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女人切除肝脏，移植了救妈妈的60%，推迟了结婚日期]
新疆网络新闻(记者黄文妍实习祥云报道)29岁的刘晓娜决定和男朋友恋爱13年。决定今年春节结婚的她为了治疗患有胆汁性肝硬化的母亲，推迟了结婚日期，为母亲移植了60%左右的肝脏。
住院3个月没有 等到匹配的肝源
“阿姨去年一直感觉浑身没劲，恶心，后来在奎屯市那边医院住了几次院，也只是查出黄疸过高。”1月26日，在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肝脏移植科病房外，刘晓娜的未婚夫丁军义说。
去年10月初，刘晓娜的母亲丁新芝开始出现昏迷。
家人赶忙将丁新芝转至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3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她被确诊为：胆汁性肝硬化，必须进行肝移植。
“害怕他们在海南打工时担心，我前面一直瞒着没说。”丁新芝说，去年10月中旬，晓娜在和母亲通电话时，偶然听到了母亲与医生的谈话，得知了母亲的病情。
6岁时父母离异，晓娜是丁新芝拉扯大的，在得知母亲生病2天后，刘晓娜从海南回到了乌鲁木齐。
3个月的住院等待中，一直没有合适的肝脏，而丁新芝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医生邰沁文说，如果丁新芝再不接受肝脏移植，会因肝脏衰竭而死亡。
未婚夫反对：担心晓娜的身体
去年12月，丁军义也回到了乌市，刘晓娜提出想给母亲捐献肝脏。她觉得母亲一个人将她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母亲生病了，她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母亲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割”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给母亲。
29岁正是一个女孩花一样的年华，也是刘晓娜的事业上升期，但她在选择是否捐肝时丝毫没有犹豫，甚至和未婚夫丁军义提出结束13年的感情，“我不想拖累他。”
“刚开始因为对肝脏移植了解不多，也主要考虑到晓娜的身体，我挺反对的。”后面的两个星期里，丁军义通过在网上查询、向医生咨询、查看书籍等，对肝脏移植有了深入的了解。医生也告诉他们，肝脏再生功能比较强，刘晓娜为母亲“割”去60%左右的肝脏后，只要度过入院、手术到出院这段围手术期，后期生活、工作、怀孕等都不会影响，而且手术后一年，肝脏会再生到原来肝脏的90%左右。
看到晓娜救母心切，丁军义瞒着家人，最终同意了她的选择。
“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治他们。”刘晓娜说，婚期推迟了可以下次举行，但母亲的生命只有一次。
母亲反对：宁可不治病也不用女儿的肝
然而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丁新芝知道女儿要为自己移植肝脏时，极力反对，宁可不治病也不愿意用女儿的肝。“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女儿能够幸福、开心。我已经51岁了，而她还年轻，把肝脏切给了我，她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经过1个多月的劝说和准备，在全家人“连哄带骗”下，丁新芝才改变了态度。
1月21日早晨7时许，母女俩被分别推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外等待了11个小时的丁军义，在得知手术顺利完成的那一瞬间，已泪流满面。
“和晓娜相识、相知、相恋，一起走过了13年。她是个善良、乐观、孝顺的好女孩，我会用一生去珍惜她。”手术后半年内，刘晓娜都需要照顾，丁军义说，“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过段时间她们出院了，我就在乌市找份工作，多挣些钱，好维持她们后期的治疗。”丁军义说，这次手术共花费20多万元，钱都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
为母亲捐了肝的刘晓娜现在觉得很满足，她说母亲的健康就是给她最好的新年礼物。
2、【好嫂子一肩挑两家 十几年如一日】
本报讯 二十年前，24岁的魏素梅嫁给了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张寨村的郑书印。那时她以为，疼爱丈夫，孝敬公公，照顾孩子，就是婚姻生活中爱的全部。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岁月中，她付出的爱远远超过了这个界限。
照料两家 十几年如一日
1999年，丈夫的弟弟郑东印在工地上出了事故，失去了自理能力。自那时起，魏素梅有空就帮着弟媳照看孩子、收拾家务。几年之后，不堪生活重压的弟媳离家远走，留下了卧病在床的东印和9岁、7岁、3岁三个孩子。
准备出去打工的魏素梅撕掉了服装厂的录取通知，承担起照顾弟弟一家的重任。邻居们经常看到她行色匆匆，两家间一天来回十几趟。每到该做饭时，她总是先到东印家做饭，打发病人和孩子们吃过了才回自己家；买米面肉菜，不忘先到东印家里送一份；每到星期天，帮助孩子们洗头洗衣服；大人孩子病了，她拉上就往医院跑。59岁的邻居郑祥军说，这些事情说起来不惊人，但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就很不容易了，难得的是这份坚持。
守护尊严 呵护孩子梦想
东印家丧失了经济来源，几个孩子上学难免有些开销，素梅总是让丈夫把钱交给弟弟，孩子们没钱了直接管爸爸要，让孩子们觉得爸爸可以依靠。一年四季，素梅给孩子们及时添置需要的衣物，“尽量让他们感觉和别的孩子一样。”侄女开学，她把被子打好包陪着送到学校；学校让家长送什么东西，素梅不管多忙也从没耽搁过；三个孩子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楚，买不起蛋糕总要给孩子煮个鸡蛋。
侄女青青在班里常考第一，梦想是考上清华。爸爸截肢后，青青痛哭一场，想辍学打工，素梅得知后坚决制止：你只管安心学习，挣钱是大人的事情，只要伯伯伯母有吃的，就不会让你们一家饿着！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因为素梅忙于照顾几个侄子、侄女，素梅的女儿、19岁的丹丹从小就学会了自己洗衣做饭，还不忘把叔叔家的衣服抱过来一起洗。叔叔住院时，丹丹心疼妈妈辛苦，主动请缨到医院里替换妈妈，一呆就是一星期。侄子侄女也很懂事，有空就帮伯母干活，伯母下地他们会烧水送到地头，捡了柴火先抱到伯母家里。7岁的俊康，把学校发的牛奶偷偷藏起来，带回家先给伯母喝一口。“啥是回报？”素梅说，“孩子们健康成长，高兴地在你跟前跑来跑去，就是回报。”
3、【夫妻10年收900万塑料瓶供儿子留学】
老朱说，刮掉塑料瓶的包装纸，按颜色分好类，价钱卖得起一些。
花花绿绿的塑料瓶，垒成了一座小山，像一条待倾的垂瀑。“小山”旁，54岁的朱家谷正绽放一朵厚实的笑。再过几天，他在成都和东莞工作的两个儿子就回家了。一家人将在这个他苦心经营10年的“垃圾工厂”过年。
老朱一天要收300来斤塑料瓶，一斤约30个;一年大概要收20万吨塑料瓶 ，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每天约9000个塑料瓶，老朱的爱人刘建英得用手刮掉包装纸，按颜色分类。
来衡阳打拼的江西人老朱，十年里靠着这个小小垃圾回收站，夫妻俩供两个儿子上大学。老朱看过一本书《宋氏家族》，宋氏一门因为知识才干满门荣耀的故事，极大地触动了他。“我有一个梦想，让小孩多读点书，跳出山沟，有出息。”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博士毕业，曾留学德国。
1月20日，本报记者赴衡阳，造访老朱夫妻，触摸他们的朴实梦想。
“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
穿过衡阳电厂的老大院，拐过一段泥土坡，有一座废旧的老厂房。这是老朱的“工厂”，他已在这里奋斗了10年。
1月初，老朱南下广东，将约8吨废塑料卖给塑料材料生产厂家。这是他半年一次的“例行公事”。54岁的老朱是江西吉安人，1995年来到衡阳打拼。2004年初，他租下这栋废厂房，成立了一家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厂。先从大街小巷回收废塑料，然后分类、清洗、装包，再卖掉。
在衡阳本地，老朱也会卖掉一部分，但更多的塑料由他亲自押往广东“直销”。“ 在衡阳卖，得先卖给一个老板，再转卖出去，被赚走了过桥价。”老朱盘算着：“卖到广东7800元一吨，比在衡阳多卖一千多元。”
尽管临近过年，只要不下雨，老朱每天都要走街串巷收垃圾。他的电话号码早已被“公示”，一个电话响起，老朱就发动电动三轮车上门收货。电动三轮是这两年更新的设备，此前他每天踩着人力三轮车来来往往，有时驮着好几百斤。老朱还在衡阳五一路上设了个回收站点，附近店家和市民会将可回收的垃圾送来。
54岁的刘建英是朱家谷的爱人。作为“留守军团”，她每天得坐在小板凳上奋战10个小时，将约9000个塑料瓶刮掉包装纸，并按颜色分类。“这样价钱卖得起一些”，老朱告诉记者。分类过后，还得清洗干净，再装包。
刘建英的双手布满老茧，一道道口子裂开。最让她难受的，还是长年累月的“板凳时光”，让她的肚子鼓胀。
老朱告诉记者：“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每年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
只有拼命读书，才能跳出山沟
900万个塑料瓶的背后，有一个简单的心愿：送两个儿子读书。
老朱认为，只有拼命读书，才能跳出山沟。“为了培养小孩，什么都不怕。让他们多读点书，有知识有出息，对国家也有利。”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农村父母尤其如此。老朱对自己的期许是：“做父母亲的，就要辛苦点，前人辛苦， 后人享福。”
2006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读大三的小儿子忽然不想上学、想去做生意发财。老朱着急上火，苦口婆心地劝说：“发财的时候还没有到，多读一些书，今后才能发财。真正发财的人，背后是有背景的。离开背景，要发财，起码得有本事。先上学，先吃苦，从打工者到老板，从士兵到将军。”年轻气盛的小儿子并没听他的话，而是相信“少年出英雄”，辍学做起手机生意。两年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小儿子终于后悔“当时没有听爸爸的话”。现在，老朱的小儿子在东莞一家工厂搞雕刻。
让老朱高兴的是，大儿子朱轼(化名)已从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现在成都做通讯研究开发工作，还曾到德国留学一年。
除了给儿子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没上过大学的朱家谷觉得要让儿子朱轼更有出息，得请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给他做人生指引。他花费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了一位离家几十年、已成为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老乡朱徽，并成功说服朱徽给自己的儿子指点与参谋。
在吉安老家，朱家谷所在的村里，“姓朱的人有几百，从解放前到现在，高中生都没出几个。我想为朱家培养一个人才。”每年清明，朱家谷都要回乡扫墓。有时，在父母坟前他一边放鞭炮，一边流眼泪。“我认定的路，一定要走到。但现在还没成功，两个小孩还没读出来，希望祖宗保他们平安。有时生意不好做，有时没钱，有时老婆不理解我，我自己也有气没处说。”生活中，老朱是个爱笑的人。他说，培养有出息的人，比什么都开心。
被宋氏家族靠读书发达的故事触动
“我原本也想读书，但家里条件不好。5岁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改嫁。伯母抚养我长大。”念完高中，朱家谷辍学务农。当初的他，并不知道读书的意义。“离开学校时，老师对我讲，‘你要读书啊，十个人当不得一个人’，意思是十个人当不得一个读书人。”当时的他不以为然。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村里第一个承包土地的人。鼎盛时期，他和妻子承包了30多亩田。“不少田在山沟里，一早出门干活直到天乌黑回来。自己用牛犁田，用脚踩的打谷机脱粒。”一心想“整出点名堂、创自己的事业”，年轻的朱家谷种过甘蔗、花生、芝麻，还种药材，结果赔了。
1995年，朱家谷来到衡阳闯荡，进了衡阳市自来水公司瓶盖厂。渐渐地，他开始明白老师所说“十个人当不得一个人”的意思，他决心好好培养两个儿子，“凭借知识跳出山沟”。后来，朱家谷看到塑料制品越来越多，觉得塑料回收也将越来越多。2004年，他开始经营垃圾回收站。2008年金融危机，“塑料瓶子收2.8元一斤，卖1.5元一斤，跌得好头疼!”那一年，已读完硕士研究生的大儿子提出要读博士，老朱咬紧牙关同意了。
朱家谷一直记着孔子的话：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喜欢看老一辈革命家故事的他，记得王震在经营新疆时说过，“枪杆子打不到的地方，科技可以打到”。他曾看过《宋氏家族》一书，宋氏一门“靠读书发达”、因为知识才干满门荣耀的故事，极大地触动了他。他想向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学习，“拼命培养小孩读书”。
儿子朱轼告诉老朱，有同事跟他说“你爸爸妈妈真好，培养你读书。我爸妈早早让我去打工……”
塑料瓶成堆的大厅一侧，被辟了一个小隔间，那是老朱夫妇的卧室。一张床，一个衣柜，别无余物。大厅后面，是厨房。老朱一天的乐趣和轻松时刻，是在晚上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跟儿子打电话。现在，他的心事是两个儿子还没成家。好在再过几天，他们都将带着女朋友来这里过年。
对话
回收垃圾供出博士儿子的背后，朱家谷有怎样的想法?博士儿子又有怎样的感受与行动?记者分别与老朱、老朱之子朱轼展开对话。
父亲：只要他们有出息，比什么都开心
都市周末：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读书无用”，你为什么相信读书有用，尽心尽力送儿子上学?
朱家谷：有人对我讲过“读书的当不得养猪的，当官的当不得擦皮鞋的”。养猪的遇到猪发灾，价格掉下来，你看苦不苦?不晓得你种过田没有，大热天搞双抢，几辛苦啊!只有从我们这一辈做起，让下一辈跳出山沟。往大里说，不读书没知识，科技怎么进步，国家怎么发展?
都市周末：有人说送子女上完大学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送儿子读博士呢?有没有人说过你傻?
朱家谷：我妹夫就是这样讲的。我回答他，邓小平六七十岁才当大用，之前还三起三落呢。读了书的人到底不一样!有句话叫“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人不能只看着脚底下，看着天安门，人看待问题就不一样啊。
都市周末：你跟儿子打电话会交流些什么?在特定节日，比如父亲节、过年，他们会不会跟你主动说些什么?
朱家谷：我基本上晚上11点多跟儿子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在看书，聊聊工作生活中的事。我看报纸、在外面看到好的东西，也会分享给他。毛泽东说江青“有武则天的心，没有武则天的才”，我问儿子，你懂这话的意思吧。所以人还是要有文化有能力。有时也出题考他，你知道毛主席喜欢看哪四本书吗?“《三国》、《水浒》、《红楼梦》、《聊斋》咯。”我继续问他为什么，他不知道，我就告诉他。看《三国》不光看战争、战术，还有外交;看《聊斋》他看到清朝的腐败，他把这本书看死了，所以他把国民党的腐败看死了。
父亲节、母亲节，他们会打电话回来。过节时，会问我们买了好菜没。我也提醒他们，给女朋友的父母亲打电话。说到回报，具体的还没有，说要寄钱回来，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他们的钱。只要他们有出息，比什么都开心。
儿子：父亲让我骄傲，是我的榜样
都市周末：父母是不是从小告诉你们读书很重要?你当时怎么想，现在呢?
朱轼：我的父母亲，培养我们两兄弟，一年又一年含辛茹苦，很不容易。他们的工作，挺脏挺累的。我希望他们以后生活过好点。等我这边稳定点，我想把他们接出来，一起生活，让他们不再那么劳累。
我不想在媒体上渲染太多。我父母的想法很简单朴实，就是希望子女有好的前程，不要跟他一样在农村种地。他总是教育我，要想有好的前程，必须要读书。他的想法不在于钱财回报。我理解他的意思，也知道他的期待。
大学毕业后，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年，在家跟父母吃饭、团聚都很少。在这方面，我做的太少，关心父母也太少。一个人在外面，忙的事情比较多。现在基本就在实验室，特别忙，很少出来。
都市周末：在你心里，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朱轼：父亲有一点让我骄傲。他做事情很认真，认定的事，不论辛劳，会一直做下去。他是个值得尊敬的普通人。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给了我榜样，我做科研，会有遇到困难做不下去的时候，父亲会提醒我换种思路和方法，坚持下去。他不管做什么，都很用心。
记者手记
大地之光虽然微弱，但永恒。
大地的微光
□李婷
老朱的故事让我特别感动。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很多普通父母的影子、朴实的心愿和信念。
我也来自农村，做木工的祖父靠着日复一日的活计，千锤万刨地供我上大学。我的大学好友邱邱的父亲，跟老朱一样，依靠在城市回收垃圾，供养了3个子女。邱邱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家大企业的员工。
靠回收垃圾送儿子读博士、留学德国，这背后有着中国普通人勤劳善良、勇毅踏实的民族精神血脉，有着对知识的崇敬，对读书的信赖。相信通过奋斗和读书可以让子女跳出山沟，实现阶层的垂直提升。即使这种相信有时并不能得到百分百的报偿与实现，他们仍秉持着这朴实的信念。
10年回收处理900万个塑料瓶、不计脏苦累的背后，还有着对子女最简单而深沉的爱，不计回报的爱。我爷爷一直有坐飞机去北京的心愿。去年，当我决心请假陪他一偿夙愿时，他忽然“不想去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花钱，舍不得我耽误工作。
比起擅用自媒体工具的我们这些80后、90后，很多像老朱一样普通的中国传统父母，不善言辞与表达，或者把一切埋在心底，在生活的海洋里静寂无声。我愿意倾听、更愿意分享老朱的故事，因为他们大地一般的沉默里蕴藏着最纯粹的信念与能量，它们就像荡涤浮华的无声惊雷，哪怕最微小的共振和呼应，都自有闪亮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