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支付10万元违约金。另有经纪公司提到如乙方（主播）构成根本性违约，需承担100万违约金，还要返还甲方已为乙方进行包装、培训、推广等所有投入的费用。还有平台要求当主播违约时，经纪公司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主播或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
此外，也有主播合同会以主播的收益作为确定违约金的基数。如有合同的“违约责任”提到，若因乙方（主播）原因在合约期内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2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违约金以乙方一年内正常月收益的10倍进行赔偿。
主播年收入12万，平台索赔540万；主播年收入46万，平台索赔600万……在一些判例中，主播往往会被平台或经济公司索赔其收入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违约金。
“索赔金额一般源于双方此前在直播合同中的约定，这是设定违约金的一种方式。唯一需要考量的是按这种约定方式计算出的违约金数额是否合理、合法。”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永盛介绍，由于我国目前还是以补偿性的违约金制度为基础。因此，无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主播实际收入的多少倍，一般不超过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30%都是合理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守约方的损失额度，这将直接关系到赔偿金的额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裁判倾向于接受合同对违约金的直接约定，而不过多考量实际损失。尤其是此类新业态，依照传统标准无法准确进行损失固定时，裁判者更愿意接受合同的直接约定。”许永盛表示，网络平台在举证实际损失时有一定的困难。违约金的确定需要充分考查守约的一方因违约行为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可期待利益损失。
主播指合约不对等、欠薪，有经纪公司收20万元履约保证金
“大小主播都可能遭遇欠薪的情况，这也是部分主播选择跳槽的一个原因。很多主播去大平台就是出于稳定的考虑，也许在小平台拿的钱多，但是大平台整体流量大，不容易过气。”主播王稳健曾向南都记者表示，选择平台时钱多钱少是次要的，发展前景也是主要考量之一。
为了进一步了解主播的薪酬情况，南都记者分析了随机查询到的100条主播招聘信息，以了解主播的薪酬构成和区间。
主播的薪酬通常由底薪、提成、补贴、奖金几部分构成，起薪为3000元至35000元不等。其中，3000元起薪的占比约10%，5000元至6000元区间的起薪占比过半，8000元及过万的较为少见，此类招聘中挑选条件也更严格。
在《独家合同》中，主播每月的开播次数、时长、税前收入、其他收益分成等内容都会有明确规定。如每个月的直播天数不得少于28天、每个月的直播总时长不得少于224小时、主播为平台创造的收益减去相关的税费后，以40%-60%的比例进行发放。
2018年4月，女主播文娜（化名）经他人介绍到了徐州一家传媒有限公司做主播。2018年6月，文娜在一次下播后与公司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并在当天向公司负责人提出辞职。之后，公司将文娜诉至法院并索赔18万元，并表示他们与文娜签订了五年的主播艺人合作协议，但文娜突然离开未给出任何回应，构成根本违约。
文娜在诉讼中表示，双方在签约及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对等的条件，公司没有对她进行过化妆、包装、培训的行为，发放工资也不及时。合约还提到一点，主播需提前向公司缴纳2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主播未在签约时缴纳，公司会从其每月收益中计取5%，直至达到此数额为止。
法院经审理认定文娜构成违约，以其无故停播前一个月的收入为基数，计算了其擅自离开的六个月应支付的赔偿额，总共为70998元。
“主播跳槽表明违约收益大于违约金，应对其行为负责”
但也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主播不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转到与原平台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平台进行直播，则表明主播自己预计的违约收益仍大于违约金。在一般情况下，主播离开一个直播平台去签约新平台，其年合作酬金都会有所增长。因此，在平台无法举证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法院会根据主播可能获得的最低收益，即双方约定的年酬金作为违约金计算基准。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对自己的事务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许永盛表示，有主播的抗辩理由中会提到自己属于弱势一方，对于合同没有主导权，或者签约时没有真正理解合同条款，但这些因素不能作为主播违约的理由。
在主播与平台或经济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有多种类型，例如“直播合作协议”、“直播独家服务协议”、“游戏解说合作协议”、“游戏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等等。许永盛表示，虽然协议名称和类型不同，但合同主要可根据其实质内容分为三类：涉及第三方为主播与平台提供经纪服务的有关约定的“经纪约”；关于主播为平台提供直播服务的协议约定“直播约”；同时包含有经纪约和直播约内容的综合约定“混合约”。
“从目前的案例看，绝大多数案件没有将主播与平台认定为劳动关系，但究竟为何种合同关系，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合同条款确定合同关系的性质。”许永盛说。
“主播的平台收益与违约金的金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正相关。如果一个主播本身收益不大，却被要求承担完全不成比例的违约金，我认为这种损失就可能超出了违约方当时能够预见的损失，其合理性就需要结合举证责任的分配进一步认定。”许永盛称，衡量平台索赔金额是否合理和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和举证责任分配有着重大关联，“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根源所在。”
采写：南都记者 秦楚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