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卷心菜事件(一):骄傲的杨乃武孟源
下午克
晚清时期、光绪年间发生的“杨树和白菜事件”，为探讨大清帝国洗刷冤情机制的隐秘内情提供了分析模型。
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大冤案，或许不能说明清代司法的全部真相，但它将让我们看到冤案平反的幕后，隐藏着哪些微妙因素与复杂博弈。杨案流传甚广，可谓妇孺皆知，不少晚清笔记都有记述，甚至被敷衍成香艳的小说、戏曲与弹词，然而情节已部分失真。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我要不避累赘地简述一遍案发情由，所依据的主要是杨乃武女儿杨浚的口述史，并参考部分晚清笔记资料。而我们的观察重点，将放在这起冤案如何获得平反的曲折过程上。
杨乃武，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人氏，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考中举人，时三十三岁。小白菜，本名毕秀姑，豆腐作坊伙计葛品连之妻。葛毕二人曾赁居于杨家，因为杨乃武时常教毕秀姑识字读书，传出了流言蜚语，杨家为了避嫌，便令葛氏夫妻搬迁他处。
同治十二年十月，葛品连暴病身亡，葛母疑有隐情，到县衙喊告。余杭县令刘锡彤因与杨乃武有隙，加之毕秀姑又曾与杨乃武传过“绯闻”，便断定葛品连之死乃因毕秀姑与杨乃武和奸下毒。重刑与诱供之下，毕秀姑只得供称是杨乃武给其砒霜，谋毙其夫。刘锡彤立传杨乃武到案，在上报革去其功名后，连番严刑逼供，不过杨始终不肯招供。但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认为案经上详，即可定谳，便将勘验、审讯各情，详报上司杭州府。
杭州知府陈鲁与刘锡彤私交甚好，而且刘锡彤又亲到杭州打点，因此对刘的初审结论也就无意细究疑点，复审时，不待杨乃武置辩，马上就大刑伺候，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杨乃武死去活来，终于诬服画押。陈鲁即据犯人供词及人证甘结定案，按律拟罪：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只待走完后面繁复的程序，便可处决。
那么，接下来的司法程序能不能发现杨案冤情，驳回原判，还杨毕二人一个清白呢？另一边厢，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也按照帝国提供的正式申诉渠道，到浙江按察司、布政司与巡抚衙门抱告（清代不准妇人告状，但允许男性亲属代为递状，称为“抱告”）。但按察使蒯贺荪接了状纸，只过了两堂，即认为原审无误，依陈鲁所拟罪名上呈巡抚杨昌浚。
案子进入巡抚会审阶段。杨昌浚在会审的同时，派了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密查，但郑受了刘锡彤重贿，以“无枉无滥”禀复。杨昌浚便认为案情确实，照原拟罪名结案，勘题上报。巡抚是最后一审，看来铁案难翻了，只要刑部回文一到，便可即刻问斩。
帝国层层设防的审转制度，被人情与贿赂完全攻陷。杨乃武之妻詹彩凤已经绝望了，但杨菊贞仍不死心，准备京控。支撑着她信念的是“神”的启示——赴省抱告之前，杨菊贞曾去神庙求签、扶乩，得到的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乩文也说：“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暗示杨乃武会有冤情昭雪、平安归来的日子。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菊贞带着杨乃武亲写的诉状，走了两个多月，来到北京，由随行的舅父姚贤瑞作为抱告人，向都察院衙门递状纸。但都察院并不受理，派员将她们押解回浙，交给巡抚杨昌浚处理，杨昌浚则退给知府陈鲁重新审问。陈鲁痛恨杨家上京告御状，一提审便用重刑威吓，不给杨乃武半点辩冤的机会，最后当然是维持原判。
杨乃武之所以陷入这场莫须有的“和奸杀人”案，表面原因是毕秀姑诬供，背后原因则是余杭知县刘锡彤借故陷害。杨乃武曾帮余杭县的粮户写状子控告粮吏浮收舞弊，还曾在县衙照壁上贴对子讽刺父母官，总而言之，是一名自恃其绅士身份敢与县官作对的隐权力者。所以刘锡彤决心要坐实杨的罪名，并通过行贿与私人交情，将查案的候补知县郑锡滜与二审的杭州知府陈鲁拉入同盟阵营。
随着案子按程序一步一步走下来，原判从未受到驳议，这个结果也使得刘锡彤与浙江司法系统变成了“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休戚与共：如果杨案被翻过来，浙江地方官轻者将丢了威信，重者还会被追究错判的责任。特别是杨菊贞的京控，更强化了杨案原审集团“同仇敌忾”的动力。现在，杨家要翻案，不仅是在挑战初审官刘锡彤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与浙江的整个司法系统较量。
京控的制度设置，给了杨家一线推翻原判的希望，但是，从杨菊贞第一次进京的结果来看，这个最后的申诉渠道即使不是形同虚设，也显然对杨乃武之冤无动于衷。蒙冤的杨乃武需要获得更大的力量，才能启动帝国的这套洗冤机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