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以政府劳务输出的名义，带着20岁左右的年轻人去沿海。
按照合同内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厂方做好人心安抚，做好文化交流。那时候，我正20多岁的年纪，虽然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却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厂长们对我非常尊重，专门安排了一个女孩小徐为我收拾房间，端茶倒水。对我的称呼也很奇特，20多岁的年纪，领导们居然无一例外称我“老刘”。很长一段时间，外省的一个和我同岁的女孩撵着喊我“干妈”。一次我俩从厂子门口经过，门卫老头笑眯眯的说我俩像“娘俩”。有一度我很崩溃，以为自己很老。
不多久和小徐就很熟了。一次，她非常神秘地带来了几个果子，说是她男朋友送的。就洗干净了让我一起吃。我没见过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小徐就做了示范，咔嚓一口，带皮吃了。我也如法炮制。觉得甜梭梭的，但涩又占了上风，特别不能入口。我没敢说出感受，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我也装着很享受的样子，和她一起吃完了余下的几个。我问小徐这是什么，她告诉我是无花果。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认识了无花果。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车间主任请我去她家做客。吃饭之前，她嘱她老公去院子里摘无花果招待我，说这是招待贵宾才有的。她老公摘了一小筐，洗净了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有点头皮发麻。心说，坚决不吃。车间主任就一个劲儿地劝我吃。我仔细想了想，我没有得罪过她啊，为什么整这难吃的东西给我吃？但拗不过盛情，心想反正不会死，拿一个就咔嚓一口。车间主任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彼时我似乎看见她嘴角一动，想笑又没笑出来的样子。然后她说，老刘，这是要剥了皮吃的。
时隔多年，想起来此事，我还觉得羞愧难当。我想起了80年代郑渊洁和台湾某报的主编蔡先生一起在北京某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的情形，因为没见过，就随在人家身后“随意”，最后坐在蔡先生对面，把本来应该浇上牛奶或果汁的一大盘麦片干吃了。非常难以下咽，还以为是美国吃法呢。蔡先生非常淡定的看着他吃完了麦片，出于尊重吧，硬是没说出来。但因此觉得大陆的作家都很穷，据郑渊洁事后回忆，在之后有关大陆作家的版税问题的谈判上，至少压低了1%的版税。以后的数年里，郑渊洁再和他们一起吃自助餐的时候，就把大碗的牛奶倒在麦片上，他说因此屡次谈判屡次胜利，大陆作家的版税不但不低，还高于台湾作家的版税。
郑渊洁扬眉吐气了。我却一度更加沮丧。觉得自己的孤陋寡闻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还对不起河南的父老乡亲。但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同样使我挽回了面子，也证明了自己的沿海之行无卑无亢，是个河南人应有的样子。
那时候，沿海的风湿漉漉的，经常十天半个月不见一丝阳光。工人们上班以后，我常常一个人漫步在海边，看那天连水尾水连天，碧波万顷，海水闪着金辉的样子，觉得生活如此多娇。有时候又会看见大海另一副脸孔，咆哮，不可一世，如许多海鲸在里面翻滚，又顿觉大自然的雄浑而苍茫。在碧空如洗的日子，海边看日出，看日落，都是极美的景致，心里的震撼无以言表。退潮的时候，我会下到礁石上看村民挖海蛎子，我也会学他们的样子，在石缝里用毛衣针扒拉螃蟹。然后把扒拉出来的螃蟹放到岸上，看着它们横着飞快的走，多次忍俊不禁，也明白了横行霸道原来是这样的。
日子久了，工人们熟悉了环境，适应了辛苦的劳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车间把捞上来的鱼的鱼头切掉，然后包装出口，按斤计工资）干得又快又好，厂长们，车间主任们对我非常客气，经常往办公室端来成筐的煮熟的大虾，对虾，还有刚从海里捞出来的鱿鱼，没有任何添加，白水一煮，鲜嫩可口。就边吃边聊天。聊天过程中，他们有时候对河南又充满了不知是神秘还是嘲讽，问我，河南人是不是家家都生一大堆孩子？是不是电话都挂在大队部窗台上？是不是牛都养在屋里，和人住在一起？是不是芝麻杆能榨油？是不是粮食亩产过万斤？我说，我们小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一群孩子。电话真的是挂在大队部窗台上。包产到户以后，好多家里都养了牛，牛很金贵，和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很正常。既怕牛晒着了，又怕牛冻着了，还方便半夜起来给牛添草添料。大跃进的时候，粮食亩产过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有，搬着梯子掰玉米，芝麻杆榨出油，放了一个又一个卫星。当然还有文化方面，“一晚上写出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他们听得大笑。觉得像天方夜谭。
彼时，我去了他们那里的农村，村村都通柏油路水泥路，平时村里很少看见人，年轻人还有好多上了点岁数的人，都出去务工。村里支书的家富丽堂皇，让我大开了眼界。尤其是还有红房子。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到处还是泥泞的土路，经济落后，理念落后，各方面和沿海至少有30年的距离。在我眼里，红房子就是红色的房子。他们告诉我，那是接待外国船员的地方，本地有钱人有不少每周也都去消费一两次。我不明白。就说去哪里消费不都一个样？一个厂长就大声的用很直白的话告诉我，就是去找小姐！并直言不讳说他一个月两万块钱，有一万就得花在那里面。我看了看那个衣冠楚楚的人，怎么也与和小姐们打情骂俏联系不起来。但是看他一本正经说着的样子，又不得不相信，我就问他，每周都去，不怕染病吗？他说，染病怕什么？就是死了又怕什么？声如洪钟，好久都在我的头顶盘旋。
不久，我们还真遇到了一艘靠岸的大船，我带着三岁的儿子还有我的婆婆上船看热闹。婆婆没有出过远门，第一次被我带到沿海，看什么都新奇。我儿子也和船员握手，兴奋的忘乎所以。我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沟通，他们以为他乡遇故知了呢，呼啦一下子围过来了，叽哩哇啦的和我搭讪。最后我只好告诉他们，我只会一点点英语，真的非常抱歉。他们摊开了双手，脸上写满了失望。当天晚上，红房子里传来噩耗，一个小姐被折磨致死。在海上漂流了几十天，估计那些人看见一只母蚂蚁都得兴奋半天吧。不知道那件事是怎么处理的，反正我婆婆吓的不轻，说，呦！怎么还有这事呢！我就领着她和儿子爬了一次低山，去山下村民家里吃了一次饭，这事就按下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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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就不断的有工人向我反映，说一个车间主任老是骂人，尤其是骂女孩子的话，简直不忍卒闻。后来我就多了个心眼，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也换上工作服，换上水鞋，去车间转悠，然后我就远远的听见了车间主任的咆哮，夹杂很难听的骂人的话。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事说与厂长听，并说了我的观点，这就是歧视。这就是不尊重。厂长说，老刘啊，这就是文化差异啊！
我心里就愤愤不平。难道你们的文化就是骂人？或者就是在骂人中，你们的经济才得以发展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建设，你们出钱，我们出力，双方人格上是平等的，凭什么要挨你们的骂？
过了几天，我和厂长正站在车间门口说话，那车间主任穿着沉重的水鞋过来了。看我穿着短裙子，就说，刘主任，你的腿好直啊！我心说，厂长们还没有人敢开这种玩笑呢，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笑眯眯的反手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告诉他，切磋切磋？厂长也笑，说，老刘，还会这呢？我就一副谦虚的样子，说，我们老家人人都学，我也就学了几下子。然后，车间主任就悻悻地离开了。
过了大概一个月，我觉得这车间主任脸上的红印子还在呢，他就忘记了疼痛，我在车间里就看见他撵着一个女孩子骂。出口的话特别难听。我心里的愤怒就如按不住的喷泉突突地往外冒。一个管理者居然不知道善待远离他乡的人，这些人天天在车间里与水打交道，和鱼打交道，粉嫩的手裂了一道道口子，每到冬夜来临，别的人都在被窝里享受被温暖包围着的惬意，他们却在车间里苦苦的与寒冷和劳累作斗争。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个救世主般的存在。动辄狮吼，张口即骂。我觉得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恶行。就飞起一脚踹向他的前胸，车间的地板上本来都是水，他又猝不及防，扑通仰面倒下，他身后是五六个生龙活虎的男孩子。我喊了一声：打！现在想来，当时我出口的声音带着滋滋的回声就在车间的顶棚回响，久久不去，还类似电影里“同志们，冲啊！——”的声音，高亢，有力，特别具有号召力。那些男孩子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听了我的话，就一哄而上，抓住他又是一顿胖揍。然后这事就闹到厂长办公室了。厂长说，老刘啊，这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就是文化上有点差异！
最后这场战争以不了了之。挨打的那位吃了亏，但又理亏，从此不敢骂人。
一晃将近30年就过去了。沿海的风渐行渐远，早已听不到风声，但我的足迹清晰的印在了沿海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脚印被无限放大，我看见每一个脚印里都写着“努力和武力”“尊重和尊严”十个大字。
作者自述
刘蔚青，女。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本科毕业。
高中教师。做过企业培训，企业高管。现赋闲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