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机场看到他，穿着宽松的大军裤，蹬一双大头皮鞋，皮面皴裂。大皮箱往机场大厅地上一横，大头皮鞋踩在皮箱上，像个年少成名的侠客，也像个打过大仗的特种兵，很帅。
2018年，姜文55岁。依旧体格健壮，嗓音雄浑，髭须斑白，笑容灿烂如旺仔。一副黑色圆边眼镜，又带出一派知识分子的精锐气度。
但姜文看上去更孤独了。以前紧锣密鼓干工作的时候，姜文也不忘张罗一大堆人，吃遍饭馆。拍《让子弹飞》的时候，火锅是不许灭的。菜没上，一叠炸辣椒或者辣椒油先上，这是姜家开饭的前奏。现在，一小屋，一个人，一桌子菜。人一多就嫌吵。
他还有孩子般的认真劲儿。苏小明组了个“吃喝委员会”，姜文和王朔、洪晃、阿城、田壮壮都是会员。苏小明说姜文特懂事，给大家添酒倒茶，别人主聊，他主要陪听。
有一次，苏小明和阿城、郑晓龙、刘索拉几个人去姜文工作室找他玩，来前，姜文说，我给你们做饭，想吃什么。苏小明说，简单点就行。到了后，姜文导游一样领着一行人绕天安门转了两圈，回来桌上一锅面，一碗炸酱，一盘煮黄豆，一盘白菜。几个人看傻了，说你这也太简单了。姜文说，不是你让简单点吗？阿城泰然不语，吃两口，说，劳驾递两粒黄豆给我，我怕一站起来又得吃一碗。
每拍完一部电影，姜文元气大伤一回，易怒且暴躁。家里人跟他反映说，两三年时间都有点不太正常。
他总觉得没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东西，解决一个问题，又拽出来八个问题，他不得不每天自个儿跟自个儿谈话，有时候把自己都说烦了，他一扣脑门，呵斥一句，别说了！他说做自我分析，就像揪自己头发一样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他把头发剃了。
他现在比原来容易累。拍《红高粱》时，姜文24岁，不知道累。他和张艺谋、曹久平睡一间房。别人要睡觉，他拉着不让睡，精神头十足的比划自己的重场戏，弄踏实了，还是睡不踏实，枕着胳膊唱文革期间的歌曲。
为新片《邪不压正》跑宣传，到上海电影节当主席，姜文没少站到镜头前讲话，讲起来话还不少。他说自己现在人老话多。但他说不怕老，反倒像小时候盼着过年一样，盼着自己翻新篇儿。他觉得变老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过程。“永远过18岁是愚蠢的，不到这个岁数你看不到这个风景”。他说，我觉得我老了也挺好看的，也不觉得老了就苍凉。
陈丹青对他说，我有点盼着你老，你老的时候，你的脸会更有戏。中国很少有50到70岁的演员，好莱坞多得很。满眼沧桑的硬汉，忽然柔情似水。到时候别不出来啊。
姜文感到岁数越大，越不想演了。化妆、换服装、等排戏，这些事让他觉得特别累。“我老了，体力又不好，我还演什么呀，扮演什么都不来劲。”
老了以后，他更想干的事是画画，作曲，还有写作。他说自己的最终理想是当作家。王朔看到他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本，夸他文笔好。
拍《鬼子来了》时，一天早上，一开窗，他把编剧述平叫来，说，这就是我要的光，特别好，好到我能掂出它的重量。它就跟水银似的，城里的光你感觉是烟，飘的，这儿的光你得用手接着，不接着它咣当砸到地上了。述平说，你真会形容，你应该写东西。
姜文说老了就拍不了电影了，“中国拍电影特别累。导演在中国就像最前面拉车的马。而且一定是套在辕上拉套子的、最吃劲的马。外国当导演是赶马车的。我也不奢望能赶上马车了。”
人家问他，拍《邪不压正》是受了什么刺激，他盘腿坐在椅子上，眼睛像开机的镜头，亮了一下，嗓音听上去，是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旁白。听着旁白，你仿佛看到马小军和李天然，一远一近，高高低低地飞驰在连绵的屋顶上：
我小时候爱上房，那时候北京一层以上的房子很少，除了北京饭店、东交民巷、故宫、北海之外，基本都在同一个高度，远远看去，像灰黑色的海浪一样延伸过来。远处是九城的城门和箭楼，偌大的北京城尽收眼底……
编剧过士行说，他总想好上加好，把所有他能想到的好东西都端出来。正所谓“包饺子喂猪”，话虽有点儿粗，可态度是好的。
再拍电影，姜文发狠再也不干“包饺子喂猪”的事。但拿起导筒，他雄心万丈，要用强劲的想象创造真实：要拍就拍来劲的电影。
王朔说，姜文是一个有自己态度且旗帜鲜明的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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