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是一间清澈的教室，粉刷新的墙面，活泼的红色和平静的蓝色构成了教学楼的主色调。教室的讲台上有热情洋溢的教师，坐在讲台下的学生们积极举手提问。
这是山西省太原市静乐县辛村乡中心学校校长李斌理想中的学校场景。现实中，对他来说，学校硬件设施的改善并不是难题，难就难在让教师和学生达到描绘中的状态。21世纪初，由于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大批农村青年乘着城镇化的浪潮涌向大城市。人口外流的喧嚣后，是教育的重新布局。此时，乡村教育问题也逐渐沉淀下来：生源、师资、学校管理等。但从2014年开始，义务教育薄弱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开始得到改善，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的颁布，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外部力量推动的改变背后，农村小规模学校原有的一些教育问题不断被放大，并开始出现了新的教育问题，山西省太原市的乡村也不例外。
家长、学校观念不同，教育像失了根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变成了这样！”在走访静乐县辛村乡中心小学的时候，校长李斌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口中的“这样”是指，不管是对学校建设还是对学校教师的关怀，村民一般都不关心；家长到学校，并不会问教师孩子成绩怎样，而关心最多的是学校会不会发给孩子补助。李斌举例说：“本村在学校读书的有34个孩子，六七年从来没有家庭关心周末留下来的外地老师，看她们是否有饭吃、有热水或邀请到家里，尤其是没水没电的时候；家长来学校多是责问老师孩子为何被欺负，而非询问孩子学习和教育问题。”
李斌尽管对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变得“功利化”很不以为然，但是他对此也表示理解——村民虽然期待孩子好，但是不愿意付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看到村里其他青年即便不上学也能挣钱，家长对教育、对学校的关心就更少了”。面对村民这种心态，李斌表示很无奈：“村民不是不善良，而是目光短浅。”
在静乐县的另一所中心校娘子神中心小学，也有与辛村乡中心小学一样的问题。校长赵明观察到，村民选择村小，不是因为对村小教学质量信得过，而是不少学生父母在外地打工，没有余下钱来将孩子送到县里就读。“家长对教育还是不重视，有家长‘六一’儿童节来学校，竟然不知道孩子在几年级哪个班级，就在操场转圈圈。”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关心，不仅会削弱学校教育的效果，而且会对当地的教育的发展形成阻碍。如何扭转家长现有的观念呢？李斌起初的做法是，通过召开家长会加强村民的教育观念，让他们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对家长的教育很难，家长会近两年都不开了。在李斌看来，家长一方面因为外出打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家长会中，另一方面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该由学校全管，没有家长的事。
娘子神中心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李锦华最担心的就是，教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到家就被家长“念啥书了有啥用了”的观念给抹杀了。“教育不是教师和学校单方面的事，得有家庭和全社会的关注。”
如何调动家长参与教育的积极性，这是所走访的农村学校的校长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学校教育要在孩子心中扎下根，家长的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但如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家长教育，是值得校长们思考的问题。
缺少职业追求和文化融入，教师留不住
在走访静乐县西会小学时，校长巩轩东最为头疼的问题，并不是家长价值观念对学校教育的削弱作用，而是教师的问题。“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但老师就是没耐心，一个月认真付出都坚持不下来，总是抱怨孩子分数上不去，但不会考虑到留在村里的孩子因为家庭等原因比较弱势。”由于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巩轩东更希望教师能够多关心学生。但实际情况是，教师并不愿意与学生多做交流，根本走不进学生的心里。
“学校生源没有减少之前，一个班级有40名学生，教师写教案、批改作业甚至得加班，而现在学生少了，教师反而对学生的关心少了，工作不是往上做而是往下退。”按照巩轩东的想法，教师的教学工作相对轻松，对于学生的关注度也应该会提高。但事实上，由于学生人数减少，教师面对着班上为数不多的学生，授课积极性减淡，对于自己的职业认同感也在降低。
近年来，乡村学校、教学点补充了不少年轻教师。但巩轩东却认为，这些年轻教师的敬业程度与他们这批四十岁左右的教师没法比。“当时，初中生毕业念的中师，培养的是全能型人才，音乐体育美术都会，还能带好，非常规范。”而且，由于这些教师多来自外地，也会遇到融入乡村的问题。“职业追求和文化融入并不是一回事儿。”
对于教师职业认同感低与职业倦怠现象，娘子神中心校李锦华老师的看法则和巩轩东不同。“农村教师不能说是业务差、不负责，主要是缺乏长效激励机制。”在李锦华看来，虽然农村教师的工资不低，并且还有教师补贴，但乡村教师职业上升渠道并不顺畅，“没听说有教师因教学优秀被遴选进城的”。李锦华所教的班级两年不到换了四五名教师。而教师频繁流动，则会打破学生教育的连贯性。
此外，尽管乡村学校的素质教育已经提上日程，但在具体落实上却不理想。在这儿，教育评价标准并没有得到更新，校长和家长都向教师要分数。但在专业引领上，教师所获得的帮助并不多。再加之，村民对于教师职业的尊重和理解度不高，教师很难从学生和家长方获得反馈，教育主动性渐渐降低。
从日常教学和评价激励中得不到效能感、从村落环境和学校组织中得不到归属感、从社会价值观和农民群众中得不到认同感，这是农村教师群体的共同问题。如何看待并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校长来说，是不可绕过的考验。
比起校长实权，学校管理更需要制度规范
静乐县之前的教学点撤并后，李斌曾经想过将教学点的老教师请到学校来，但老教师都推脱不来。年轻教师从2012年开始，集中结婚生子请假。“由于工资扣除较少，对教师没有威慑力，有的甚至一请假就是一两年。在岗教师最少的时候仅有三名——有没有人上课都是问题，当时的校长感觉学校办不下去就离开了。”
现在的静乐县辛村乡中心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人数分别为2人、5人和10人，但在编教师却有20人之多。其中有学校原有的教师，也有教学点撤并后吸收的新教师，年轻教师则多为特岗教师。特岗教师政策，是中央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
在李斌看来，特岗教师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喜忧参半。“年轻教师刚到学校时，没有顾虑没有负担，在三年特岗期内都能好好干，但是三年过后，年轻教师由于家在外地，便时常要请假。”对于特岗教师的“三年之痒”，他觉得没法管。学校有一名英语教师离考试还有10天的时候请假回家，李斌劝说她留下辅导学生复习，但她说已跟学区王校长说好了，校长替不替她代班无所谓。现在教师请假离岗这么普遍，“学校之所以还能把教学任务完成，是因为不排音乐美术课”。
目前，全国各地普遍实行的是“县教育局—乡镇中心校—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垂直式分包分管教育模式，中心校作为镇级教育唯一的事业法人主体，统筹管理中心校、村小和教学点的人、财、物、教学等各项事宜。由于分片划区，在中心校校长之上还有一名学区校长。学区校长是学区内教师的实际管理人，教师的去留与选调都由学区校长说了算。
“学区制管理让中心校长弱化威严，学区校长在的时候让老师看自习他们就不敢推诿，但他们不需要经常来学校，不用上课，不用签到，很自由，以前基于学校分散的联合学区管理模式，有些地方已经不适合了。”李斌感觉，中心校校长即使有教育理想，也无法施展拳脚。由于缺乏符合校情的管理制度，这些学校的突围之举总会被无形的压力给打回来。
在走访的几所中心校中，校长对于学校建立明确的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是，如果不改变当下学校缺乏权力空间的局面，农村小规模学校要破解“定身咒”，变被动为主动，仅仅依靠校长的激情还远远不够。 （记者 李萍 通讯员 张强）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27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