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改头换面《太上皇》——多尔衮傲慢的发号。
多尔衮摄政时期，正好是迎来明清革新的时候。
这位摄政王以其超出常人的残忍、坚韧和精明，使得清军最终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所以，“多尔衮是满清帝国实际上的创立者”，这种说法，确实是成立的。（此说见于杨丙辰译魏特《汤若望传》）没有多尔衮，就没有日后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朝！
正是由于劳苦功高，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日益骄慢，任用私人，滥赏滥罚，排除异己，高下在心。可谓“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不仅仅是“拟于朝廷”，他自己其实就是朝廷！为此，顺治皇帝后来亲政，曾经不无怨恨地回忆多尔衮摄政时代时期他本人作为傀儡所受的委屈说：
“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清世祖实录》）。
顺治三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鲁王逃，唐王俘，四川的张献忠被豪格军队射死，全国平定的势态日益明显。在这样的情势下，多尔衮志高意骄，开始在北京不停有所动作。他不仅篡改实录，为生母阿巴亥“平凡”，还开始萌发做真“太上皇”的美梦。
长期以来，郑亲王济尔哈朗地位一直高于多尔衮。虽然对多尔衮一直退让，但多尔衮却把这位王爷一直视为欲加清除的对象。但济尔哈朗为人谨小慎微，很难有大把柄被多尔衮抓住。如果平白无故弄死这位郑亲王，对于多尔衮来使还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顺治四年，多尔衮先以王府“殿台阶逾制”的罪名对济尔哈朗加以罚俸。而后，他又撺掇济尔哈朗的侄子辈上告，罗列罪名，翻出皇太极死后济尔哈朗和诸人“私相计议”的陈年老账，认定济尔哈朗有“擅谋大事”之罪，消去了他郑亲王的王爵。同时，多尔衮还对昔日对皇太极父子忠心耿耿的大臣索尼也大加贬罚，对索尼削官不说，还把这位老满洲降为庶民，罚往昭陵劳改。
扳倒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多尔衮自然容不下他内心最为嫉视的皇太极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豪格曾经一度被多尔衮幽囚，当时还是由于顺治皇帝小孩子为哥哥求情，豪格和硕肃亲王的封爵才得以赏还。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派豪格率军下山东，带领清军平定地方，率军进攻江北的南明镇将高杰、许定国等部军队，为清军大举渡江做准备。
豪格搞政治不行，打仗是把好手，这次出军，他完成了多尔衮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并于顺治二年初奉命班师返京。
风尘仆仆回京后，豪格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月，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派他统兵征讨陕西、四川的大顺军残部和张献忠部队。
豪格率大军到达西安后，随即发兵猛攻大顺军余部。平定陕西后，他又率军自陕西入四川，在百丈关接受张献忠部将刘进忠的投降。然后，豪格在刘进忠引导下突入张献忠驻地西充。就是张献忠这样一个人见人怕的嗜血魔头，豪格清军一到，箭矢嗖然，一箭就把张献忠射个透心凉。此后，豪格乘胜前进，基本平定了四川。
但是，当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回到北京后，立下如此军功，迎接他的不是论功行赏的官员，却是多尔衮派出的审讯人员。
三月四日，多尔衮以“谋立豪格”为中心罪名，翻出旧案，在惩处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和镶蓝旗大臣之后，开始公开宣布豪格罪状:劳民伤财征讨四川已有两年，地方却并全部平定；对随征将领冒功之事不予处理，隐瞒败报；屡教不改，无引咎自责之心，等等……
于是，多尔衮主持下的诸王大臣召开会议讨论豪格案件，为豪格定罪。既然有多尔衮主持，豪格的罪行最终很快定论下来：其罪应死！
多尔衮下手很快，他先将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人处决，罪名是 “附王为乱”。
当时，小皇帝顺治怕哥哥被杀，又亲自出面向多尔衮求情，甚至在宫内涕泣不食，衰求摄政王不要杀其兄长。为此，豪格性命暂时得以保全。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多尔衮下令，将豪格圈禁于监狱大墙之内。而豪格呢，本来性格就属于暴躁卤莽类型，眼看自己立了这么大的战功还被幽囚，他再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就趁看守不备，夜间找根裤带把自己给吊死在房梁上。还好，也省得多尔衮派人动手了。
豪格之死，其实对多尔衮也没有多大好处。作为入关后身经百战、劳苦功高的宗室大将，豪格在满洲贵族中的威望颇高。而且，当时他在表面上已经向多尔衮俯首，出征川陕前，曾当众跪于多尔衮马前。按理说，多尔衮不应该对他死下毒手。
多尔衮幽杀豪格之后，尽夺其家财，甚至把豪格的王妃也弄到了自己家中充任妾侍。这种行为，确实使得不少满洲贵族暗中切齿不已。
对顺治皇帝的兄长如此薄情，多尔衮对自己的同母弟豫王多铎就好得不行，没有原则地多加封赏。扳倒济尔哈朗之后，顺治四年，多尔衮把亲弟弟多铎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这种做法，更加令人侧目。
自忖对清朝有再造大功，多尔衮逐渐对于“摄政王”这个头衔也不满足起来。但是，真正要篡逆称帝，多尔衮当时还没有那种勇气和胆量，毕竟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平定，满洲内部暗中反对自己的声言也太多。以，多尔衮首先着手的，就是想先过“太上皇”的瘾。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礼亲王代善去世。代善死去后，多尔衮心目中又少了一个重量级制约者。很快，多尔衮便自称“皇父摄政王”。
别看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而后又变成了“皇父摄政王”，似乎在文字上都是小变化，但在朝野时人眼中，却意义非凡。
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乃是由顺治皇帝加封、部院诸大臣集议的结果。可后来根据郑亲王济尔哈朗揭发，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乃其自封：
“（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年初，顺治皇帝在致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还将多尔衮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而清朝使臣同时递交的多尔衮致朝鲜国王诏书中，却自称“皇父摄政王”。
当时，朝鲜君臣对此事有一段对话。国王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大臣金自点答道:“臣问过来使（清使），他回答说:‘今去‘叔’字，凡朝贺之事，可与皇帝一体’。”大臣郑太和也接着说:“敕中虽无此语，似乎是已为‘太上’了。”朝鲜国王则马上得出结论:“清国这是有两个皇帝啊！”（据朝鲜《李朝实录》）
不过，多尔衮想当“皇父摄政王”（太上皇）的时机似乎很不顺利。顺治五年，清朝国内大事频发。
在中国南方，接连发生了降将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他们纷纷打出反清的旗帜，拥立南明政权。所有这些，让先前投降清朝的明朝降将姜瓌十分心动。在大同城内，他也开始躁动和不安起来。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瓌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姜瓌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此时，阿济格等人得知消息后，更加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瓌之意。
姜瓌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大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南明的永历朝表明心迹。
于是，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反清。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瓌，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瓌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惧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瓌“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瓌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瓌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但是，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瓌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瓌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瓌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瓌。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瓌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瓌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瓌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多尔衮主持下的清军杀人最多，在国内屠戮人口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多尔衮统治下当时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山西虽然平定，亲弟多铎却因天花而死，一时间多尔衮意气极度消沉，开始沉湎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