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苏州地区的私家藏书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南部独特的藏书文化。
回溯苏州地区私家藏书的兴盛衰败史，不能不先从“常熟派”说起；谈“常熟派”，又不能不先谈“万卷楼藏书主人”和赵氏父子。作者为藏书研究的专家，且听他一路说下来。在中国藏书史上，常熟虞山一派藏书家异军突起，当始于16世纪中叶前后，时系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嘉靖以前的常熟历史上，虽然至少已有40余位有其名的藏书家，但是他们在整个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显得并不十分重要。
随着明前期江南经济的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达，江浙两地的文风、学风日趋昌盛，常熟一地的私家藏书也因此而蔚然成风。嘉靖元年所立的《常熟县儒学义田碑记》曾说：
“惟兹常熟，入国朝为畿辅之邑，号称多士。文章德业，彬彬然与上国齿。”
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也说：“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书极称一时风尚。……万历以后私家藏书，当以海虞为最盛。赵琦美之脉望馆、钱谦益之绛云楼、以及毛晋之汲古阁，均以藏书雄视于东南。”
关于这一时期常熟的藏书情况，前人有如下论述，对于认识虞山派藏书家的崛起有所启迪：藏书家首重藏书家，盖其考证板刻源流、校订古今同异，及夫写录、图画、装潢、藏庋，自五川杨氏以后，若脉望、绛云、汲古及冯氏一家兄弟叔侄，沿流溯源，踵华增盛，广购精求，博考详校。所谓“读书者之藏书”者，惟此诸家足以当之。故通人学士于百数十年后得其遗籍，争相夸尚，良有以也。（章钰《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周星诒题记）
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乾嘉之际，有张月霄爱日精庐、陈子准稽瑞楼，近今犹有瞿子雍铁琴铜剑楼。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叶德辉《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
可见要考察常熟藏书地位的历史变化，杨、赵两家的藏书事迹不能不先予以特别的注意。
万卷楼藏书主人杨仪
杨仪（字梦羽，号五川，1488—？），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礼部等郎中，擢升山东副史。后称病辞官归乡，以读书著述为务，并致力于宋元旧本的收藏和文物古董的鉴赏。其《初归》词云：
万卷楼前，百花径里，年来草色荒芜。
天涯客子，归梦久模糊。
猿鹤惊猜已甚，故山遂千里归途。
念少日烟霞，色相落魄，带经锄。
人生何自苦？风波凶恶，岁月奔徂。
笑侯门稚子，惊问征夫，惟有下机山妇。
应私讶贫似当初，览囊中虎符龙敕，犹恐事无虚。
词中“万卷楼”在常熟虞山镇迎恩桥东北原忠胜巷杨宅内，“七桧山房”为杨氏书房名。
杨仪生平著述有《南宫集》10卷、《格物通考》20卷、《高坡异纂》3卷、《明良记》4卷（附《保孤记》1卷），撰有《螭头密语》、《垄起杂事》等笔记，辑有《骊珠随录》5卷，编有《七桧山房古虞文录》2卷、《文章表录》1卷等。
杨氏钞书用纸的版心位置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或“万卷楼杂录”字样，如晋代郭璞注本《穆天子传》6卷，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和《北堂书钞》等，均是“杨钞”的代表之作。杨仪去世的准确年份已失考，但至少在嘉靖二十七年（1558年）尚在世，时年他七十一岁。是年，他曾为手钞宋人笔记《珩璜新论》一书题跋。其藏书用印则有“杨氏梦羽”、“华阴世家”、“海虞杨仪梦羽图书”、“吴郡杨仪梦羽收藏图书之记”等朱文印。
杨仪去世以后，他的藏书精本为其外甥、松江华亭（今上海）藏书家莫是龙（字云卿、廷韩，号秋水、后明，1537—1587年）得到，收藏在莫氏“城南精舍”之中。黄丕烈作诗咏其事云：“七桧山房万卷楼，杨家书籍莫家收。”杨氏万卷楼其余遗书则为杨家仆佣、亲友悄悄窃去，逐渐散失于江南地界。江阴文人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1505—1593年）在其晚年所著的《戒庵漫笔》卷五中，详细地记述了杨家藏书的结局，并寄慨于膏粱子弟之未能珍惜父辈心血。
清代常熟藏书家、虞山派诗人冯班（字定远，号钝吟居士，1602—1671年）就曾得到一些杨氏旧藏之本。他在《钝吟杂录》一书中评论说：俗人读书不多，好以意改古书。如邑人五川杨仪，号为多读书名士也，得其“万卷楼”所藏书，雌黄处皆不足据，他人可知矣。
杨仪的藏书、钞书爱好，对于虞山派家风尚的成型有直接的影响。孙庆增在《藏书纪要》“钞录”篇中，在介绍到明人钞本时，“杨钞”即是其中地位十分重要的一家。而精心钞录秘籍，是明清以来藏书家所普遍看重的一种增益藏本的方式。
另一方面，杨家旧藏之本流传后世，如钱曾、莫是龙递藏之杨钞本《珩璜新论》，以及万卷楼旧藏宋刻本《愧郯录》，七桧山房钞本《支遁集》和《李义山诗集》等，颇为清代以来的藏书家所青睐。
黄丕烈（1763—1825年）在跋所得杨氏旧藏钞本《蓬窗类记》2卷中有语云：“道光辛巳（1821年），在郡中方有修志之举，思广收遗籍以助多寡。适估人以钞本各种相示，惟此册最旧，因购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得也，向为杨五川所藏，尤足珍重云”。
赵用贤、赵琦美父子
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宇，1535—1596年），隆庆年间进士。万历五年（1577年），曾因弹劾张居正被杖归里以后，遂居家以校勘自任。复官后，官至吏部侍郎、侍读学士。旧居九万圩，以松石斋名室，著作有《松石斋集》（文30卷，诗6卷，1618年刊行）。他先后汇校诸本，重刊《管子》24卷、《韩非子》20卷行世。后来再次任职以后，他又刊行过南北两《齐书》、《陈书》、《周书》和《玉海》等。
松石斋藏书2000余种，逾万册，行世有《赵定宇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登录所藏经书、史书、子书、类书、理乐书、文集、小说、笔记、佛道、词、小学、术家、医家等3000余种，其中宋板大字之书就有《史记》、前后《汉书》、《东坡集》等50余种，元板书有麻沙板《五代史》、《通鉴纪事本末》等30余种。所附录《稗统》是一部晚明以前的大型笔记小说丛集，后世却未再见著录，可能早已失传。
其子赵琦美（字玄度、元度，号清常道人，1563—1624年）以荫曾官刑部郎中，好古有其父之风。他多方购求，百计借钞，藏而能读。据说每过苏州。必向书摊觅书一遍。对于藏本，或题识，或勘误，或雠校 ，改讹增脱，念兹在兹。
钱谦益在《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中说他“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铨次，以待后之学者”，“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钱曾则说：玄度藏书一生，二酉五车，联架塞屋，临老忽发无书之叹。非无书也，即挂一漏万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一言，赠世之藏书家哆然自足者。
赵琦美一生藏书多至5000余种，2万余册，编纂有《脉望馆书目》。是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妆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未设类）”为序，分类藏书，并类名下用小字标明庋藏处所，如：（1）“天字号”经部书籍（经书总类、易经、尚书、毛诗），藏于“后书房西间朝西大橱”；（2）“玄字号”史部书籍（正史类）和“黄字号”史部书籍（杂史、职官、起居注），藏于“后书房西间朝东大橱”；（3）“地字号”经部书籍（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仪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藏于“后书房西间朝东红橱”；（4）“宙字号”史部书籍（总志、河、南直），藏于“前厅后东两面橱，朝东”，等等。
统计“岁字号”和“律字号”两大类中所著录的旧板书，可得经类32种，子类12种，集类45种，此外尚有小学、医书、佛家书、仙家书20余种。由此可见赵氏一生增益宋元旧板之多。
如今，展阅《脉望馆书目》（卷首称“脉望馆书橱字号总目”）原注，则当日赵氏藏书的实际布局宛然在目。大抵庋置处所有后书房正间屋和东、西两间屋以及西厢房，前厅和前厅书房六处；书橱则有大橱、花橱、红色橱、黄色橱和黑色橱、两面橱、四扇门橱多种款式。
有意思的是，《脉望馆书目》与《赵定宇书目》都是从“天字号”开篇的，不过两部书目的实际部类有所不同，《脉望馆书目》的目录学水平显然要高出后者许多。此外，《脉望馆书目》以“余字号”著录“不全旧宋元板书”，得经部11种，史部以下近百种，此举首开了后世藏书家著录宋元残本的先例，对于考据历代传承的图书遗产大有裨益。
顷考《脉望馆书目》卷末“吕字号”内有《续增书目》并原注，可知全套书目编定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9月之前。因为在当年9月26日增录了一批大约76种书籍于此，这批书籍未能再按经、史、子、集的体系分类补入该目；11月12日又增录了14种由其两儿在常州带回家的书籍；8天后，又有人带回9种书籍，于是再补于其后。
《脉望馆书目》传本的时限大致截止于此，后辗转为清代吴县藏书家贝墉（字既勤，号简香、定甫，1780—1864年）所得，钞本卷首有“贝墉所藏”，卷尾有“平江贝墉珍藏秘书印”可证。随后经孙毓修、郑振铎递藏，现归北京图书馆。
由此推断，如今尚存于虞山镇南赵弄的脉望馆遗存建筑三间书厅，可能就是当年赵清常珍藏书籍的“后书房”。现存该建筑为坐北朝南的硬山顶，明间作抬梁造，大小井尚存。1982年11月公布为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又立项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曹培根兄经过多次现场考察以后所写的《脉望馆考》（见《文献史料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赵氏两代藏书、尤其是赵家故宅遗址的考证颇为翔实。他说：藏书楼原在今江苏常熟市程家巷，即望仙桥畔，临流老屋名松石斋。当时常熟知县王鈇为御倭计，将城址西移，扩筑新城。于是用贤择城内西南隅西泾岸百叶街旁购地筑宅，自此百叶街改称南赵弄至今。赵琦美将书楼名之为“脉望馆”，取意于《仙经》：“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楼址在今九万圩，即常熟市城区南赵弄10号。今大厅之东有宛香书屋及匾额，完整尚存。书屋东之东厅，昔有园亭池馆，惜毁于太平天国时。
据文献记载并赵氏后人赵正平教授见告，赵用贤宅原东起西泾岸，西抵金李庵桥北堍。原有轴线三组，今东、西轴线之建筑已毁。现存为中轴线上一组建筑，计有三进……中轴线的东侧，靠大厅，有书厅三间，为脉望馆。此屋前后露明，宽敞明亮，便于贮书读书。今靠南隔扇俱全，惟脉望馆匾额于1966年后被毁。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赵琦美曾借得焦竑所藏《东皋子集》录副。遂有安徽梅鼎祚约其与焦家主人共缔“钞书会”，以三年为一集，互钞异书。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他在北京开始抄录、校阅所见所藏各本杂剧，并作题识，篡辑为《古今杂剧》242种。该丛书辗转传世三百年、历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传藏以后，卒经现代文献家郑振铎先生之手，归藏于北京图书馆。赵琦美还先后以“脉望馆”名义，刊有段成式《酉阳杂俎》30卷等行世。据不完全统计，赵氏所刊书多达36种，126卷。
赵氏父子的校刊活动，对于虞山派藏书家校刊传统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钱曾《读书敏求记》中涉及脉望馆钞本者不少，如《毛诗要义》40卷有“赵清常从阁本钞录，其中脱简仍如之”，《乾坤宝典》12卷有“脉望馆录本，清常道人校过”、《丹溪手镜》2卷有“此为清常手校本……未知清常从何本是正，其校书可谓专勤矣”等等。
“藏书者之藏书”与“读书者之藏书”
赵琦美的藏书活动首开了常熟藏书家“藏书者之藏书”的风气，这与随后继起的绛云楼藏书主人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东涧，1582—1665年）之“读书者之藏书”，汲古阁主人毛晋（字子晋，1599—1659年）之“售书者之藏书”两派，鼎足而三，各领风骚数百年。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五卷》一则尝云：
清常道人跋云：“岁已亥（1599年），览吴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阳伽蓝记》，读末数字，辄龃龉不可句。因购得陈锡九、秦酉岩、顾宁宇、孙兰公四家钞本，改其伪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脱者三百廿字。丙午（1606年）又得旧刻本，校于燕山龙骧邸中，复改正五十余字。凡历八载，始为完善。”
清常言校雠之难如此。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
其实无论是赵氏“藏书者之藏书”，还是钱氏“读书者之藏书”，或者是毛氏“售书者之藏书”，他们的一个殊途同归之处，就是对宋元旧本的共同珍爱和对古籍钞本的一致追求，这其间又以钱氏绛云楼藏书集其大成。
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家的收藏爱好，极其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藏书界嗜藏宋元旧版书籍和偏爱明清精钞本书籍的风气。清代常熟藏书家张金吾在其《爱日精庐藏书志》的例言中就声明：
“是编所载，止取宋元旧椠及钞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其习见之书概不登载。”
叶德辉说：“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他在《书林清话》卷十中说：
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制，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如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
同时，在明清以来“最为藏书家所秘宝”的十三家钞本中，有“杨钞”（常熟杨仪七桧山房钞本）、“秦钞”（常熟秦四麟致爽阁钞本）、“毛钞”（常熟毛晋汲古阁钞本）、“冯钞”（常熟冯舒、冯班、冯知十兄弟钞本）和“钱钞”（常熟钱谦益绛云楼钞本、钱曾述古堂钞本、钱谦贞竹深堂钞本）（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卷十，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91页、254—276页）常熟一地藏书家占其五家，可谓彬彬盛矣。
因此，苏州藏书家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1830—1890年）在辑刊《滂喜斋丛书》时，序所刊常熟藏书家陈揆（字子准，1780—1825年）《稽瑞楼书目》云：
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两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钞，亦始于钱氏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
这其中钱氏遵王之藏书爱好受钱谦益影响，已史有明文。如简秀娟在《钱谦益藏书研究》（台北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版）中所述：
“谦益影响了遵王自幼读书之法、收藏观念与聚书征集方向，遵王‘佞宋’、撰《读书敏求记》开赏鉴书志之先河，与谦益提倡古版、精于辨识，亦未始无渊源。而绛云灾后，谦益所余，几尽归遵王，更使之一时为吴中之冠，造就了遵王对后世的影响与贡献。”
而毛晋（字子晋，1599—1659年）壮年从游于钱谦益，在藏书、刻书活动方面得绛云楼主人之益亦非浅鲜。毛氏曾高悬赏格求购宋本和旧钞：
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
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
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汲古阁藏书84000余册，其中多得宋元之本，这得益于毛氏的悬赏搜求和高价收购。
《藏书纪要》与“虞山（常熟）派”藏书
从中国文献史上来看，无论是：“藏书者之藏书”，还是“读书者之藏书”；也无论是“宋椠”派，还是“精钞”派，常熟藏书家总体体现出来的藏书旨趣和人文爱好，与同时期的浙东藏书家是迥然有别的。
清初常熟上善堂藏书主人孙庆增（字从添，号石芝，1692—1767年）的《藏书纪要》，分为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篇，恰就是对虞山（常熟）派藏书家经验的系统总结，应予重视；而浙东山阴（今绍兴）藏书家祁承*（字尔光，号夷度、旷翁，1563—1628年）的《澹生堂藏书约》，不妨认为代表了浙东派藏书的系统意见。
试比较孙、祁两人有关四部书籍的言论，孙氏建议每位藏书家都应该编纂一份《宋元刻本、钞本目录》。
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宋刻本书籍传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宝。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过而又不全者，皆当珍重之……书籍首重经、史，其次子、集。（孙庆增《藏书纪要》）
古人经济之易见者，莫备于史。夫执经术以经世，自汉而下，何可多得？……故尊经尚矣，就三部而权之，则子与集缓而史为急；就史而权之，则霸史、杂史缓而正史为急。（祁承*《澹生堂藏书约》）
民国年间的著名古籍校雠家章钰（字式之，晚号霜根老人，1865—1937年），历时廿年汇集28种本子致力于校刊《读书敏求记》，成《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一书时，篇幅竟增至钱氏原著的四倍。其中转录清代河南藏书家周星诒所校《读书敏求记》题记中语即有“藏书家首重常熟派”之说。
当代知名学者黄裳在《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中也认为：
藏书的确有流派，明清之际出现的虞山（常熟）派与浙东派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而又恰恰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
虞山派的代表是钱谦益，及他的族孙钱遵王，还有毛子晋和季沧苇，都是很有名的藏书家，他们讲究收藏宋元的抄本、稿本。
浙东派就完全不同了。宁波的天一阁是最有代表性的。要论宋元抄稿本，天一阁几乎没有；它所注重的是当代史料、地方志和登科录等。还有桐乡汪氏的古香楼和裘杼楼，也属浙东派。他们虽然也收宋元的本子，却特别重视收藏明人集部。我有《裘杼楼书目》，它将明人文集按朝代编目，从洪武到崇祯，每朝都有文集，可见收集之勤。这种突出的“贱古贵今”的倾向，与浙东的史学渊源很有关系。
对此，曹培根先生曾经从收藏志趣、收藏内容、藏用原则三个方面进行过专题研究，他收录在《文献史料论丛》一书中的《古代藏书流派概论》，对于虞山派藏书家与浙东派藏书家的异同所作的比较研究多有创见。在同书收录的《常熟文献史地位概论》一文中，他专有《虞山派收藏传统》一节，指出：“虞山派的收藏特色是，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认为“虞山派与浙东派，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反映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志趣和收藏观”。
而南京师范大学的江庆柏先生则在《近代江苏藏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六章《近代苏州地区藏书》中，列述了《翁同*藏书》、《徐兆玮与虹隐楼藏书》、《丁祖荫与湘素楼藏书》和《瞿启甲与铁琴铜剑楼藏书》四个专篇，以及过去事迹少为人知的常熟庞锺璐铜鼓斋、曾之撰明瑟山庄、沈煦孙师米斋、沈养孙希任斋和顾保*小石山房藏书的概况。对于虞山派藏书的流风遗韵，颇多阐发。
如今，我国藏书史学界对于以范氏天一阁为代表的浙东派藏书研究颇为重视，先后有《浙江藏书家和藏书楼》《书城琐记》《天一阁论丛》和《历代名人与天一阁》等著作问世，它们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相比之下，我们理应对以钱氏绛云楼等为代表的常熟派（或称“虞山派”）藏书加紧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恢弘中国藏书文化传统的香火，高扬常熟这个“藏书之乡”的历史声名。听说常熟市文化局曾经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研究常熟藏书与文化的高水平论文，准备在上海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并召开有关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我们深望这一弘扬文化的盛举早日践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