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裙子吸引着露珠、金莲、体育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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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代踢华活动的盛行，明代陈继儒在《太平清话》记住彭云秀等技艺高超的女性爱好者应运而生。& ampquot一生都是贺州，纵横旋转，无可奈何。& ampquot
明人咏妇女踢鞠的诗词不少，戏剧家李渔《美人千态图》写得尤为精彩:“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简,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去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这是一场“双婵娟”踢球活动,惟妙惟肖。明代宫廷颇为盛行踢鞠之戏。《明玄宗行乐图》卷中绘有朱瞻基观看踢鞠的场面。宫中嫔妃们也好表演蹴鞠，组成齐云社。王誉昌在《崇祯诗》后注中记述：“宫眷喜蹴鞠之戏，田贵妃风度安雅，众莫所及”。“锦扇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就是写田贵妃在蹴鞠比赛时精彩绝伦的表演。后妃宫女参与到蹴鞠表演,虽然是为了皇帝的寻欢作乐,但客观上促进了女性体育休闲活动的开展。
2．月明林下美人来：秋千
明代妇女喜爱秋千运动。在村落附近，往往竖起几架秋千，“近村的妇女，欢聚其中”。明代李开先的诗“彩架傍长河，女郎笑且歌。身轻如过鸟，手捷类抛梭”，“索重画板横,女伴斗轻盈。……俯视花梢下,高腾树杪平”，展示了女性荡秋千时轻盈的身姿和凌空飞翔的情景。天顺年间清明时节，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和曹姨及侍儿明霞在后园打秋千耍子。方志中有大量记载，万历山东《安丘县志》记载清明“女子尤重秋千”；万历浙江《秀水县志》记载“妇人架秋千为戏”；天启安徽《来安县志》记载“牧童村女作秋千戏”。可见，秋千已经成为明代妇女较为普及的一项体育活动，给她们的闲暇时光带来很多乐趣。
3．时危剑器摧石骨：剑器舞
明代女性酷爱矫健的剑器舞。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剑器“其舞用女伎,雄凌空手而舞”，明代张烈《正字通》也沿用此说，认为剑舞是一种纯粹的舞蹈。秦淮八绝之一的柳如是做《剑术行》诗：“寒锋倒景不可识，阴崖落木风悲吟。吁嗟变化须异人，时危剑器摧石骨。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恻恻”。名妓们虽在欢场，迎来送往，交结达官显贵，却并非一味迎合艳俗，她们通过剑舞张扬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抒发了巾帼英雄的豪情，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意识。
4、闲敲棋子落灯花:对弈
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围棋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妇女中也不乏弈棋的爱好者。正德年间，玉堂春思念王景隆，上了百花楼，从不下楼。“是日闷倦，叫丫头下盘棋、打双陆”。《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媒人替孟玉楼向西门庆保媒时，说孟玉楼“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
明代的体育活动得到广大女性的参与，无论妃嫔宫女或者民间女子,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适合自己的体育健身活动。这主要来自女性自身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爱好。同时，闺房小姐与绣楼少妇不满足于单调、枯燥乏味的生活，于是，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了她们的追求。这些体育活动使得她们健体强身，平添几多生活情趣。
（二）笑语盈盈暗香去:旅游休闲活动
明代女性郊游可分为节日郊游和闲暇旅游两种。受商业因素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女性改变以往深居简出，出门则乘车乘轿的生活，她们大胆地走出闺阁，勇于抛头露面，自由地参与到节日庆典和文化娱乐活动，并出游成习。
1．东风夜放花千树：节令性的休闲活动
中国传统岁时节令非常丰富。明代一些重要节日如立春、元宵节,常有戏剧、杂技、舞狮等表演，吸引众多女性外出观看。杭州立春时节“士女纵欢，阗塞市街”，福建于迎春时节“士女传睹，填街塞巷”，河北“上元夕通衢张灯放炬,男女杂游”。可见，街上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明代出现具有浓重女性色彩的节日，如花朝、七夕、中秋等。花朝节即百花生日，姑娘进行成年笄礼或扑蝶游乐。“邵武笄女子，以是日为扑蝶游”；“士女皆摘蓬叶插於头”。女性多于七夕节“设瓜果乞巧”，并祈求爱情。此外，明代女性在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可回娘家省亲。《宛署杂记》记载:“九月蒸花糕、用面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归，共食之”，即北京于重阳节接女儿回娘家。明代节日风俗更多体现的是娱乐功能，为士人和姑娘所重视。
明代女性在节日进行郊游,活动相当自由。正月初九为天诞日，即玉皇大帝的诞辰日。是日，“男女靓装丽服，膜拜东郊”。三月初三上巳节，正值春光明媚，“都中士女倾城而出，华饰异香，歌管剧戏，杂逞所长”。可见，明代女性打扮得光鲜亮丽，华服香妆而游春，享受着踏青春游的乐趣。
明代有妇女走百病的风俗，星夜下相邀出门，过桥、拜庙，据说可消百病。嘉靖湖南《常德府志》记载“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崇祯江苏《泰州志》记载“十六夜阑人静，女伴相聚出行，曰走桥”。明代末年《如梦录》生动描绘汴梁妇女观灯的盛况：“街中男妇成群逐队，至二更，巨室大家宅眷出游，僮仆执灯，侍婢妾媵冉冉追随。徘徊星月之下，盘桓灯辉之中，低言悄语，嬉笑嘤嘤，闪闪烁烁，游走百病，相将过桥，俗云过桥不腰疼。如此三夜，金吾不禁，任意游乐”。可见，走百病的风俗已经演变为女性走出城门进行野外夜游、喧笑嬉闹，且持续三天的风俗。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岁时节日的巫术神秘色彩进一步削弱，节日的娱乐性和人性的张扬得到加强,节日习俗的审美价值与调节生活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明代女性广泛参与各种民俗活动中，尽情享受佳节庆典的闲暇和娱乐，也充实了自己的休闲生活。
2．倩影芳踪踏河山:女性冶游郊游之风
明代一些女性摆脱了传统礼制约束，成群结队，游山玩水，纵情自然，个性鲜明。这些女性三五成群，在户外“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庐，虽车马沓来，不顾”。嘉靖、万历年间，素兰“春秋佳日，扇舟自放，吴越山川，游迹殆遍”，常“为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明代妇女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饱览天下的奇山秀水，早把礼教束缚抛于脑后。正如明末清初江浙小说《照世杯》说：“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
有些青楼女子对山水之娱情有独钟，不辞辛苦游历，写下游记。董小宛“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甚至还“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行人路过“时闻歌诗声或鼓琴声”，后来她“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迷恋山水之乐。王微“性好名山水”，才情殊众，常“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她皈依佛门后，“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并“撰集名山记数百卷”。如诗如画的风景使得广大女性于观花赏雪、游山玩水中，既锻炼身体、舒展心情，也受到美的熏陶。
明中期以后，佛道信仰盛行。明代妇女多随着香会出行,朝山进香礼佛，游历遍及宗教圣地和名山大寺。湖北均州的太和山，又称“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吸引了来自闽、浙、江西、岭南、蜀地的“四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泰山更是吸引众多女香客的朝拜。明人沈晴峰《登岱记》记载颇详：“每岁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灯如聚萤万斛，上下蚁旋，鼎沸雷鸣，仅得容足”。
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山东明水镇张道婆和候道婆，组织80名妇女骑驴坐桥，不辞辛苦，长途跋涉200余里，到泰山顶烧香。“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一路上她们住店吃席，游山逛庙，摆酒看戏，非常逍遥。她们在泰山顶上还遇到来烧香的云南、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的妇女。这两个道婆集结一班男女，“结了社，攒了银钱，要朝普陀，上武当，登峨眉，观遍天下”。可见，香会不仅仅是宗教会社，还是一种组织女性集体出游的旅游会社。烧香拜佛不是这些女性不辞辛劳进香的唯一目标，观赏天下美景色、消遣心中的孤寂和苦闷获得身心的愉悦才是她们所看重的。
在郊游中，女性行为自由，况且男女混杂，难免会产生私情。“不须更相问，家住横塘西。横塘连夹浦，曲曲明如许……出门郎不见，仍荡采莲舟”[25]。这首诗描写了水乡少女驾着一叶扁舟穿梭在碧水之上采莲，与情郎萍水相逢后，主动留下家居地址，而后又与情郎幽会。明代梁玉姬《偶作》“忆郎瞥见在春郊，欢极轻将翠袖招。近觑庞儿原不是，羞生双颊晕难消”，此诗描写一位少女在郊游时惊喜地与情郎挥袖相认，没想到却是误认而引起的羞赧。
另有记载：三月三日玉皇船会人山人海，拥挤不透，男女混杂。那些游手好闲的光棍，那些无拘无束的婆娘，结队出没，可也再没有知书达礼的君子合那秉礼守节的妇人到那个所去的理，也有或是光棍劫众，把妇女受了辱的，也尽多这打了牙往自己肚里咽的事。明代的北方有一位莫大姐就发生过此类事情。因是闷得不耐烦，莫大姐征得丈夫同意后，约了邻居两三个妇女们到岳王庙里烧一柱香。莫大姐伙同女伴，带了纸马酒盒，抬着轿，飘飘逸逸的出门去了。后来，莫大姐在旅游中惹出了一段风流韵事。
明代女性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大胆借助宗教仪典等形式，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休闲旅游。她们行动比较自由，拓展了生活空间，丰富了休闲生活，调节了生活节奏，释放出女性对美的追求。可见，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黯淡得毫无色彩。
(三) 闲情正在停针处：伤怀思夫的家居休闲生活
明代女性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消磨时光、寄托情思的方式颇多。她们或观花斗草，吟风赏月。天顺年间，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写到“静里有亲同对月，闲中无事独看花”；“东风吹梦知何处，空听流莺槛外声”；“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雪髻半绾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妙”。这些诗词充满“闲”“空”等字眼，充满闲适之情。她们或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对镜梳妆，女性消费日益奢靡，“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因此有了“中山孺子倚新妆”的情景。
她们或独倚高楼、望尽千帆。“征夫塞上行怜影，少妇窗前想画眉……春华秋色递如流，东家怨女上妆楼”；“半夜旅魂随调切，谁家少妇倚楼听”。她们或深夜焚香，静候郎君。明代诗人林鸿在《投赠张红桥》中写到：“桂殿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含情欲诉心中事，羞见牵牛织女星。”明代诗人王叔承在《竹枝词》“月出江头半掩门，待郎不至又黄昏。深夜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孤灯对只影,夜深人未寐,冷寂之中多了几许牵挂。
另外，刺绣、纺织、缝纫等女工成为明代消遣时光的重要方式之一。女子从事女红一是出于爱好，二是受妇有四德的古训的影响。女子一旦有了意中人，便会亲手绣制精美的荷包送给对方或为郎君亲手裁制征衣。董小宛嫁给冒辟疆后“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心钻习女红，以致整个月足不出户”，结果，董小宛的女红技艺突飞猛进，“不仅刺绣妍巧工鲜，而且擅长剪采织字、缕金回文”。
有大量明代诗歌进行描述：“风送杨花满绣床，飞来紫燕亦成双。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残绒唾碧窗”；“凤凰楼上吹箫女，蟋蟀堂前织锦机”；“腰镰逝采掇，织作君衣裳。经以长相忆，纬以思不忘”；“凉飕吹闺闼，夕露凄锦衾……君子万里身，贱妾万里心。灯前挥妙匹，运思一何深！裁以金剪刀，缝以素丝针。愿为合欢带，得傍君衣襟。”那些女工产品不仅凝聚女性的聪明才智，也承载了她们的绵绵情丝，陪伴她们度过许多孤寂的时光。另外，品茗饮茶也成为明代女性休闲的生活方式，如明代诗人夏完淳《浪淘沙·春闺》中所写“一缕茶烟和梦煮，却又黄昏”。
（四）佳人丹青出粉墨:文化休闲活动
1．槎桠谁惜诗肩瘦:诗词以遣情
明代女性以诗传情、以诗达意，展示了俊逸的诗才和文雅的气质。嘉靖初年，王庄妃初选入宫，未得宠幸，提诗自叹“欲将旧恨题红叶，又恐新仇上翠峨。鱼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声多”。所幸的是嘉靖皇帝揽诗沉醉，顿生怜香惜玉之心，对她大加宠幸，册为贵妃。这固然反映嘉靖皇帝的附庸风雅，也可见王庄妃借诗自娱的情怀。
一些世家大族，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涌出许多诗情横溢的才女，她们以写诗做赋来抒发情感，打发时光。明末桐城望族方家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等姊妹和亲眷结成“名媛诗社”，吟诗作画，互相唱和，留下许多诗集。
江苏吴江沈宜修和三个女儿纨纨、小纨、小鸾都工诗词，常在庭院中吟诗作对。姑舅伯姊受其影响，都“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织纫而工笔墨”。甘肃华亭王凤娴和长女引元，次女引庆，皆工辞藻，母女时常唱和以为乐。有史料为证，“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反映一时之风尚”，这充分说明明代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把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文化享受。
一些思妇怨妇在空闺之中借助自然景色，来倾诉衷肠、抚慰自己。明代散文家杨慎被谪滇，致使其妻黄峨在长期分离中，寄情于诗歌创作。黄峨在《寄升庵》中写下“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表现出女性的潇洒和豁达。明代女诗人夏完淳《卜算子》的词中有许多闺愁描写：“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
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儿行，一片鸦啼月”，金陵妓杨宛在《长相思》中写到“花影寒，月影寒，满地苍苔冷翠鬟，宛如香梦残；这般般，那般般，偏是相思相见难，无情自等闲。”这些充满了“空闺”、“空听”、“等闲”字眼的诗词烘托出几多孤寂和伤怀。可见，吟诗作赋成为有文化修养的明代女性排遣寂寥情感，寻求心理抚慰的一种重要方式。
2．闺阁丹青堪称奇:书画以咏物
寄情于书法和绘画成为明代上流社会、文士家庭中的女性、甚至青楼女子较普遍的休闲方式。崇祯皇帝的田贵妃擅长书法，“幼习钟王楷法”，善于临摹，“凡书画卷轴，帝每论妃签题之”。明代不少女子学临摹书法，秀州姚元瑞之女“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嘉兴徐海门善书，其女徐范亦习之，且能摹诸家体，难辨真伪，《远香诗话》称其“真巾帼中书圣也”。
明中期以后，一批气度超常、才情色艺具佳的名妓应运而生。卞赛“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范珏“性喜画山水，摹仿史痴、顾宝幢”，一个“喜”字使传达了女性对绘画的喜爱之情，并怡然自乐。美娘闲暇时在“桌上铺着一幅细绢，画个美人的脸儿”，还未曾着色，四婆来了，看后称赞其“画得好，真是巧手”。秦淮名妓中，不少女子以书法绘画见长，马湘兰“画如游丝弱柳，婀娜媚人，画兰最善”；马如玉“善小楷八分书及绘画，倾动一时士大夫”。可以想象，这些女性拥有高超的书法绘画技法，与其闲暇时刻苦绘画分不开的。至于她们时常挥笔泼墨、以寄衷情也是寻常之事。
3．挑灯闲看牡丹亭:史传诸子
明代那些会识字读书的女性，在闲暇时间里广泛阅读古训史书、小说、戏曲，不仅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还寻找到情感的慰藉与共鸣。
明代后妃闲暇时阅读史书诗词，获得历史的启迪。马皇后“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天启帝的皇后张后挑选聪慧的宫女，于孤灯长夜教授唐宋小词，有“中宫午夜亲书史，自写唐词教翠娥”之称；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惟观书史，课宫人俱读书写字”。
明代，有些妇女涉猎广泛，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天顺年间，临安卫指挥王忠的女儿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祝允明的祖姑祝妙靖博学多艺，祝允明为其所撰墓志铭：“资志颖敏高朗，多才艺，涉猎传记甚富，通书数，善筹画记藏竺经典”，涉猎内容广泛。另一位常州妇女唐孺人“自《孝经》《女传》诵之外，至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顾不如专门家耳，然未尝不通其旨。其试之，亦数数有效。往来姻戚，所或见有异书及诸稗官小说，辄携取以归，旬日而还之，则诵习之矣。”这位妇女所读之书非常广泛，且不辞辛劳往来姻戚之家借阅。可想而知，唐孺人一定深得读书之乐。
明代不少妙龄女性在闲暇时刻热衷于阅读《牡丹亭》，可见闺阁少女对爱情的期待。才女冯小青在《无题》中写道：“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丽人俞娘，病榻之上“好观文史”，“一日，授《还魂记》，凝睇良久，情色黯然……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从诗中可以看出她们完全陶醉于杜丽娘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并萌生憧憬和向往。
4．菱歌声入鸳鸯渚:曲艺消遣
明代女性中不乏具有曲艺才能的，她们或轻吟浅唱，或调丝弄竹，或舞姿翩跹，或登台演戏，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她们的文艺才能，也丰富了休闲生活。
“吴姬画舫小于斛，荡桨出城沿月回。菰蒲浪深迷白纻，有时隔花闻笑语。鲤鱼风起燕飞斜，菱歌声入鸳鸯渚”，描写江南水乡妙龄女子唱着采菱歌、荡舟湖上的悠闲自得；“铜龙咽寒更漏促，手拨繁弦转红玉。鸳鸯飞去屧楼空，犹唱吴宫旧时曲”；“花月可怜春，房栊映玉人。思繁纤指乱，愁剧翠蛾颦”，描写了夜深时分，女子轻拂琴弦歌唱的情景。
明代诗人高启在《柳燕》诗中写到：“妙舞汉宫人，香魂化几春。娇飞傍杨柳，犹似学腰身”，描写了女性傍着随风摇摆的杨柳枝而款款摆动、摇曳生姿的情景。
一些大户人家的女主人常常让她身边的女仆、侍姬弄竹弹丝，从而消除烦闷，获得愉悦。《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四回，春梅被周守备册正做了夫人之后，也有“两个身边得宠弹唱的姐儿，都十六七岁，一名海棠，一名月桂，”烦闷时春梅就听唱解闷。
江南苏州一带，出现一批女诗人、女曲作家、女弹词艺术家。钟灵毓秀的闺秀才女们，正值青春年少，敏感的心灵需要尽情倾吐，弹词成为她们寄托敏锐才情和心事的绝佳载体。叶小纨精于曲律，著有杂剧《鸳鸯梦》，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涉足戏剧创作的女作家。
明末吴地著名女弹词家陶贞怀，凭借自身的文学天赋，谱写弹词巨著《天雨花》。她们的作品成为其他闺秀的重要文化消遣。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总结说：“弹词为妇女们所最喜爱的东西，故一般长日无事的妇女们，使每以读弹词或听唱弹词为消遣永昼或长夜的方法。一部弹词的讲唱，往往是需要一月半年的，这正投合了这个被幽闭在闺门里的中产以上的妇女们的需要。他们是需要这种冗长的读物的。”
5．佛心蕙根通禅理：听佛教宣经
明代佛教、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些女性喜爱参禅悟道，自得其乐。明末才女叶小鸾“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佛教尼僧为扩大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走门串户，到富人家里讲授佛法。宣经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词曲戏文，活泼通俗生动。
《金瓶梅词话》记载了很多次众女性参加宣经的场面。如三十九回记载有吴月娘、潘姥姥、杨姑娘、大妗子、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来旺媳妇惠香以及仆婢，一直说到四更天，除潘金莲、李娇儿离去，别人一直守着。佛教中的宣经活动集宗教信仰、娱乐、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倍受女性青睐。大批的妇女通过听佛教宣经消遣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充实了她们的精神生活。
总之，明代女性日常生活的文化休闲和消遣，提高了文化素养，寄托了情感情怀，并激发女性追求知识的热情，在传统社会中放射出睿智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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