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原创】重读《苦菜花》
冯德英（1935～），1935年生于山东乳山，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入解放军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报务员、电台台长、雷达指挥排排长职。1953年开始写作练习，1955年春正式撰写第一部长小说《苦菜花》，1958年《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起从事专业写作，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问世。粉碎“四人帮”后，描写抗战前胶东曲折复杂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上、下集）（获解放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出版，至此，完成了“三花”姊妹篇的创作。1980年转业回山东，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泉城》文艺主编，济南市政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时代文学》主编，青岛政协副主席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届主席团委员，第七届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文联委员。
本书是著名作家冯德英的处女作，出版50年来翻译成10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抗日救亡的烽火在胶东半岛昆箭山区燃烧。王官庄贫农冯仁义，为逃避恶霸地主王唯一的迫害，两年前只身闯关东，留下仁义嫂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地度日。牛倌出身的共产党员姜永泉领导乡亲们武装暴动。仁义嫂的大女儿娟子拿起父亲的猎枪参加这场殊死的战斗。暴动胜利，王官庄群众公审并枪决了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仁义嫂冲破重重阻力，支持娟子当妇救会长，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
秋末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奉命回到王官庄。他伪装进步，骗取群众信任，当了小学校长。其妻虽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却不甘做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不堪丈夫的精神折磨，爱上了长工王长锁，并生下女儿杏莉。王柬芝利用妻子的隐私，挟制王长锁为他传送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伪军分队长、王唯一之子王竹根据王柬芝的情报，带领日伪军洗劫王官庄，残酷地杀害了副村长七子等人。群众怀着仇恨的怒火祭奠烈士，村党支书德松、娟子的弟弟德强等参加于得海团长率领的八路军。仁义嫂这位革命的母亲更加坚毅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怀着母爱，做军鞋，关怀住在她家的战士。王柬芝趁娟子外出之机派人在老猫岭暗杀她，未遂，便狡猾地杀人灭口。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八路军陈政委将胶东土匪司令柳八爷的队伍收编为第三营。柳八爷在于团长的教育下，处决了强奸妇女的罪犯、他的亲信马排长。王柬芝施诡计从老号长口中探得陈政委的消息，立即电告主子，致使陈政委在归途中遇害，警卫员、于团长之子于水负伤，德强只身冲出重围。八路军某部兵工厂迁到王官庄，区妇救会长赵星梅和兵工厂主任纪铁功这对恋人，为了全力投入革命工作而决定暂不结婚。不久，纪铁功为保护弹药英勇牺牲。敌人妄图破坏兵工厂，鬼子大队长庞文突然袭击王官庄，将群众赶往南沙滩。王束芝施苦肉计以掩人耳目；星梅等慷慨就义，母亲——仁义嫂被捕。敌人严刑拷打，母亲坚强不倔；敌人逼她上山找兵工厂埋机器的地点，她却把敌人引到雷区挨炸。凶狠歹毒的敌人，当着母亲的面残酷地杀害了她的小女儿嫚子。杏莉母亲和王长锁等机智地救出母亲。根据地军民几经血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王官庄又回到人民手中。德强从部队转到中学读书，与杏莉同班同桌。他俩自幼相熟，紧张的战斗生活更加深了感情，终于相爱了。杏莉清晨起来，发现王柬芝正在发电报——原来他是汉奸，正要去告发，被王柬芝拦住杀害了。王柬芝仓皇出逃，被区妇救会长娟子捉住。王柬芝的特务面目彻底暴露，受到群众的严正审判，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杏莉母亲和王长锁这对有情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文学是时代情感需求、精神追求的表达,文学创作离不开时代语境的召唤与规范。《苦菜花》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歌颂胶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颂扬他们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个革命主题也是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来完成的。
首先,《苦菜花》讲述了“革命的起源神话”。小说在“楔子”里就将旧时代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呈现在人们面前,接着叙述了抗战前大地主王唯一父子制造的血海深仇,母亲的大伯一家老小被杀、丈夫被逼离家出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乡村以后,家破人亡就不再是个别家族的伤痛,而是民众的普遍灾难,乡村百姓被逼向死路绝路。当为大众利益而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出现后,百姓跟随共产党拿起武器走向反抗压迫与侵略的道路。其次,《苦菜花》讲述了“英雄传奇”。小说叙述共产党人姜永泉领导的乡村暴动；记录八路军团长于德海领导抗日武装力量与侵路者展开的拉锯战；描绘以母亲为代表的根据地人民与侵略者、地主、汉奸们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姜永泉、于德海、王东海、七子、娟子、赵星梅、母亲等,这些原本寻常的乡民则在血雨腥风时代谱写出人生传奇,成为感天动地的英雄。再次,《苦菜花》也提供了“终极承诺”。小说情感基调慷慨悲壮、昂扬向上。小说以成功的乡村武装暴动开始,中间历经拔除鬼子据点以及反大扫荡等惨烈战斗,最后以水道攻坚战大捷而结束。小说结尾展开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想象,“曙光”“黎明”“红日”“红旗”“金光”这些在十七年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提供了精神飞翔与升华的空间,消除了苦难与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与惶惑。
就显性主题而言,《苦菜花》与其他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其不同凡响之处在于选取了底层农村妇女母亲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把她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推进结合起来,通过她精神生长、性格演变来展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小说重点围绕母亲生活足迹与精神成长来展开,从此层面来看,《苦菜花》不仅是一部通俗革命英雄传奇,还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成长小说,展现了底层劳动妇女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觉醒与成长,体现出冯德英对母爱的钦佩、女性命运的关怀。
母亲的成长主要基于革命儿女的影响,儿女的人生选择改变了母亲的生活道路与性格。母亲之所以与革命发生关系并一直与革命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她有一颗慈母之心。为了儿女她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能够突破生理极限创造奇迹。因为母爱,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母亲呵护着与自己儿女一样离家在外为革命奔波的年轻男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把自己变成了所有革命者的母亲。与母爱相伴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在经历了朋友、乡邻,尤其是心爱小女儿被敌人杀戮之后,母亲仇恨的怒火射向敌人。基于母爱,母亲才把骨肉之爱扩大到阶级之爱,把家族仇恨扩大到阶级仇恨。小说没有因为张扬阶级之爱而否定母爱的作用。对母亲影响最大的是女儿娟子。因为参加了革命,娟子这个普通农家女,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拿起枪杆走进社会公共领域,得到了美好爱情,成为有力量、有智慧的女战士、女英雄。革命改变女性命运,开阔女性生存空间,让底层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参加革命以后娟子的精神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让母亲看到妇女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基于母爱,基于亲身经历的性别之痛,也基于对传统妇女性别角色规范与悲剧命运的不满,母亲从无意地帮助女儿的革命行动,到自觉地帮助女儿、积极参与到女儿的革命活动之中,由革命的恐惧者—观望者—同情者变成革命的维护者、参与者。
母亲在中国乡村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中成长,母亲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的变化反映了新旧时代的变化,旧的时代决定了以男性/强者为主导的冯家与王唯一的孤独决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时代以女性/弱者为主要参与者的与地主和外族侵略者的群体战斗最终必然胜利,这里力量强弱依据的不是性别秩序,而是历史逻辑。《苦菜花》写出中国底层妇女解放与革命历史推进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妇女在这一解放路程上所遭遇的性别罹难。
现代启蒙思潮赋予私人化性爱话语以崇尚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宏大主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现代性主题被压抑,性爱快感带来的破坏腐蚀作用被凸显。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苦菜花》对青年男女性爱的叙述是独树一帜的。
《苦菜花》最大胆、最少迂腐气的爱情描写是杏莉母亲、花子两个女性的婚外情。小说对杏莉母亲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婚外情的书写在一定层面上沿袭着五四文化中张扬人性与反对专制的主题,并且巧妙地将这一现代启蒙主题与当代革命伦理相结合,使其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小说将这两段以女性为主导的婚外情写得非常感人,把这种“犯禁”的行为书写成是人性释放、生命怒放。这两段婚外情还担负着政治功能,证明只有参加革命才能保证个人幸福。尽管,杏莉母亲、花子背叛的男性是地主阶级而投入的男性是农民阶级,男性的阶级属性让这一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这种私情要被革命伦理认可,还需要付出代价,经过革命洗礼。杏莉母亲和王长锁遭受被敌人侮辱、控制与女儿被杀之惩戒,他们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冒着生命危险从牢狱中将母亲解救出来,在革命政权帮助下成了合法夫妻,又有了家族继承人。花子、老起“未婚先孕”,遭遇到恪守封建礼教的父亲、村干部与婆家人的严厉打击,是党组织解救了二人。但是,小说又为这对恋人安排了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在日本侵略者屠杀革命者的时候,花子为保护八路军排长王东海,舍弃了丈夫老起。王东海被花子的行为所感动,舍弃了年轻、漂亮、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军人白芸,选择健壮农妇花子为妻。王东海的抉择,既是针对花子本人的报恩行动,也是顺应革命的召唤。在革命文化语境中男性革命者的理想爱人已不再是“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知识女性,而是健壮的有些男性化的劳动妇女。至此,冯德英对婚外情的解读和女性审美的书写又回到时代所推行的话语之中。
其次,《苦菜花》深入青年男女内心世界,写出革命者的身体感受、心理波动,写出爱情为他们带来的幸福喜悦感。革命者姜永泉和娟子、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故事延续着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路数。对于革命者,小说也没有回避其身体欲望。当然,冯德英并没有让革命者完全沉湎于个人情爱之中。娟子和姜永泉在新婚之夜想起了党和牺牲的战友,相互激励为革命事业献身；赵星梅和纪铁功在久别重逢、相互依偎之时理智地克制情感冲动,想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责任。如果说这些成熟革命者的爱情还是阶级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产物,那么,杏莉和德强这一对小儿女的爱情则有些偏离这一规范。杏莉生父是长工,养父是地主汉奸,母亲也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其社会身份就有双重性,但是小说没有顾忌杏莉身上与生俱来的“原罪”,酣畅恣肆地描述这一对小儿女美好纯真的爱情。
《苦菜花》呼应时代召唤,按照政治话语规范叙述革命历史,但是,作家所接受的多重文化滋养以及独特个人体验,使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又不断地逸出政治话语规范,让这朵来自昆嵛山的“文学野花”包含赞美抗日军民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揭示底层妇女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歌颂母性与情爱等多重主题,呈现出当代政治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学等话语相互纠缠转化的文化多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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