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张武威苏阳帆刘辉朱正勇
尼克松要来上海。“11岁的沈丁立在上海上小学，老师在课堂上叮嘱道：“遇到来自美国的人，要不卑不亢，礼貌待人。”今年，38岁的傅敏章抱着第二个孩子于1958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她成绩优异，在学校的生物化学专业任教。美国人阿米里肯麦基还出生。当时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1972年发生的事将如何改变他们未来的人生。
1972年2月21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旗首次在北京上空飘扬，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下了舷梯的尼克松在离地面还有三到四个台阶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伸出手说：“我们的手触碰的时候，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总理和尼克松一起乘坐红旗轿车去钓鱼台国宾馆时，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越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和我握手。(伯纳德肖。)。" "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在机场与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握手。
6天后，尼克松从杭州抵达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美这两个大国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相互敌对和隔绝几十年后开始了关系正常化进程。随着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中美两国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中美上海公报
美国形象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至于美国，小时候的沈丁立和比他大的傅敏章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打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支持纸老虎”、“支持马丁路德金”、“支持马丁路德金.”听到了更多的表达。沈丁立是同龄孩子中很清楚尼克松是谁的少数孩子。他的父亲是公安局干部，每天带着新华社篇《参考消息》回来，因此对国际政治的认识逐渐加深，特别期待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
见到尼克松同行的记者团也很好。但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之前，沈丁立没有机会见到美国人。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沈丁立的记忆中，对美国的正面教育在尼克松访华后大幅增加。中美关系的缓和首先表现在娱乐方面。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一部名为《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洲四国》的纪录片进入公众视野。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作为1972年4月访问美国的第一个非正式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前一年进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访问的内容。这部纪录片让沈静立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真实形象。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中国乒乓球队到达底特律后，中美选手在福特汽车厂进行的乒乓球表演比赛。整个比赛过程中有一种默契的乐趣，球台两边的中美选手都开心地笑了。这一幕改变了沈丁立以前对美国的比较消极的看法，开始认为美国人看起来不坏。至少在纪录片中，美国人对中国选手非常友好。 (温斯顿(温斯顿))。
1971年4月13日，中国全国体育总会举行欢迎仪式，欢迎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好合作。
尼克松访问上海后，上海还有一个教英语的广播节目。成套的教材在新华书店销售，沈静立赶着去买，每当节目即将播出的时候，都会搬小板凳，在播出前。现在年满61岁的沈丁立回忆起第一次学英语的事情，对彭派新闻(www)说：“当你能学这个的时候，其实政府在说学英语是有用的。”
1975年，沈静立上了中学。组织同学在上海青年宫工作后，作为青年宫的回报，他收到了——张图书卡。他用这张卡借了《当代美国政治制度》，书后附有英译中版《美国宪法》。
同时，美国方面对缓和中美关系的反应更快。尼克松访华前，美国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争先恐后地出现“中国热”。从1971年5月到1972年2月初的9个月里，上海先后接待了100多名美国科学家、医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新闻记者和一些友好人士。尼克松访华后，从1972年年中到1973年年中，访问上海的美国人已经接近一千人，比前一年增加了五倍。
对当时20岁的美国少女琼考夫曼来说，尼克松访华一下子照亮了以后的生活该做什么。她大学时期对中国和中国研究感兴趣，但父亲有点担心她学的专业不好找工作。“亲爱的。
的，你学的科目很有趣，但你打算毕业之后找什么工作呢？”尼克松访华让考夫曼觉得，自己的专业被证明不仅是个人兴趣，而且具有职业潜力。只是，考夫曼的中国之旅还要再等上几年。“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仍然经历了将近7年的漫长谈判才在1979年正式建交，这一年，沈丁立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理论物理专业。1979年后短短几年内，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更大的变化到来了。
“中国一直在变化”
“他（邓小平）知道……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的一步。” 已故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在他的名著《邓小平传》中这样写道。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中美建交最期待的领域是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ess）率领第一个科学代表团访华，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国外的最高规格科学代表团。邓小平向普赖斯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更大的目标是美国在未来几年接受数万名留学生。普赖斯大感意外，急不可待地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打电话把卡特吵醒，请他同意马上答应邓的请求。卡特给了普赖斯肯定的答复。
不过，中国第一批大约50名留学生，还是在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不久后才飞往美国的。随着中美建交飞往美国的，还有邓小平。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工厂、交通、通讯，以及住在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访美使很多中国人有机会直观地看到美国，邓小平也鼓励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兴趣，希望这有助于中国观众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变革。
邓小平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会谈后，双方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在此后5年的中美交流中大约有19000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傅敏庄在教研室的闺蜜袁老师就是其中一个，她于1980年启程赴美，到休斯敦得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MDA）访学。MDA是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也是全球最出名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
1980年，28岁的考夫曼第一次来到中国，此时她已拿到了汉学的本科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汉学以及健康和医学科学的硕士学位。她已出版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人口计划，因此被招募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事处的项目官员。“当时的我空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本知识。”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她这样对澎湃新闻说道。
1982年左右，考夫曼（右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事在北京机场的人口普查海报前合影。
和两年后作为波士顿市长特别秘书到访中国的乔-黛尔·盖斯一样，考夫曼眼中的中国人，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形象差不多，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穿着蓝色、灰色的中山装，或是绿色的军装。1982年，乔-黛尔等十来人组成的中美交流美方代表团接受了中国邀请，从波士顿启程前往北京。
1982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8，人均GDP更是远远靠后，排名世界第127。考夫曼工作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在北京三环路附近，考夫曼觉得那里的路就像是走驴车的。而1980年代初，北京的人们会聚在二环路的路灯下打麻将，“你开车时得小心避开他们。”乔-黛尔在北京的宾馆入住后，望向窗外的风景，目光所及之处多是田野和农田。城里的汽车也很少，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
但考夫曼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在1980~1984年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的这四年，考夫曼感到“中国一直在变化”，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衣着。考夫曼清楚地记得当春天到来时，越来越多的女性穿上了短裙，男性开始偶尔穿西装打领带，或者穿休闲服。中国人衣服的颜色渐渐远离了传统、标准的蓝、绿色。与外界交往的诸多限制也逐渐宽松，她也能和中国朋友们在公园里野餐了。
考夫曼（前排左三）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官员期间的一次实地考察。
乔-黛尔在北京结识了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和韩叙及其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彼此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在乔-黛尔心目中，韩叙是当时少数几个理解中国对于美国重要性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最终目标——改善和加强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中美国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考夫曼在北京的四年里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的中国同事也建立了“非常好的、美妙、友好、温暖的关系”。
异乡的挑战
1984年，考夫曼结束了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回到美国继续攻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这一年，沈丁立参加了一场知识竞赛，为5年后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打下了基础。
当时沈丁立已完成了本科学业，继续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1984年上海电视台举办国际知识大奖赛，沪、浙、苏、皖参赛者超过万人。除了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和学生都有参赛。沈丁立一路杀入决赛，最终拿下了个人赛二等奖，这是复旦大学所有参赛个人中获得的最高奖项。而复旦也获得了团体赛的第一名。
多轮比赛全程录像转播，于是上海和复旦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在国际关系领域也颇有些造诣的物理学硕士生。五年后，这也成了复旦大学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军控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委员会”（CIRSPRC）每年会来华选几个已经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去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CIRSPRC提供第一年的留学费用，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导师是否愿意提供奖学金。1989年CIRSPRC想要选一位已经在中国取得理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去美国做国际关系博士后，“以从事国际安全与军事科学的研究”。当时沈丁立已经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再加上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知名度”，几乎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向CIRSPRC推荐沈丁立的，是他的导师、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
差不多同时，傅敏庄也在紧张地准备着赴美访学的事宜。1989年，她的闺蜜袁老师在美国工作学习几年后，开始帮傅敏庄联系去安德森癌症中心（MDA）访学。在决定去美国之前半年，傅敏庄就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突击学习英语上。白天她在教研室教书，晚上加班学英语。1989年，傅敏庄终于获得了公派去美国的机会。丈夫细致地为她置办了几身新衣服。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几年，老一辈的观念还是很保守，不希望出去给祖国丢人。”傅敏庄的二儿子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
在出发去美国的前一天，沈丁立在复旦大学物理楼下与谢希德见面，向老校长汇报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美国了。谢希德嘱咐即将负笈美国的沈丁立道：“沈丁立，很多人都承诺学成后一定回国，结果没有做到。不过，我信任你。”面对谢希德的嘱托，沈丁立重重地点头，“我肯定回来，明年此时此刻，我在这里向您报到！”
1989年9月9日，沈丁立登上了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
飞机降落时，沈丁立在空中俯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曼哈顿。已是夜幕低垂，曼哈顿双向十多条车道，车流滚滚，浩浩荡荡，车道上汽车黄色前灯和红色尾灯如同一条条“灯河”，勾勒出城区的形状，这一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沈丁立的脑海里。虽然前一年沈丁立在意大利访学时已亲眼见过现实中的高速公路，但初到美国，目睹连接纽约和新泽西的林肯隧道出口双向二十车道的高速公路，依然震撼。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后，沈丁立马上迎来了他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挑战。他抵达的前三天他的美国导师在莫斯科出差，他被安排到普林斯顿的学校宾馆，一天房费90美元。沈丁立出发前用自费公派留学的证明换来的300美元很快就用完了，三天后，他或将陷入流落街头的窘境。于是他就想办法到报亭里去找转租广告，搜了一大堆，抱着就回宾馆打电话。第一次碰上留言电话，组织了半天语言后，他不无紧张地道：“嗨！我是丁立，我在xx地方，我急着租一个房间，你回来以后请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巧的是对方打回来时他又不在，只得再根据对方的留言打过去。
一番折腾下，沈丁立就这样找到了他的房东，一个来自武汉的中国男生。他们住的地方叫巴特勒公寓（Butler Apartment），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来普林斯顿读书的海军转业人员而建的。这是1940年代后期的事，到了沈丁立去普林斯顿大学时，这里已经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沈丁立住的是二室一厅里的小房间，房东的家人去外州读书，一时不回来，就把房间出租了。这里的房租低廉，解了沈丁立的燃眉之急，因此他对房东心存感谢。
房东人缘很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三天两头在他家聚会。房东的朋友们看到沈丁立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久而久之也都成了沈丁立的好朋友。
在生活逐渐规律的同时，沈丁立的科研也很快步上了正轨。他一般上午9点出门，凌晨才回家，每天都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近17个小时。在这样高强度研究下，他在抵美当年的11月就完成了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国核力量与政策的。他将这份报告寄给了谢希德，并在她在美国研访的复旦同事那里得到了谢希德的肯定。
1990年谢希德在普林斯顿访学时与沈丁立在校园里的合影
傅敏庄到美国后，也埋头在MDA的实验室学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美国在医学技术上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那时在美国学习一年，相当于在国内学习好几年，“我们国家开始大量需要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人才，母亲在美国主要是学习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理论知识，包括操作。尽管她当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因为老一辈人还是有学习的愿望，所以坚持了下来。”
在美国如饥似渴学习知识的同时，傅敏庄还牵挂着远方的家人。那时每月生活费只有大概400美元，傅敏庄要用来租房、支付日常开销，还要省吃俭用，买美国的免税品带回中国。到傅敏庄结束在美国的一年半访学回国时，她带着先锋音响、尼康照相机、松下录像机回到家。“这些东西在80年代都是很高级的，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当时国内卖得很贵，除电视机外，国产的还没有。”傅敏庄的大儿子罗建新说。
有人回来，有人再出发
和傅敏庄一样，沈丁立在美国也有牵挂着的人。1990年2月，谢希德访问普林斯顿，给沈丁立带来了一封信，是当时他在国内的女友写给他的。女友比沈丁立更早确定了出国的意愿，但由于时代原因，女友的出国之路比沈丁立艰难得多。女友在信中感谢了沈丁立帮助她出国，并表达了她要出国的坚定愿望。而他们曾约定，谈恋爱谈到女友出国那天，因为沈丁立一定会坚持在中国发展。
1990年初夏，女友来到美国。沈丁立坐了十多小时的“灰狗”长途班车前去看望（编注：Greyhound Lines，又名“灰狗长途巴士”，是美国跨城市的长途商营巴士，客运服务遍及美国全境、加拿大和墨西哥），但昔日熟识已成往事。普林斯顿大学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索科洛夫知道此事后，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宽慰沈丁立“爱过总比没有爱过要好”。
科研生活纷繁忙碌，很快又过了半年，沈丁立把所有时间与精力用在科研上，在回国前又完成了两份研究报告，分别关于反潜战与中国海基威慑以及南亚核扩散。
沈丁立收到的美国邀请是两年，但限于当时条件复旦只批准了他访美一年。由于他留学期间的优秀表现，复旦后来仍同意他访学两年。1991年9月9日，整整两年后，沈丁立飞离美国。第二天，当上海潮湿闷热的空气随着一次深呼吸又充满他的肺部时，他知道他回到了家。次日他再次出现在复旦物理楼，向老校长谢希德报道：我回来了。
沈丁立回国两年后，同样学医的罗建新在母亲的联系下，于1993年3月也来到了MDA的同一实验室访学。促使罗建新出国的，不仅是母亲从美国带回来的良好体验，还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当时想，出国可以增长知识，而且学了东西可以回国，对国内的发展，不管是教学、科研、医疗都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大环境下的趋势，所以自己就也加入了出国的大军。”罗建新告诉澎湃新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留学潮。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公派访问学者为主的留学潮相比，第二波留学潮涌现了大量自费留学生，成为了近30年留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进步。
考夫曼自1980年初到中国后，她的整个职业重心就都在中国了。“我每年要往返中国五六次，如果我没有在北京，那我就是在往返北京的路上。”她对澎湃新闻说，“中国承办亚运会前后，我发现北京修了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北京的基础设施的变化令人震惊。”
但罗建新坦言，在他留学美国的时代，中美在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所从事的医学和生命科学也是如此，“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就是吃苦耐劳。中国不管是公派或是自费到美国去留学、学习的人，都是抱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虽然水平和能力有些差距，但是可以认真干，这一点可能是大多数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很缺乏的。”
罗建新所在的实验室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其中近一半都来自中国。一般人在实验室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罗建新下班后还接着干。英语不好，读文献困难，他就用字典一个个词查，就这样慢慢追平和别人的差距，适应了那里的环境。
到美国半年多后，罗建新遭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MDA所在的得克萨斯州是布什家族的大本营。曾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的女儿从小患有白血病。当时罗建新所在的实验室主任曾参与老布什女儿的诊断和治疗。1993年10月，老布什前往MDA参观访问，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罗建新“连大一点的领导都没见过，更不用说美国总统”。当时全实验室的人和老布什合影留念之后，罗建新趁着休息间歇主动上前跟老布什搭话，“总统先生，我能不能单独跟你合个影？”老布什爽快地答应了。
罗建新与老布什的合影
“我当时踮了脚，他大概1米9，我1米7，我如果不踮脚的话，大概只能在他的肩膀位置。”就这样，罗建新和老布什留下了一张单独合照。这张照片被仔细地用相框裱起来，至今仍挂在他家墙上。
1995年2月罗建新回国时，他的儿子罗靖旻已经四岁了。25年后，心内科博士二年级的罗靖旻也踏上了和奶奶、爸爸一样的美国求学之路。而这25年间，中国和世界又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找到了幸福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架机撞向了美国纽约的双子大楼，举世震惊。美国随即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在尼克松访华那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阿美利肯·麦基（American McGee）不愿意自己的纳税钱成为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的炸弹，于是在2004年卖掉他在美国的全部身家，只身一人来到中国。
来中国之前，阿美利肯已是一名小有建树的游戏设计师。2004年，他接连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邀请，最终他选择去香港。之所以选择香港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是因为他的母亲一直对中国艺术和中式家具设计情有独钟，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中式艺术品和家具，甚至还收藏着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母亲对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强烈兴趣感染了阿美利肯，让他也对亚洲文化有所憧憬。同时，亚洲更专注于家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吸引着他。
2005年，他之前在洛杉矶认识的朋友极力邀请他前往上海。朋友告诉他，中国内地处处是商机，人们个个都干劲十足。于是在这一年春节期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
阿美利肯早就意识到在香港创业不现实，香港物价很高，处于全面发展阶段完成的状态。仅仅是生活成本就已相当昂贵，又谈何创业？在朋友的鼓动下，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游戏工作室的想法渐渐有了雏形。2007年，阿美利肯与朋友在上海成立了他们的游戏工作室——“Spicy Horse”（麻辣马）。
那时，和他一样看到上海无限潜力，来此创业投资的外国人很多，阿美利肯将此称为第一波外国人留中潮。
在与朋友合租了一段时间后，阿美利肯搬去了中山公园附近。那时候的地铁四号线只通到中山公园，龙之梦商圈也还在建造中，在他的印象中，中山公园好像就是城市的边缘，再往外走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可以感受到，2006年的上海仍在努力追赶和香港的距离。
除了自学中文外，阿美利肯会在外出购买生活用品时把要用的单词写在本子上，然后给卖东西的阿姨叔叔看，那些阿姨叔叔都极乐意帮助外国人学中文。就这样，在上海住了一年后，他已经能用中文完成一些基本的沟通了。
2011年，由麻辣马工作室开发的游戏《爱丽丝：疯狂回归》正式发售，获得大量玩家好评，对阿美利肯来说，这是他在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这一年，他与此前曾短暂约会过一段时间的女孩重逢——一个从事时尚设计师工作的江苏女孩——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6年，由于手游行业竞争激烈，麻辣马工作室失去了市场竞争力，宣布解散。事业受挫，但阿美利肯收获了爱情，他和现在的妻子订婚，并创建了夫妻品牌“mysterious”（神秘）。
阿美利肯在泰国有一艘帆船，在求婚前，他在帆船上住了一个多月，航行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重新思考他是否要在中国久居，他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在这段航行之旅的最后，他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空旷，他知道，他想要回到中国、回到爱人身边。他决定向当时还是女友的妻子求婚，和她组建家庭，长居中国。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住在中国更让他有幸福感的地方了。
想成为最会玩也最会学的人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力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至今仍稳稳地保持了这一地位。
中国的巨大发展吸引了无数阿美利肯这样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多关注中美两国的人颇有沧海桑田之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沈丁立在巴特勒公寓结识的好友们来上海参观世博会，沈丁立带他们共游世博园，一起回忆二十年前的难忘岁月。时隔二十年，曼哈顿独有的令人眩晕的“罗曼蒂克式”光环已逐渐褪去，而上海却是日新月异、改头换貌。曾经让留美中国学生憧憬的先进科技和摩登市貌都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在上海成为了现实。
乔-黛尔结束1982年的中国之行回到美国后，和丈夫一直致力于中美交流方面的工作。2014年，她和丈夫再次来到中国度过了长达五周的假期，还在北京庆祝了他们的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在这次旅途中，乔-黛尔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比起30多年前窗外贫瘠的景象，现在的中国已满是高楼大厦。
在这一背景下，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有着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的体验。
2012年暑假的一次美国之旅成为刘珈岑将近10年留学生活的开端。家里人原先只说想带她去美国玩一玩。在芝加哥落地后，一家人驱车前往印第安纳州。安顿下来后，父母突然问刘珈岑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美国的初中生活，并称他们可以给她办理手续，让她去感受一下美国的学习氛围。父母承诺，如果实在不喜欢可以回国继续念书。
刘珈岑在沈阳一路念的都是私立国际学校，对这种事情接受度也比较高，便决定尝试一下，最不济就是尝试失败，回国接着念初中。
于是刘珈岑便抱着去体验的心态开始了她的留美之旅。她的父亲在美国经商，在她留美之初父母也在美国陪她。相比于前辈，刘珈岑留学生涯的开端可以说相当顺遂了。
刘珈岑去报到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不久就赶上一些考试。她在国内上的国际小学和初中都是全英语环境，而美国七年级的数学才学到分数的加减乘除和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刘珈岑考得非常好。学校认为她的水平已经远超她现在上的课程水平，就给她安排了各个学科的能力测试，以确定适合她的课程难度。
课表全部更新过后，她的英语课被安排到了本地学生水平，数学也提到了当地高中数学的难度。此时刘珈岑才真正感觉到美国和中国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中国大家课程是统一的，学得好学得不好，大家还是要上一样的课，个人无法选择。但是在美国，个人可以尽可能发展，并鼓励学生在其强项上不断加强，甚至允许初中生去上高中课程。
她渐渐体会到了这种模式的好处，因为她很偏科，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模式反而更适合她，于是刘珈岑决定留在美国念书。家人早已有了准备，绿卡已经申请下来，学区内的房子也安置好了。
生活无忧，语言和学习也没什么障碍，与前辈留学生相比，刘珈岑这一代人少了很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但也碰到了别的问题。虽然她英语很好，但周围的同学们都是从小就彼此认识的，从一个小学读到同一个初中再到同一个高中，可能已经认识十几年。刘珈岑第一天去学校食堂时，相熟的同学们坐一张桌子，她甚至都不知道该坐哪里，还是当时带她进学校的老师把她安排到了一个餐桌。
她逐渐觉得跟同学之间相处也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固定的班级，大家一节课下课之后就直接赶到另外一个教室上课，放学后也是各自回家，刘珈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动处于一种孤独状态。在初中阶段，刘珈岑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到高中学校里中国人多了些，大概有四五个，当时刘珈岑才真正体会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话是多么写实。
家人拒绝把她送往纽约、洛杉矶之类的大城市，怕她和中国人抱团，于是才选了这个纯白人社区的学校。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她并不是特别适应欧美文化，对美国孩子喜欢的电影和音乐也不是很感兴趣，但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她只能被迫去接受、适应这些文化。
刘珈岑的父母希望她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有所突破，不要产生依赖性，为了锻炼她的英语水平，就让她自己去办银行卡，家里的车坏了，也会要求她去跟店员说明情况并寻求帮助。刘珈岑只能一边和店员沟通，一边去查换机油、钉子的英文是什么，轮胎漏气了该怎么说，就这样一点点，磕磕绊绊地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
被迫去干这些事有时让刘珈岑处于很被动、很窘迫的状态，当然，她知道父母是希望通过类似的锻炼加速她的成长，但她还是觉得这样的敦促对她而言是一种挺大的伤害。
2018年，刘珈岑进入了普渡大学，她在大学修了工业管理、数学、统计三个专业，辅修计算机科学，并拿到了一个数据学的证书。刘珈岑争取用最高效的方式安排时间，她会把一周的时间提前安排妥当，每天学习时间普遍超过10个小时。
她认为自己说不上喜欢学习，只能说非常擅长学习。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一个比较会规划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她基本上已把大学四年要上什么课都安排得差不多了，不然三个专业的学习任务根本不可能光靠一时兴起就能在4年之内上完。
除了延续中国留学生的勤奋传统外，刘珈岑也一直想成为学习圈里最会玩、玩乐圈里最会学习的那个。她在闲暇时也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参加派对、演唱会，抓紧一切可利用的假期旅行。而她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
“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关上”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刘珈岑家里的长辈也无法如以往那样经常往返美国了，她和母亲也已有两年未见面了。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差点让罗靖旻没赶上去美国的飞机。
2020年1月，罗靖旻所在的课题组与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有合作项目，罗靖旻的课题也属于项目一部分，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他前往美国继续这项课题研究。他是罗家继他的祖母傅敏庄、父亲罗建新之后，第三代赴美求学的人。
现在已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的罗凡砚告诉澎湃新闻，到了自己侄儿罗靖旻这一代，已经与母亲和哥哥那时大不相同。现在学校基本上一半博士生会选择去美国做课题或者学习，出国不再像以前那么难，出国的选择也多种多样。
此外，中国的医学水平也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大大提高了。“现在我们研究技术过关了，就直接学美国的临床这些更先进的科研技术了。”罗凡砚坦言，中国在医学技术方面跟美国的差距已经很小，但在成果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国外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你不去学习也不见一眼的话，感受不到。我们其实现在新技术都是通过全国各地大医院的医生们出去之后回来推广。”
罗靖旻在美国待了一年半，因为新冠疫情，他的行动也大部分受限，实验室、宿舍、超市三点一线。除此之外，他在美国最大的感受还是想念祖国。面对中美目前在医疗方面的差距，他也显得比叔叔更自信。
“我在美国做了一个小手术，等了两三个月，这要是在我们医院（湘雅医院），当天就能做了。”罗靖旻对澎湃新闻表示， 他因此意识到中国的医疗方便程度绝对是世界顶尖，虽然实验仪器设备还要努努力，但“技术和先进的理念可以学回来，仪器设备也终究会有的”。
2021年8月，罗靖旻选择回到中国，现在他是总住院医师（居主治医师之下，属于初级职称）。今年暑假刘珈岑也要毕业了，接下来打算继续读研，但不想再待在美国了，到今年8月，她已经在印第安纳州生活快10年了。
考夫曼目前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计划学术项目高级主任，这个项目以罗德奖学金为蓝本，是清华大学专门为未来世界领导者持续提升领导力开设的全球事务硕士项目。同时，她也在哈佛医学院全球卫生与社会医学系任教。
考夫曼近照
沈丁立虽在地理上离开了美国，但如今身为复旦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的美国研究学者，针对美国的研究和一篇篇国际形势锐评仍维系着他与美国的联系。
2019年，阿美利肯的儿子在上海降生。他和妻子讨论过，他们都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入中国国籍，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在他看来，妻子接受的是中国本土教育，如今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时尚设计师。由于丈母娘也与他们同住，阿美利肯家里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如今儿子两岁，中文听说已不成问题，有时还会纠正阿美利肯的中文错误。阿美利肯决定未来让儿子接受中国本土教育。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阿美利肯已经把自己看作美国到中国的移民，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
“上海公报”发表5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9000多万美元攀升至7500多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疫情前超过500万人次；有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还有3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留学。50年前的“破冰接触”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美两国无数人的命运。
“我经历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看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公民’。我经历了中美交往的历史，这段历史里有一些深刻性的启示需要我们铭记。”考夫曼对澎湃新闻说，“但最近一个时期的氛围让我非常不安。像我这样的人很清楚，美国需要在学术上、战略上、政治上与中国合作，不仅是美国，全球都需要这样做，为了解决疫情，还有全世界面临的一些更大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但我们现在正在被裹挟进了地缘政治之中，这种不信任和缺乏接触对世界不利，这令我感到难过。”
2022年2月28日，王毅国务委员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2022年2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建交以来少有的严峻挑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世界重陷分裂的严重担忧。中美双方再次需要做出历史性的抉择：是继续和平共处，还是走向冲突对抗？是坚持开放合作，还是回到隔绝对立？正确的答案，其实就蕴含在“上海公报”当中。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再关上。世界既然走出了冷战，就不应再降下铁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当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更多智慧，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努力找到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努力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美两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王毅说道。
考夫曼最后对澎湃新闻说：“我个人40多年参与的工作和事业告诉我，重要的是社会正义问题和全球健康，这些工作纯粹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类工作不应该被地缘政治打断，我希望中美之间能有更多的接触。我们都是地球公民。”
（实习生卢之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怡清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