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纳忠是陪同唐太宗昭陵的少数民族将军之一，其墓目前位于陕西礼川县延年镇西周村西周村誓约300米处，墓地封土尚存。
阿史那忠墓前原有碑石两通：一为原立神道碑；一为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保护碑。两通碑石今存昭陵博物馆“昭陵碑林”。阿史那忠墓已于1972年6月由文物部门发掘清理[1]，该墓除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壁画外，还有阿史那忠墓志一合，其盖刻“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之铭”30字，志文44行，行44字，除去空格，凡1763字。秘书少监清河崔行功撰文。另有其夫人墓志盖一方，上刻“大唐故定襄县主之铭”。两《唐书》对阿史那忠的生平记载极为简略，因此，结合墓志铭文和神道碑残存碑文，使我们对阿史那忠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以补史籍记载之不足。阿史那忠，突厥族，姓阿史那，原名泥孰，字义节，归唐后，以擒突厥颉利可汗之功，拜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赐名忠。两《唐书》记载其诏姓“史”氏[2]，皇帝赐姓是难得的荣宠，但墓志、碑文均以“阿史那”为姓，不言赐姓，疑史籍记载有误。
根据志文记载，以时间为序，忠曾历授左屯卫将军，上护军，薛国公，内检校长州都督，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诸勋、爵、职。[3]关于封爵一事，《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记为：“永徽初，封薛国公”[4]。志文曰：“服阙，袭封薛国公”，据《旧唐书·阿史那苏尼失传》记载，忠父名苏尼失(阿史那忠墓志记其父名苏)，卒于贞观八年(634)。按唐五服之制，斩衰三年可知，忠之为薛国公是袭爵，而不是封爵，袭爵时间不是在“永徽初”，而是在“服阙”之后，即贞观十一年(637)。
志文记阿史那忠“无徽暴疾”，“以上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薨于洛阳尚善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5]据此，阿史那忠在贞观四年归唐时是20岁，在唐历时45年。故《新唐书·阿史那忠传》记其“宿卫四十八年”[6]之说不确。忠宿卫朝廷多年，“无纤隙”[7]，贞观时期“蒙加宠命”，唐太宗“赐以甲第，赏眄特隆”，高宗李治在位时“恩遇弥重”，忠之忠于唐，更如卒后诏书所言：“匪躬之操，在暮齿而弥隆；奉上之诚，历岁寒而逾劭。”两《唐书》均曰：“时人比之金日磾”[8]，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其父阿史那苏，即两《唐书》所记之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忠又名泥孰，与尼失同音，史书误将阿史那苏与泥孰父子合为一人。《通鉴》卷193记曰：“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置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颉利立之为小可汗。”[9]苏“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10]志文作“左骁卫大将军，宁州都督。怀德元王”。应以志文为是。至于两处所记之“北宁州”与“宁州”，当为一地。西魏废帝三年(554)，改豳州为宁州，治所在定安(今甘肃宁县)，隋、唐沿置。南朝梁有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华宁县，经唐直到元，元至元十三年(1276)才改设宁州，唐当沿置，从地理位置看，既有南宁州位处北方之宁州，又称之为北宁州，当为不错。
关于阿史那忠父子内附一事，志文说：“公诱执颉利可汗而以归国。”《通鉴》卷193载：“(贞观四年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三月“颉利败走，往依之(沙钵罗设)，将奔吐谷浑，大同道引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引兵逼之，使苏执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惧，驰追获之。庚辰，引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道景师，苏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11]《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12]和《唐会要》所记与此略同。显然，颉利投苏之后，唐军随后即到，但双方似乎并未交战，而是在大军压境之际，道宗示以祸福相逼，苏“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即“诱执颉利而以归国”。若双方争战，唐军亲擒颉利，岂能有(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之说。《旧唐书·阿史那忠传》、《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均记为张宝相生擒颉利，当属不确，而墓志所记似未加褒饰。
关于阿史那忠夫人，志文所记比较详细：“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夫人又纪王慎同母妹也。”显然，韦氏是先嫁齐王珉，而生忠夫人，后嫁唐太宗而生纪王李慎与临川公主李孟姜。贞观年间，慎曾“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13]临川公主“工籀隶，能属文”[14]，太宗以王羲之女字孟姜为其字，子荣母贵，因而韦贵妃前夫之女也，“椒庭藉宠，□封定襄县主”，实际上，唐太宗与阿史那忠还应属翁婿之仪，夫人于永徽四年(653)早亡，他们夫妇共同陪葬昭陵是“功臣”与“密戚”相兼，意义更不寻常。
作为一员战将，阿史那忠不仅“遂参禁卫，宿卫皇宫”，而且“东征北伐，西抚南驰，经营四方”，[15]为唐王朝立下了一系列汗马功劳，志文详细记述了他六次出师的情况。
一、慰抚西域
贞观十八年(644)二月，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十一月，“车驾到洛阳宫”，次年二月，帅师浩浩荡荡从洛阳出发，五月渡辽水作战，九月班师，在唐太宗亲征之际，阿史那忠却受命慰抚西域。其志文曰：“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跨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戊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16]
显然，忠此次出师西域，始于贞观十八年二月之后，而结束于贞观十九年五月至九月间，这也是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西州道行军总管平定焉耆的时间，郭孝恪贞观十八年八月出师，九月获胜，十月复命，“执其王突骑支送行在所”。从墓志提供的情况看，正如郭平梁先生在《阿史那忠在西域》一文中所说：“在此后中，唐朝不只是就近调用了安西都护府的兵力，而且还从中央派来了军队，这就是那史那忠的军队，举行叛乱的不只是焉耆统治者，而且还有处月等部的首领。”[17]郭孝恪的军队可能只是专门对付焉耆，执焉耆王龙突骑支后，即刻回朝复命，阿史那忠却不同，他的使命是“慰抚西域”，他不但要稳定因焉耆之乱而引起西域的动荡局势，近到渤泽(今新疆罗布泊)、前庭，远赴葱河(今新疆西南葱岭南北)、罽宾(汉西域国名，在克什米尔一带)，而且要做平定焉耆之乱以后的善后工作。焉耆“摄国事”栗婆准为郭孝恪所立，孝恪班师，又为西突厥所囚，继又复立，后又被杀，当与阿史那忠在西域和班师复命有关。因而忠在西域逗留的时间要长些，不可能同郭孝恪相继复命，而迟至“辽东奉见”，总之，阿史那忠此次出击西域的结果是“诸戎瓦解”，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因而辽东奉见时“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
二、驰驿赴救
志文在叙述了阿史那忠“辽东奉见”之后，紧接着说：“待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是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返。”就是说，贞观十九年(645)九月，唐太宗从高丽班师，“辽东奉见”的阿史那忠陪同回国，在到达山西时，值薛延陀犯塞，前线告急的文书纷至沓来，忠沿驿站星夜奔赴前线，抗击薛延陀，直到战事平息。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从高丽班师的唐太宗途经汾晋时，因患恶疾，曾在并州逗留，结合志文，可以看出，忠“驰驿赴救”，参与反击薛延陀入侵的战争当正在此间。《通鉴》、《唐会要》所记这次战争发生的时间与志文相合。《唐会要》卷九十四载：“(贞观)十九年九月，真珠二子，长曰曳莽，次日拔灼，初分立为小可汗，至是，真珠死，拔灼杀其兄曳莽而自立，是为多弥可汗，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二十年正月，夏州兵击薛延陀，大破之”。[18]
对于这次战争，《旧唐书》也有记载，不过在时间概念上含混不清，甚至错记，《旧唐书·北狄传》载：贞观十九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卒，少子肆叶护拔灼杀兄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乘太宗尚在辽东之时，发兵寇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19]这是说此次薛延陀入寇是在贞观十九年五月至九月间，此系猜度之笔，与史实相抵牾。真珠毗伽可汗于贞观十九年九月(与高丽班师为同月)卒后，其嫡子拔灼在会丧时杀兄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之后，才“引兵寇河南”。
诸史籍在记述这次战争时，均未提及阿史那忠，但按志文，忠不但参与了这次战争，而且当是直接奉太宗命令，从并州出发，奔赴前线的，既是“驰驿赴救”很可能要在沿途驿站交换马匹，足见前方吃紧，忠是火速前往。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薛延陀连战连败，多弥可汗“轻骑遁去”，这当有阿史那忠一份功劳。
三、诏率前军
多弥可汗不仅杀兄自立，而且“驭下少恩，废其父时贵臣，任己亲昵，多所杀戮”，因而“其不下附，国中震恐，皆不自安”，[20]贞观二十年正月战败之后，轻骑遁走，“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而杀之，”[21]后来其余众五万多人窜于西域，拥立真珠毗伽可汗犹子咄摩支为酋师，“归其故地”。咄摩支要求唐朝请居督军山之北。铁勒诸部素畏薛延陀，及咄摩支至，九姓渠帅莫不畏惧，朝议恐咄摩支畏碛北之患，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遣兵部尚书崔敦礼，英国公李勣“进加讨击”。关于这次对薛延陀的战争，诸史籍记载基本一致。即贞观二十年六月出师，是月，咄摩支降服，七月，咄摩支到京师，八月，太宗幸灵州，是月，击败余众，薛延陀遂灭。上述即此次击灭薛延陀的始末。另有出师之前，太宗手诏中的一句话：“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更可证诸史书记载此次战争的时间无误。唯《唐会要》卷九十四记作贞观二十一年，当属误记。
诸史书对这次战争的记载，都没有阿史那忠的名字，但志文却说得明明白白：“蜂蚁复集，风尘大惊，诏率前军，应时摧弥，延陀遂灭，漠北以空。”此可补史书之缺，忠以“率前军”的身份出现，足见其在这次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志文对忠在这次战争中的战绩虽没有明显叙述，但志文记战争之后，“迁右武卫大将军，赐金银器物十事，缯彩五百匹，钱二十万”，这当是建树战功的体现。
阿史那忠在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身负重任，相继参与了三次重大的军事活动，并屡建战功，足见他是唐太宗末年军事活动中相当活跃的年轻将领之一。
四、回师诛剪
《通鉴》卷200显庆五年四月条载，唐“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余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碛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时高宗李治正在洛阳。《新唐书·北狄传》有“窟哥死，(契丹)与奚连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22]的记载。
志文在“永徽中”到“总章元年”中间的一段叙述中，言忠也曾参与了显庆五年唐平息奚与契丹叛乱的战争，“属兴师辽碣，以公为使持节长岭道行军大总管。元戎长驱，天威遐畅，三山因之而波荡，九种以之而震惊，契丹在白狼之东，居黄龙之右，近侵卉服，外结鸟夷，公回师诛翦”。对照史书所记，回师之前，想必也参与了对奚作战，此可补史书之缺。
五、反击吐蕃
关于这次战争，诸史上不曾记载，阿史那忠墓志却记述得比较详细，志文曰：“总章元年，吐蕃入寇，拜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长策远振，群凶鼠迹，武贤不捷，充国徒淹。”
吐蕃在7世纪中叶便进入强盛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对外扩张，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五月，吐蕃攻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若曷钵率部属逃奔凉州，吐谷浑遂亡，唐即刻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命左武侯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以定其乱”，史籍虽不记其屯与安集的结果，但从“禄东赞死(667)而兄弟并当国，自是岁入边，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24]，可以看出，唐在凉州至鄯州的五百八十里屯兵防线，仍不能遏制吐蕃侵边，乾封三年(668)正月“诏缮工太监兼澣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25]当是唐对吐蕃入寇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阿史那忠在总章元年(668)以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出击吐蕃，与刘审礼当是互相配合的两支军队(乾封三年二月即改元总章)，但是这两支军队的出师，成效甚微，史书不记刘审礼出师的结果，对于阿史那忠的出师，志文也只说“武贤不捷，充国徒淹”。这恐怕也是总章二年高宗李治召集大臣讨论对策而“议不决”的原因之一。
六、阿史那忠的第六次重大军事活动是咸亨年间的西域之行
据史籍所记，总章元年以后到上元二年，(阿史那忠卒于上元二年五月)发生在青海至西域一带的大事莫过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26]关于唐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史书只记了青海一带的情况，即咸亨元年四月“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且授送吐谷浑还故地”，七月，仁贵大败于大非川，闰九月，左相姜恪“以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此均属东线情况，而对于西线，即安西四镇一带的情况，史籍却不曾记载。阿史那忠墓志所记忠的最末一次出师西域，当属此次唐在西线作战的情况：“西海诸蕃，经途万里，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途，信义行乎夷狄，乡土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范文后入，情不论功，冯冀却坐，事非饰让，奉跸东京，承颜北阙”[27]。咸亨、上元、仪凤年间，高宗李治曾两幸东都，咸亨二年正月至三年十月，上元元年十一月至仪凤元年闰三月。但“奉跸东京”是在咸亨二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因为参与吐蕃西线侵逼的弓月部首领在咸亨四年十二月“来朝”，这当是阿史那忠此次出师西域“威信并行”，“频加劳问”的结果。
阿史那忠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深怀韬略的将军。他在促成唐代初年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团结这一壮阔的事业中，鞠躬尽瘁，功业卓著，是我国唐代少数民族将领中的佼佼者。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2期。
[2][4][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附叔祖苏尼失及子忠传》，中华书局，1975，页3290；《新唐书》卷110《阿史那忠传》，中华书局，1975，页4116。
[3][5][15][16][27]《阿史那忠墓志铭》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页187～189。
[6][7](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10《阿史那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4116。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条。
[10](后晋)刘昫《旧唐书·阿史那苏尼失传附忠传》卷109，中华书局，1975年，页3290。
[11](宋)司马光《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二月条。
[12](后晋)刘昫《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卷60，中华书局，1975年，页2354。
[13](后晋)刘昫《旧唐书·纪王慎传》卷76，中华书局，1975年，页2664。
[14](宋)欧阳修《新唐书·临川公主传》卷83，中华书局，1975年，页3646。
[17]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18](宋)王溥《唐会要》卷94。
[19](后晋)刘昫《旧唐书·北狄传》卷199下，中华书局，1975年，页5346～5347。
[20][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六月条。
[22](宋)欧阳修《新唐书·北狄传》卷219，中华书局，1975年，页6168。
[23](宋)欧阳修《新唐书·高宗本纪》卷3，中华书局，1975年，页61。
[24](宋)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卷216。上，中华书局，1975年，页6075。
[25](后晋)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五》卷5，中华书局，1975年，页91。
[26](后晋)刘昫《旧唐书·高宗本纪》卷5，中华书局，1975年，页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