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哲学的思辨性质，以现实观重新确立了哲学思维的起点。从思想史与人类实践的演化过程来看，马克思为探寻人类未来的思想灵性依然闪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想站在时代的应有位置上，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来深层地表达那些现实中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同时还要探寻并重获思想灵性，通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思想智慧。
为了这个目标，就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中，及时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品质和定律，同时还要在文化的继承和相互交流中掌握当代学术的理论品质和源流考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集中反映。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完全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其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回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既是种呼唤也是种检验，这些基本问题既是对时代精神的中国诉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球化”如何界定？一般认为，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是全球化概念的正式提出者。1983年，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市场的全球化》一文，用“全球化”一词来形容此前二十年间“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由此也引发了“全球化”一词在学术界、新闻界的迅速扩散。在随后的全球化研究热潮中，这一新生词逐渐被赋予“古老”的意涵，全球化的时间跨度也被越拉越长。在罗兰·罗伯森的“五阶段”划分中，先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萌芽始于15世纪之初的欧洲，在经历了开始、起飞、争霸之后，在1960年代进入到不确定阶段，并在1990年代初显示出危机趋势。而在《全球化大变革》中，赫尔德等人更是把全球化追溯至9000—11000年前的史前时期，1945年以来的当代全球化则是全球化的最新阶段。
事实上，已经成为流行语的“全球化”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不仅在内涵、外延上存在诸多不同的界定，而且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何种意涵上理解“全球化”，直接关涉到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学术”之解读。如果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那么两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即可看作中国学术（文化）与全球化第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遭遇，其结果是佛教由外来文化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宗教文化力量。而近代的西学东渐，则可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触动，并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开启了中国学术持续至今的现代转型。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全球化之于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命题表述为“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学术”似乎更为贴切。但如此一来，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被拉长，而且“全球化”之特定意涵也会被稀释，难以突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下及未来走向的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对“全球化”的理解首先指1980年代以来，由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其主要标志。在此意义上，考察中国学术之状况与走向便有着特定的意涵：一是在时间上，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谓同步。实际上，若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尤其是经济）融入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维度之外，文化维度对于充分理解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共时性可能更为重要和深刻。这从1980年代的“丛书热”中可见一斑：“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等引领当时人文社科思想风潮的丛书，关切的无不是历经“文革”的中国，以何种面貌、何种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再从推动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看，资本无疑是这场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力量，而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则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拉美实践的失败重创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势头，而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资本与资本家的批判不仅响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而且影响到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但是，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合力推动的“全球化”仍然势头不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无疑肩负着相当艰巨的使命：不仅要为改革开放之中国更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为“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参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
当然，不主张泛化地理解全球化，并不等于封闭地理解全球化。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和塑形。其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以全球变暖为典型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相关，但二者所开启的这种变革早已突破经济领域，进入政治、生态等多领域当中。不可否认，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心理与精神世界的调整与重塑，在这方面，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全球正义问题正在覆盖整个领域，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正义问题与世界对话的主张。比如关于“伍德命题”的讨论：20世纪70—8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那场大讨论中提出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不仅在英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对我国学者当下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伍德的相关论著出发，全面准确地把握此命题，并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对于推进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伍德是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中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命题的，并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辩护。在中国学者段忠桥教授看来，伍德为其文本立论的三段论述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对文本的解读都是错误的，而如果作为其理由的文本依据都不能成立，那他的那个命题自然也不能成立。面对商榷，伍德从正义与司法制度、正义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辨析等角度进行了回应。这种交流与碰撞，使得政治哲学在全球视野中的现实问题解答层面都有所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景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性，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中发展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在学术上的反映；二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纯粹的知识发现，而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论。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过程还不长，我们过去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以此时间节点起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长历史，充其量不足一个世纪。在这短短不足百年的历史中，其丰厚的思想内涵要深化渗透到中国学术思想灵魂的深处，这段时光还略显短暂，马克思主义学术本身还需要不断在中国学术思想体系中积淀自身的正能量。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程，其生长与延展都经历了诸多考验和质疑，甚至饱受各种来自内外部的误读乃至歪曲。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遭受的误读乃至歪曲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医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殊不知，正是这种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和庸俗地大众化，甚至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到了不被学界认同的境地。进入21世纪，另一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纯学术”路径被开辟出来，从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类生存发展本质问题的道路上跑偏，变成了书斋中的自娱自乐，从而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对现实关怀的崇高使命。
全球文化交往与文明对话，已是民族国家谋求发展特别是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完全意义上的趋同。这种对话的包容性，使得各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共通性得以留存，同时，不同文明的不同特性也能得以留存。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多文化平等交流的平台本身是需要创造和共建的，我们必须本着文化差异性多样性的宗旨，在承认多文化间存在不同的前提下，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性和合理性，使世界文化体系向着共同发展的目标迈进，这才是创造世界文化交流平台的价值取向。
中国学术如何应对西方学术的挑战而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这里，我想做一个判断：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以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指向。基于这个判断，如果中国学界毫无主见和创见地崇尚西方文明及西方学术，甚至盲目过度地吸取其全部，那这就是一种不理性的甚至畸形的现象。不幸的是，除了这种露骨的“借鉴”方式，中国学界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将有关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统统建立在西方学术的研究框架和逻辑框架之下，或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转化为西方学术话语和西方表达范式，这种“隐晦”的“借鉴”方式更彻底地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失去了中国形态和中国特色。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正在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失去其独立性和创造性，因此，其作为中国学术在世界范围的文明交往中的地位和基础也就相应地失去了。
当然，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对西方学术和研究方法的绝对拒斥。因为，构建和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自立性，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其本身必须是科学的，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的体系和系统。实现科学化也意味着吸取西方经验同时以西方学术的成熟的研究结果为参照物，有了这些积极的借鉴和对比，我们就能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完善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实现科学化，具有科学形态，同时以此为基础具备与世界文明交流和对话的能力及立场。
中国学术从合法化危机中走出来，就应该把“本土化”作为一个核心，当然，“本土化”亦即“中国化”，这是指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世界文明成果的中国化。这里谈到的“中国化”，并非一种理论抽象或特质，也非一种简单的学术罗列或归类，是指一种理论（学术）照进现实的方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依然成为现实的最迫切需求，关键点还是研究者的理论旨趣或学术追求是否以此为指向，同时，其学术理论水平是否达到了现实需要的高度和历史发展的诉求，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所应自省的角度，同时也是其所应担当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思路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不免罗列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极其繁琐的困境。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处理一些关系问题。
第一，实现中国学术的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这是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三大要求归结到一起，其政治与阶级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关注两个方面的逻辑关系：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坚持体现其科学精神和本质原则的那些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不仅完全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桎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而且最终确立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此外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创造性地实现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现在有一种学术倾向，那就是每每提及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这不学术，不具有学术性，反而是看到西方学者的文章和观点，就趋之若鹜，认为其极具学术性、理论性和相当的研究价值。我们认为，这实则是中国学术的悲哀。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立场观点有失偏颇，在思想上出现了倒退，成为了西方学术的奴仆；二是这种学者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西方学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形成了盲目崇拜西方的种种观点。当然，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就只能起到妨碍中国学术进步的作用。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中使理论在独立创造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想体系的交流与交锋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真正融入中国的时代发展之中。我们的研究者要始终关注时代前沿问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及时反映时代要求，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具有时代性，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
第二，关注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价值。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表述：“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进行纵横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科学内在的各细分学科的融合和交错；一种是社会科学与其外部的数理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交织与借鉴。
当前，社会科学必须在“全球化”和“中国化”两种现实境遇的交织中研究问题。毋庸置疑，目前新自由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思潮，但我们已经看到其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和社会危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危机？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理论假设的基础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而这些假设又直接来自于现代化进程，因而仿佛成为了一种理论自觉，因此，没有经过现实的检验和批判而被全盘接受了。这样的谬误告诉我们，研究者需要一种综合的眼光来判断和研究我们所处的现实。学科是分化的，但问题却是综合的。这就是说，全球化时代我们发现一切学术问题（植根于现实的真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因此只在一个学科框架内完全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途径。
如何建立面对问题的研究呢？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基础和条件都正在完善。因为，各门类学科的发展轨迹都向我们展示着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紧密联系着的研究发展走向。正是问题的综合性使得独立的学科正在丧失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和必要性。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社会科学必须在研究进路、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做出跨学科的调整和努力。
具体到中国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反映了时代对于综合式研究的呼唤和需求，同时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种动向直接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当然，这种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此种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益处还同时体现在对各个学科的发展意义上，因为各个学科通过对其他学科的接触与借鉴，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等方面都能得到裨益和帮助。以问题为中心推动学科综合，同时在综合的过程中发展每个学科，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动向。
第三，思想与现实的双重互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现实层面而言，必须直面各种理论思潮的挑战，比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就理论层面而言，许多研究者则热衷于从西方或传统中去“挖掘”理论依据，以此来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性质。抑或深陷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围观考察，以个别字句或隐蔽性观点来解读和重构一个马克思。凡此种种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初衷相违背，由现实倒回了思辨，由实践倒回了考据，虽然思想性研究是基础性研究，绝不可偏废，但狭隘的学术思路，则可能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际上，对于文本或纯思想性研究的反思，不在于资料占有量的寡薄，或其理解是否独特是否全面，每一种文本解读的背后都展现了价值观的印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继续推进，必须实现思想与现实双重互动。
思想与现实的贯通和互动，都要通过“问题意识”，在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中寻找统一，这当然也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通过马克思这段对于辩证法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辩证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在批判中辩证，在辩证中批判。学术与思想的贯通，基于辩证法更在于通过批判的方式，实现学术的客体尺度与思想的主体尺度辩证的统一。
批判的前提是经验与逻辑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内涵是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辩证统一，形式是主体对客体审视、思考、质疑、评价以及“否定之否定”之后的辩证运动。能够进行批判活动的事物，都是要谋求发展与进步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否定之否定，在批判中，意味着在认识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即客观事实的反映阶段，要对事实进行第一次抽象性认识的“否定”，而基于这次否定活动所进行的第二次“否定”活动，在于对客观实在认识之后融入人的主体尺度的“否定”，在整个“否定”性的认识过程中即“否定之否定”。这一系列的“否定”认识中，第一次否定通常就是我们的学术性认知和认识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的品格凸显，主体的意味单薄。而在第二次否定中，主体尺度融入其中，是对现实所进行的反思、评价等一系列活动，人的主体性会发生重要作用，会自发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或认识目的等置于其中。整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中，前一个否定完满地体现学术的科学性，后一个否定充分地体现思想的价值性。学术与思想，只有在这一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性辩证认识活动中，才能得到统一。如若只是维持在第一次否定，学术只是学术，只能居于科学的品质，任何只在第一次“否定”中徘徊的认识，只能归为学术。只有将认识活动贯通在“否定之否定”的完整的批判辩证活动中，才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真正的贯通。
我国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盛行的研究之风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学术的凸显，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研究活动沉浸在尊重事实的第一次“否定”之中，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尊重的传统是尊重了“五四”以来的科学精神，有的学者认为是摒弃传统哲学思想中自为、自由的做派。无论哪种说法，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着我们改进自身认识活动的不足，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将传统中宝贵的对于人的认识的自我反思与内省的传统放弃了。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客观地进行事实的反映，同样也要将人的意义融入其中，人的主体与客体尺度本不因人为的某些原因而分离，或者“天各一方”。人，认识的同一与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于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于自身价值的尊重与崇尚。
学术与思想，作为人的认识活动中最为精密与理性的一维，不仅需要依托对问题的能动性反映，也需要在认识原则上实现科学与价值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要完整地完成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以主体与客体尺度内在批判性的否定，实现最终的统一与贯通。
在这个意义上，才使得科学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人们的思想，形成于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客观基础之上的认识并对这些客观现象的研究、反思、评价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中，人的主观性深深作用在客观性认识之上，强烈地体现着人的主体尺度，使各种客观事实在研究、反思与评价之后，都具有了人的价值意味，从而超越了原有的客观反映性认识，使得人的意义注入其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具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建立这一完整哲学体系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有时会被忽略，实际上，唯物史观不仅摧毁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使唯物主义得以确立，使社会主义走向科学，而且更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一套崭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列宁曾说：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祈求指出‘唯一科学’说明历史的方法”。这完全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的。
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在探讨哲学本质问题的时候，也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客观地审视已经发生的哲学史，这里的哲学史不是纯观念的对象，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以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并以规律性的思路来总结哲学史的发生与发展，以唯物史观的视角为不断实现的哲学体系建构而努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9日总第1585期 作者：李潇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