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可能“罪于天”的感叹。对于所谓“绝地脉”，司马迁发表的否定性意见，体现了他清醒的历史认识。
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同时，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辛苦行旅，其文化意义是复杂的，其文化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