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托孤，指将身后的孤儿相托给别人的行为，一般指封建社会皇位传承时的托付。
“托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遗大司徒戴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
而根据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著《东周列国志》所说，早在周朝，“托孤”的行为就已经在皇权更迭的过程中产生。
“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 周公 久已 告老 ， 仲山甫 已卒。乃召老臣 尹吉甫 、 召虎 托孤。”
历史上最有名、最成功的“托孤”莫过于三国时期的“白帝城托孤”，即著名的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将皇位传给刘禅时，将刘禅和蜀汉江山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将皇权集中、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特点推向了极致，于是皇位传承、皇权更迭过程中的平稳过渡和有序交接就成为了清朝每一位皇帝的最终梦想。在清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出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下共同推举产生的“托孤”行为，即为“摄政王”；皇帝临终前亲自为年幼的后继之君安排的“辅政大臣”和“赞襄政务大臣”；独掌晚清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安排继位之君并以“垂帘听政”完成“托孤”行为三种托孤形式。
但这三种形式，在清朝不同时期共计四次托孤行为中，无一例外，全部以失败告终。本文就以这三种托孤形式为出发点，探究清朝皇权更迭过程中，“托孤”存在的巨大风险和其具体的失败原因。
01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下的公议“托孤”行为
1、“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下的公推的“托孤”过程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在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连被废黜太子之位后，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决定不再明立太子；同时为了激励满洲上层贵族尤其是众位皇子为后金政权建功立业的欲望，增加内部团结和向心力， 天命六年，公元6121年，努尔哈赤命四大和硕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努尔哈赤又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四大贝勒和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共议国政。虽然当时还没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名称，但“八大贝勒”共议国政的理政制度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前身和雏形。
努尔哈赤抱憾而终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在理政制度上依然延续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四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为了实现皇权集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皇太极借故将“四大贝勒”中的阿敏、莽古尔泰先后挤出权利中心，将代善闲置，实现了自己“南面独坐”，凸显汗位独尊地位的政治目的。清朝建立以后，急需扩大力量应对更严峻的军事形势下的皇太极尚不具备废黜满洲贵族参政议政制度的实力，于是和“八大贝勒共议国政”类似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成为皇太极的最佳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该制度中加入了满洲八旗大臣等非皇室宗亲成员，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削弱了清朝皇室成员的势力，皇太极的“皇权集中”之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崇德八年，突然驾崩的皇太极因为生前并未择定皇位继承人，而将大清皇位传承的难题扔给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和十四弟多尔衮，站在了争夺皇位的对立面上。各自拥有两旗支持的豪格和多尔衮实力相当，在最后一次“议政王会议”上，满洲八旗内部的兵戎相见、手足相残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满洲八旗内部出现刀兵相见的局面，多尔衮大度让贤，推举了拥有蒙古科尔沁部盟血统的皇九子，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后，多尔衮真正的计划才开始拿上台面。趁着自己大度让位的热乎劲，多尔衮在会议上提出由自己和济尔哈朗担任摄政王，以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处理朝政，而且自愿位居济尔哈朗之后。在多尔衮的提议下，“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推举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担任“摄政王”，完成了皇太极之后的“托孤”行为。
朝鲜王世子李淏和侍臣们留居沈阳被作人质时，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朝鲜承政院呈送的报告汇集《沈阳状启》详细记载了多尔衮提议“托孤”的过程：
癸未年八月十四日：九王（多尔衮）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实为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後，当为归政，誓天而罢”云。
2、公推“托孤”行为的失败原因
做为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原本就是较多尔衮远一层的皇室宗亲，其手中的权力和威望较之多尔衮远远不如，于是顺治皇帝登基后，多尔衮便成为了清廷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多尔衮担任“摄政王”之初，为了维护皇权，保证八旗内部的稳定，针对皇室宗亲内部的挑拨也进行过较为严厉的处理。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讬。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
由此可见，最初时期的“托孤”行为在多尔衮的实际行动中还是颇为成功，取得了实际效果的。顺治元年，在吴三桂的出兵请求下，多尔衮趁着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逼死崇祯帝的实际，挥师入关，攻占北京城并建都于此，做好了俯视中原，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准备。随着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大，多尔衮的权势和地位也逐步凌驾到了顺治皇帝之上，成为了“太上皇”。
文化中国网发布的《多尔衮生前声名赫赫，死后被掘墓鞭尸削首 》一文中，对于多尔衮权势滔天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描述：
顺治三年，多尔衮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其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
顺治四年，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上述多尔衮的种种僭越、凌驾于皇权至上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顺治皇帝的皇权权威，甚至影响到了顺治皇帝的皇帝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年幼的皇帝随时都有被赶下帝位的危险。由此看来，这次公议的“托孤”过程，在多尔衮的一手操作下，慢慢走向了失败。
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于塞北狩猎途中，顺治皇帝很快对其发起了清算行动，将其所有封号废黜、撤出太庙并毁坟毁尸、逐出皇室。多尔衮担任“摄政王”的托孤过程虽然保证了满洲八旗内部团结，实现了清朝挥师入关一统中原的政治、军事目的，但却在多尔衮的恃权凌主行为中将“托孤”过程最终落到了失败的境地。
多尔衮发布的谕旨
02 清朝皇帝临终前亲自为后继之君选择“托孤”的行为
1、顺治皇帝出于信任，却危险重重的“托孤”
顺治十八年，身染天花重疾的顺治皇帝自知不起，将皇位传给皇三子，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以后，为其安排了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以辅助年幼君主处理政事。顺治皇帝对于辅政大臣的安排可谓是考虑周密，用心良苦。
首先，这四位大臣对于多尔衮而言，不是公然对抗的政治死敌就是多尔衮去世后揭发其罪行的原属部下，因而深得顺治皇帝信任。另外，索尼系三朝重臣，总抓政务；苏克萨哈掌管监察、邢狱；遏必隆负责钱粮财政；鳌拜则是出身军界的满洲第一巴图鲁。如果按照顺治皇帝的安排，四位辅政大臣尽心辅佐、用心理政，相信康熙皇帝会很快成熟起来，熟练掌握处理政务的能力，完成一次漂亮的“托孤”过程。可是，偏偏天不遂人愿，随着“辅政四大臣”的权势地位慢慢发生变化，鳌拜逐渐成为了独掌大权、把持朝政的实力派人物。
《清史稿·卷六·本纪六·圣祖一》记载了鳌拜从“辅政四大臣”最末尾的位置逐步走向全力巅峰的原因所在：
十一月丙申，辅臣鳌拜以改拨圈地，诬奏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罪，逮下狱。四大臣之辅政也，皆以勋旧。索尼年老，遏必隆闇弱，苏克萨哈望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争。鳌拜横暴，又宿将多战功，叙名在末，而遇事专横，屡兴大狱，虽同列亦侧目焉。
索尼的年老避祸；遏必隆的依附强者；苏克萨哈的实力较弱，导致鳌拜这个军界的“鹰派”人物成为了顺治朝的“第二个多尔衮”。康熙四年，在孝庄太后的亲自安排下，康熙皇帝和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成婚，成功的将索尼拉上了皇室的大船，并为扳倒鳌拜做好了准备。康熙八年，顺治皇帝一举将鳌拜及其党羽铲除，开始真正亲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在鳌拜的直接作用和遏必隆、苏克萨哈的间接作用下，顺治皇帝信心满满的“临终托孤”以失败告终。
2、咸丰皇帝费心安排却早早以失败收场的“临终托孤”
咸丰十一年，31岁的咸丰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身后的皇位只能传给唯一的儿子，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载淳，是为同治皇帝。和顺治皇帝一样，咸丰皇帝“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新帝，赞襄一切政务”，于是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成为咸丰皇帝驾崩后实际掌握清朝最高权力的势力集团。
为防止辅政八位大臣专权，咸丰帝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年仅6岁的幼帝同治“同道堂”印，凡拟旨下诏时，均须加盖两印方可生效。咸丰帝将摄政王或辅臣同时掌握的“票拟” “批红”权限一分为二，将“票拟”之权授予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而将“批红”之权授予慈安太后和同治幼帝，以便于他们赞襄政务。
由此可见，咸丰帝吸取了清初多尔衮摄政和四异姓大臣辅政的经验教训，精心设计了这一相互牵制的皇权分配格局。但是咸丰皇帝忽略了四个问题：
1.1、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极强的权力欲望。
1.2、赞襄政务框架下，帝后和八大臣的权力再分配语焉不详。
1.3、遗命将在京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排斥在赞襄政务之外。
1.4、赐“御赏” “同道堂”两印之举为后宫垂帘干政提供了口实。
所以，在两宫太后面对逐渐形成“恃权凌主”态势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决定联合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得最高统治权，使得咸丰皇帝费尽心机安排的“临终托孤”以悲剧落幕。
03 独掌晚清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安排后继之君并为其安排“托孤”的行为
清朝进入慈禧太后时代以后，清朝皇帝的皇位传承因为皇嗣的断绝而变成了慈禧太后掌握权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同治皇帝19岁驾崩，因为没有皇嗣，慈禧太后便选择了自己的侄子兼外甥，道光帝第七子爱新觉罗·奕譞事实上的长子载湉，承继咸丰皇帝为子，按照“兄终弟及”的传位传承方式，将皇位传给了载湉，是为光绪皇帝。
《翁同龢日记》中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慈禧太后这次心机极重的以“懿旨”形式选择后继之君并让自己成为“托孤”之人的过程：
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亲王奕誴、六叔恭亲王奕訢、七叔醇亲王奕譞、八叔钟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 ，还有奕劻、景寿等大臣。对于“溥”字辈人选，慈禧表示说：“溥字辈无当立者。” 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此后军机大臣的为奕訢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但是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
于是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将光绪皇帝的“托孤”顺利完成，自己和慈安太后就是被“托孤”之人。《清史稿·本纪二十三·德宗本纪一》记载了这一新的“托孤”形式：
乙亥，王大臣等以遗诏迎上於潜邸，谒大行皇帝几筵。丙子，上奉慈安皇太后居锺粹宫，慈禧皇太后居长春宫。从王大臣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太后训敕称懿旨，皇帝称谕旨。
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亡，慈禧太后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即便光绪帝亲政后，慈禧太后仍依据其亲信炮制的所谓《归政条目》《训政细则》掌握着晚清的最高权力，所谓“归政”光绪帝几乎可以看作表面文章。事实证明，慈禧太后的第一次懿旨定储托孤完全是为了夺权。对于“托孤”行为而言，对于被“托孤”的光绪皇帝而言，这无疑是最失败的一次。
历数下来，清朝数代帝王共计四次“托孤”过程，全部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只不过是权力欲望在作祟。清朝皇位传承、皇权更迭过程中的“托孤”行为无疑是一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数的行为，更是对皇权极具挑战的行为。说到底，不过是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之间的一场权力游戏罢了，只不过输的一方会付出甚至身家性命的代价！
参考文献：《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东周列国志》、《沈阳状启》、《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多尔衮生前声名赫赫，死后被掘墓鞭尸削首 》、《清史稿·卷六·本纪六·圣祖一》、《翁同龢日记》、《清史稿·本纪二十三·德宗本纪一》、《清史通鉴》、《多尔衮摄政日记》、《垂帘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