心勃勃的投资。此外，还应该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将跨国公司的收入交到发展中国家手中，并让数字平台为普通公民的利益服务。
更进一步说，西方各国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国际组织，在新模式下，知识和权力都能够充分共享。
无论是哪国，新自由主义都增强了最富有阶层的权力，却削弱了公共权力。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使中国模式更加强大，也让特朗普和莫迪那可悲的新民族主义重新焕发活力。
现在，到了向着“新自由主义的下一站”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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