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7日，杭州西子湖畔伴着低沉的音乐声，受到中外友好人士的关注，将萨多莱登的遗骸悄悄地安葬在杭州安县院。
墓碑上这样刻写：“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看来，经过时间的过滤，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已经能被国人所接受。历史正在一步步地恢复真相，司徒雷登在毛泽东作《别了，司徒雷登》外的故事，那段被遮蔽的传奇也正在一点点地浮出水面。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下城区，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8年，他继承父母的传教事业，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两年后，就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决定选聘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新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已是美国教会公认的深切了解中国、才华出众的人物，再加上他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绩卓著，自然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个烂摊子，规模很小，只有学生94人，教员大多也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而且经费严重不足。他开始着手改善，同时也策划着另起炉灶。司徒雷登四处募集建校资金，拜访了当时中国政界和经济界的众多名流，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等。有一次，他去找孙传芳募捐，孙传芳不知底细，只给了他100元，后来得知司徒雷登不是普通之人，又赶紧派人送去了两万元。
除了在中国募捐外，他还回到美国筹款。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有一笔遗产用作教育基金。得知这个情况后，司徒雷登通过关系获得了一大笔经费。此外，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兄弟等都是司徒雷登筹建燕京大学的“金主”。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并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结果，陈树藩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就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而且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
司徒雷登一面拼命筹款，一面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同时还要为扩建后的学校招兵买马，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辛劳终有回报，1929年燕京大学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这座校园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对此，他曾自豪地说：“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本人也是一名传教士，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若严格遵循教会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将无法生存。因此，司徒雷登聘请教师提倡“兼容并举”，不问宗教信仰，只看学问高低，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高薪聘用，且中外教师同工同酬。一时之间，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大批名师，其中就有陈寅恪、钱穆、冯友兰、郑振铎、冰心、斯诺等人。
作为“燕大之父”，司徒雷登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着燕京大学的师生。新人入燕大，首先受到的就是司徒雷登的礼遇，他努力与每个人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你添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去一个亲人，第一封信、短笺是他寄的，第一盆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的微笑、第一句真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里来的。”燕大校友回忆，每一个新学年开始，司徒雷登都会在他居住的临湖轩小院以茶点招待新生，每次招待会开始以前，他都会站在松墙外迎接学生，并同每一个到会的学生握手。
燕京大学的事业蒸蒸日上，司徒雷登付出的心血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36年6月，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司徒雷登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全国许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参与其中。在燕园的庆祝会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勤杂人员甚至还敲锣打鼓地送给他一块匾，上面写着“有教无类”。
6月24日晚上，燕京大学举办盛大的文艺演出。开幕前学生向司徒雷登赠送象征“壮心不已”的精美刺绣，全场观众起立向他行三鞠躬礼。这一切，司徒雷登在多年后回忆时仍然激动不已。可以说，这次寿庆活动是他事业走上巅峰的一个标志。
司徒雷登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持宽容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传教士主张对教会学校的学生加以制裁，但是司徒雷登则对学生表示同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同年12月，他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常常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但他并不感到疲劳，反而十分欣慰，因为学生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征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里的学生一时不能转移到后方，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控制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为防止日机轰炸，司徒雷登策略性地强调燕京大学是美国的，并悬挂起美国国旗。他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燕京大学随即被日军封锁，司徒雷登也被关进了看守所。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获得自由。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惨不忍睹的校园。燕京大学在中国存在了33年（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大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
除办学之外，司徒雷登还与中国的政界要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张作霖、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他的朋友。1927年，司徒雷登认识了蒋介石，并赢得了蒋的信任。其时，国民党即将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如日中天。司徒雷登能跟中国的一号人物有密切的关系，显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这种亲密关系也是促使他后来成为“内战大使”的原因。当“内战大使”的经历，让司徒雷登以悲剧的方式离开了中国，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依然关注着中国，心系着燕京大学。晚年的他，瘫痪在床13载，却没有积蓄，请不起护工，是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将他接到家中，当父亲一样侍奉。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6岁。临终之前，他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离世46年之后，司徒雷登的骨灰重返中国，虽然没有葬在燕京大学，而是葬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但好在回到了中国，也算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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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连根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