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芳夏花了六年时间翻译《三国演义》，精装本两部合计1752 页。德国媒体期待那是“某种逆向潮流的征兆，来结束140 字的碎片阅读时代”。（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
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言近旨远。于我而言，一如优雅的化身。
——尹芳夏
为翻译《三国演义》，德国翻译家尹芳夏（Eva Schestag）在苏黎世的罗仁译者之家待过四五个月。译者之家被德媒誉为“苏黎世高地上的巴别塔”，窗外就是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美景，但对尹芳夏而言，“在那里生活，似乎像一个僧侣”。
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译为德语非常艰难，《红楼梦》和《西游记》全译分别耗费29年和17年，《水浒传》正在重译。而在S·费舍尔出版社的规划中，德语版《三国演义》是一部“重量级出版物”：如果把书比做建筑物，那《三国演义》就是一座音乐大厅。
尹芳夏总共花了六年时间翻译《三国演义》，精装本两部合计1752页。德国媒体期待：“两本容量均超过800页的作品找到它的读者，也许是某种逆向潮流的征兆，来结束140字的碎片阅读时代。”
三国故事在东亚影响深远，德语世界却未必。尹芳夏形容，德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仿佛追剧，“需要些耐心和时间弄懂它究竟在讲怎样一个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曹性一箭射中夏侯惇左眼，后者急急拔箭，没想到一下带出了眼珠，遂一口吃掉，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再往后一回，可以读到刘安，这猎户没有野味招待刘备，就杀死妻子供食。
因被此类残酷描写震撼，德媒《世界报》评价：“读这本书，就像在读《尼伯龙根之歌》和《指环王》。比起《三国演义》，《权力的游戏》只能算小儿科。”但尹芳夏看到了小说的另一面：“罗贯中总能用一种克制或自若的笔法来保持行文的一贯性。”
翻译《三国演义》要跨越更多文化和时代的差异。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被小说演绎得颇为神秘，小说102回中提及的制作方法寥寥数语，相当晦涩。譬如，“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中的“孔”字，在德语中对应“洞口”一词，直译会令人摸不着头脑。无奈，尹芳夏准备放弃翻译那段文字，而以注释说明。她的编辑瓦辛格却在德国的工作室中模拟出了制作流程。经此实践，他们明白了，文中的“孔”在技术层面其实指轴承，或是生物学中的关节。
尹芳夏常要回答“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是谁”，提问者列举了关羽、赵云、刘备、曹操等重要人物，唯独没有诸葛亮。她后来发现，对方不问诸葛亮，是基于一个文字游戏：“他们觉得诸葛亮是神，不是人。”她对诸葛亮有种认同感，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态度“跟老庄哲学更加契合”。
尹芳夏生于1960年代，当时德国的汉学系学生处境并不好，纷纷转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转机，大量中国文学被译为德语。尹芳夏爱上了古雅的文言文，先后在慕尼黑、南京和苏黎世学习中文。
进入21世纪，在德语世界，汉学系毕业的汉学家一直是翻译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一些读者批评，有的作品译成德语后太“中国化了”。“汉学家式的德语”反映了一个问题：为德语读者翻译汉语，会比翻译英语和法语更难吗？或者说，汉学家的德语就更糟吗？
尹芳夏则认为，“英语的语言技能”也对德语翻译有帮助。翻译《三国演义》期间，她还是法院授权的宣誓翻译和公证翻译，两者分别侧重口译和笔译，而法律翻译更要求措辞的严谨性。用这部分报酬，她足以为自己支付房租。
2017年10月13日，尹芳夏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介绍了自己的德译《三国演义》，并接受南方周末的专访。
罗仁译者之家被誉为“苏黎世高地上的巴别塔”，窗外就是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美景，但对尹芳夏而言，“在那里生活，似乎像一个僧侣”。（译者之家供图/图）
诸葛亮没能从宿命中解脱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诸葛亮是人格化的神还是人？
尹芳夏：诸葛亮本是隐士，与世隔绝，饱读诗书，却没有迂腐的书卷气。他登场时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说话声从四轮小车那里传来时，读者马上知道，这位蜀国军师正端坐于此，羽扇纶巾，身着黑袍，这种典型形象贯穿于小说。他总是穿着道袍登场，这并不是一点讽刺性也没有（注：指儒家和道家都想把诸葛亮引为自己的代表）。诸葛军师聪明而有远见，如果没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怕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蜀国领袖。但是他会犯错，也没能从宿命中解脱，最终也像任何人一样要面对死亡。尽管如此，当我们读到赤壁之战这样的宏伟史诗时，还会因他的天才而拍案叫绝。
南方周末：那曹操和刘备分别代表什么？
尹芳夏：《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不只是简单的对手关系，还体现两个完全相反的道德类型。曹操首先以篡权者形象登场，他肆无忌惮，残酷而迷恋权术；而刘备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人，是谦逊、人道和忠厚的，有责任感和同情心。不过，这些邪恶和善良的寓言在行文中将变得支离破碎，甚至自我矛盾。曹操不只是“奸”，他也有智谋，敏感令他成为一个好诗人。他对敌人以敬、以宽，在战事中也显示出坚强和勇敢。与之相比，刘备未免弱些，太依赖他的智囊团。他老哭，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的百姓之上，最终导致了汉室衰落。在刘备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就当时而言“过时”的儒家世界；而曹操，借着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浪潮，成为了一个“暴发户”。
南方周末：你和瓦辛格怎样合作？
尹芳夏：翻译到第五年，我完成了全部120回的第一稿翻译。2016年我开始把自己的译文从头到尾再过一遍。这个阶段，S·费舍尔出版社的瓦辛格被委托审校这本书。瓦辛格曾在翰思出版集团跟世界古典文学打了30年交道，他自己也会把法语译为德语。阅读《三国演义》变成任务，他就得批判性地审读。为了让大众看得懂，我从第一章开始加注脚。我给瓦辛格一章又一章地发过去，他读后又回传给我，在译文上加了很多批注。我们在电话中谈到个别细节，例如小说里有大量对话，中文总是以“曰”字开始，德语中你很难想象通篇只用一个“说”字。所以我们统一了对话形式，采用戏剧剧本的方法，人名后就是要说的话，中文的“曰”就用德语的冒号和双引号代替，这样更生动。在对话的语言方面，我还在柏林的文学研讨会上跟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格努森一起讨论过。
南方周末：你怎么比较《三国演义》和《权力的游戏》？
尹芳夏：比较《三国演义》和现代电视剧集，我觉得有趣。《三国演义》是演义小说，采用章回体形式，本身就很“接地气”。丰富的故事桥段，平行讲述的几条剧情线以及海量出场人物，和追剧很像，需要些耐心和时间弄懂它究竟在讲怎样一个故事。《三国演义》的一回又一回，就像一集又一集电视剧，都有自己的戏剧冲突，总以悬念结尾。
“他们当然不想出版 一本硕士论文”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认为，《三国演义》的语言之于现代汉语，就像拉丁语之于意大利语？
尹芳夏：拉丁语曾是一种类似文言文的书面语。对今天只说普通话的中国人而言，古代汉语这种书面语，或多或少就像意大利人对拉丁语的感觉。两种情况都涉及同一种语言的早期阶段：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言近旨远。
南方周末：如何用德语翻译你在《三国演义》里读到的美感？
尹芳夏：翻译的难度在于，面对大量人名地名时，德语只有寥寥无几的字母可供支配。不懂汉语拼音的德语读者不会知道，同样的拼音背后可能是不同汉字。这肯定让人头晕，我在每页的脚注和书尾的附录中加以针对性的提醒和说明。我把名字“改写”成拼音，从未想过要“翻译”成德语：其一，上千名字不可能都找到合适的翻译；其二，翻译人名可能会不恰当地把复杂的角色简单化了。
原文有一系列行文和语言结构，在德语翻译时可以很好地采纳并保持下来。文言文简洁，在德语中也可以采用排比、对偶和首语反复的修辞手法。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的隐喻手法，我也试着在德语中使用，只要它不让德语读者觉得过分陌生。
南方周末：你会参考其他译本吗？
尹芳夏：我翻译《三国演义》，是直接从汉语原文入手的。只有从2016年的修订阶段起，我才读了几个其他译本：1925年英国人邓罗的，21世纪初美国人罗慕士的（注：初版于1991年），以及2017年最新的由罗纳德·伊弗森审订的版本（注：由虞苏美英译），另外还有两个法语译本。非常有帮助的是巴黎友丰出版社的法译本，译者孙超英（Chaoying Durand-Sun，音译）是华裔，书中有一幅关于三国的彩色活页地图。
南方周末：翻译《三国演义》，你如何兼顾“文学化”和“汉学专业化”？
尹芳夏：对我而言，翻译时并不存在用“文学化”代替“汉学化”。无论是汉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般读者，都是我译文的目标读者。不得不承认，兼顾两者让我好像在钢索上行走。对于由学术出版社经手的译本，许多问题可以被转移到脚注或附录中解决。这种方法对文学出版物是不可行的，所以历史的隐喻必须继续在行文中流淌。作为小说译者，当然要忠实于原著，但同时得讲一个投射现实，同样让德语读者激动的故事。S·费舍尔出版社当然不想出版一本硕士论文，他们要的是世界文学。
在阿尔卑斯山上翻译三国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想在“罗仁译者之家”翻译《三国演义》？
尹芳夏：译者之家位于苏黎世的高地上，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到译者之家都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为了翻译《三国演义》，我去了两三次。每个去那里的译者都能拥有一个简约但功能齐全的房间，从窗户向外看，是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壮丽景色。只要译者拿到一份合适的文学翻译合同，就能在译者之家住上几周或三个月，掏一丁点钱，在修道院式的隐居生活中从事翻译工作。跟其他译者交流，或者到瑞士的高山牧场、林间与草地徒步，是对工作很好的补偿。
南方周末：你因什么契机翻译《三国演义》？
尹芳夏：S·费舍尔出版社国际文学部的主任在2006年和我认识，当时我们两人都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任教。出版社之前推出了《中国经典文集》这套书，也计划新译古典小说。那套书要求在2009年出版，那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时间太紧了。于是，《三国演义》的德语新译成了一个后续项目（注：文集共四卷，尹芳夏主编了头两卷，自己也重译了孔子、庄子及诗人寒山的作品）。
S·费舍尔出版社的项目主管汉·约尔根·巴尔姆斯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跟我们普通的建筑项目相比，《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大厅。”在一个大出版社手中，这样的重量级出版物自然不会毫无缘故地推迟出版。当然，翻译这本书究竟要多久，是很难事先就讲清楚的。好像在2015年的某个时刻，我们有信心了，便把目光投向2017年早春。
南方周末：你曾对德语媒体说，德国读者能由这本书观察中国的历史变迁。具体怎样观察？
尹芳夏：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些样板是很清楚的，有规律性地重复。通过这样的历史样板，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及它的人民。《三国演义》德译本的开篇，也刻画了这样的一个样板：故事教给我们，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人说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爱不释手，也许是因为这本小说表明，并不一定是占有更多军备或士兵的力量取得战争胜利，而是那些运筹帷幄的人，他们善用兵法，拥有最勇武的将领。
（金美玲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