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由于这首名为《炸裂志》的诗，45岁的矿工陈妍熙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记者踏破了他家的门槛。“人民日报、新华社、三联、南周，国内的主流媒体基本都采过了”，陈年喜说，“央视来了三次”。
他的前半生，仿佛一部逆天改命的励志电影：
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汉子，在矿山打工的16年间，写下百余首诗歌。苦难是他的灵感，成熟老练的笔法和真实粗粝的内容震惊了诗歌界。
他被冠以“矿工诗人”的名号，成为工人文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他也因此站上了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的讲台……
励志电影总能结束在高光时刻，真实的人生却不能。
瞩目转瞬即逝，工人文学逐渐沉寂，陈年喜依旧拮据。赞美和名声，并没有为他的生活带来质的改变。
六年过去了，陈年喜再次引发小范围讨论，是因为确诊了尘肺病。
或许，他的诗才是对自身命运最准确的注解：
我拨开大地的腹腔
取出过金、银、锡、铁、镍、铜
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宝，交给老板
再由老板借花献佛，交给祖国和人民
一些副产我留下了
一点尘肺，半身风湿疼
——节选自《内乡手记》
确诊尘肺
陈年喜记得，2020年3月23日，阳光很刺眼。
早晨起床，他对妻子说，“我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去医院了，不然我得咳死”。
一个月前，陈年喜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咳嗽，从偶尔一两声，变成一声接一声，咳得昏天黑地，尾音常常带着尖利的金属质地。
那时春节刚过，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他不敢去医院，在村卫生所买了许多止咳消炎的药，却一直不起作用。拖到无法再拖，才终于去县中医院照了CT。
等待结果的几小时里，陈年喜坐在医院长廊的塑料椅上，设想了无数种结果，从未想过尘肺，“我干了16年矿工，至少做过10次胸部X光片，每次都没问题”。
两小时后，大夫看了看片子，不容置疑：是尘肺。陈年喜脑子轰地一声，蒙了。
尘肺，是人体吸入大量粉尘后引起的肺部纤维化，属于矿工群体的高发职业病，又称“隐形矿难”。病情不可逆，目前尚无治愈的方法，随着病情的加重，许多患者的肺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
离开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回家。
他想起一些熟悉的人。弟弟也是尘肺，曾和他一起在矿上干活，现在在家拉三轮。另一个工友是尘肺二期，前年死了，临终前每晚咳到无法躺平，只能坐着倚在床头睡。
老家方圆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光他知道的，就有七八十个尘肺病人，“都是干矿工的，有的刚发现病情，一年半载就死了，有的好多年还活着。有的洗了肺，有的没有洗。有的吃着药，更多人没钱吃药”。
陈年喜干了十六年矿工。十六年的矿山生活，足以将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摧磨成孱弱疲惫的中年男人。
他的右耳听不见，机器日复一日的巨大轰鸣摧毁了他的听力。耳鸣24小时伴随着他，打电话必须开免提。
他的后颈埋着三块金属片，一米八四的男人，常年低着头，弓着腰，在低矮的矿洞里匍匐。手术前，医生告诉他，“你不做手术得瘫痪，做了也可能瘫痪”。
尘肺这一劫，陈年喜原以为自己能躲过。
颈椎手术后，他离开了矿山，至今已过去六年。六年看似安然无恙，这期间，他只在2016年夏天有过一场四十多天的长咳——那时他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做义工，睡上下铺，每晚咳得铁架床地动山摇，下铺的人也无法入睡，只能彻夜打游戏。剧烈的咳嗽声还影响了隔壁一对上白班的小夫妻，他一咳，对方就锤墙。
一切早有预兆，只是被不甘命运安排的人刻意忽视了。
确诊前一个月，陈年喜甚至打算重操旧业，去塔吉克斯坦继续干爆破。他有同乡去了那边，说，如果顺利，三年能挣90万。他想再搏一把。
然而，一纸诊断书彻底断了陈年喜对矿山的念想。患上尘肺，意味着他下半生再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型的劳动。
陈年喜后来才知道，尘肺病有5到20年的潜伏期。从他1999年末进入矿山，到2020年确诊，刚好20年零3个月。
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没人想干这一行。”陈年喜告诉我。
他的老家在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一个叫峡河的山村。这是一片两省三县的夹角地带，土地贫瘠，气候干旱，至今仍是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
30岁以前，陈年喜几乎没有离开过峡河村。在他的记忆中，高中毕业后的十年，是异常劳碌的十年。全家每年花几个月种木耳，其余时间都在盖房子——家里兄弟四个，成年后都面临着娶媳妇、自立门户的问题。砍树、造瓦、砌砖、抹泥，倾尽全家之力，三年才能盖起一栋房。
陈年喜第一次进入矿山，是在1999年的暮冬。
这一年，儿子出生，夫妻俩尽了最大的努力劳作，然而除了土地产出的粮食、蔬菜供全家食用，杀掉家里的猪，到集市上换一点钱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邻里乡亲开始有人出去打工，后来陆续有人捎钱回来。陈年喜发现，他们大多去的是西秦岭南坡的金矿。
陕西潼关至河南灵宝段，是离峡河村最近的秦岭段。80年代初，这里丰富的金矿资源被发现，往后二十年，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人去开采。
90年代，南下打工潮兴起，生活在闭塞的中部山村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当外面的人们纷纷去广东、福建做餐饮和服务业，峡河村的男人们，都进了矿山。
同学捎来口信，灵宝的矿上有个架子车工的缺口，来不来？陈年喜二话不说，当晚打包行李赶去。
架子车工，俗称“渣工”，干的是矿山最基础的活儿，即用两轮的架子车，把炸药爆破下来的废石或矿石拉出洞口。
陈年喜每天拉十趟，每趟拉一吨重的石头，一天最少干十小时。巷道低矮，他身材高大，大多数时候只能半趴着前行。实在撑不住了想歇一会儿，又站不直，只好仰卧在车上，让背部神经得到一丝舒缓。
晚上，工人们集体睡在工棚里。所谓工棚，不过是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套一层彩条塑料布的简易帐篷。地上放几块木板，铺上被子就是床。陈年喜在文章里回忆：
“那时夜长风烈，冷风夹着草屑和雪花劈头盖脸而来，大家就用被子蒙着头，颤颤巍巍地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枝败叶。”
千禧年的春节前夜，陈年喜揣着520块钱回了家。这是他此前挣到的最大的一笔钱。交给妻子时，他数了又数，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票子，一会儿多出一张，再数又少了一张。儿子已经学会了走路，咿咿呀呀地喊着“爸爸”，伸手让他抱。
拉了两年车，陈年喜转做爆破工。原因很简单，爆破工对技术有要求，每月工资能拿到一千二三，是先前的两倍。
为了开辟通往矿脉的巷道，爆破工需要先用风钻在坚硬的岩石上打孔，再填进巨量炸药，然后点燃导火索，在爆炸前跑到安全位置，等待轰的一声巨响，岩石炸裂，灰尘和碎石暴雨般落下。
干爆破，有一百种和死神交手的方式。
最常见的是中烟毒，炸药爆炸的一瞬间，浓烟扑面而来，人会因缺氧昏倒。
有一次在河南南阳，陈年喜和弟弟正在打孔，突然越来越没有知觉。两个人赶紧往外爬，通向外面有连续五道斜坡，爬到第三道，弟弟滚了下去。陈年喜竭尽全力抓起斜坡口的电话：“我们中烟了……”
躺在山坡上晾了四五个小时后，陈年喜醒了。弟弟一天一夜才醒。醒不过来的，就成了植物人，或是一声不吭地走了。
除了浓烟，速度也决定生死。2011年启用导气雷管前，人们一直在和导火索的燃烧速度比赛。陈年喜告诉我，“一个工作面通常有20到30个炮位，你得用打火机一个个点燃，很多时候你点到最后一个，最前面那几个已经快炸了，你要是动作不够快，或者没跑到安全距离，就会死在里面”。
总有人是跑不过炸药的。他的学徒杨在，处理残炮时，燃烧缓慢的炸药突然爆炸，等到大家返回去检查，杨在已经没了，天花板上都是肉沫。陈年喜在纪念杨在的诗里写，“他跑成了一团雾”。
这是提着脑袋挣钱的行当。我问他，没想过改行吗？
“怎么没想过？那十六年，每时每刻都想，但是改行无力，你没办法回头。”陈年喜说。
他想过做小生意，但老家的父母妻儿没有半点收入，他微薄的工资仅够维持全家温饱，始终积累不成第一桶金。还有一个原因，他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长期干这个，经验技术都在这里，觉得只有这一行还干得好，别的也不太敢尝试。”
十六年间，陈年喜跑遍了陕北，河南，青海，新疆的矿山，哪儿有活就往哪里去，同行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召唤。
他有11本爆破工技术资格证——所有矿山对爆破工实行的都是一坑一证制，一旦换地方，必须在新的矿井重新考证，才能上岗。在他认识的爆破工人中，他是拿到爆破资格证最多的人。
11本证书，代表了他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但陈年喜说，“这只不过见证了一个人从业的持久和动荡”。
炸药箱上的诗
矿山荒凉，人烟稀少，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生活枯燥，大多数矿工都靠打牌、喝酒、搓麻将打发无聊。陈年喜不爱打麻将，也不怎么会喝酒，便靠读书打发寂寞。
有几年，他在新疆克拉玛依干活。矿场有一个废旧的工房，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陈年喜每天下班都会去看几页。后来所有的墙面都读完了，他用脸盆在墙上泼了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阅读是陈年喜上学时形成的习惯。他的大伯父是个羊倌，终年赶着生产队的四五十头羊在山头放。羊们啃草，晒太阳，大伯父便捧一本书，坐在树下读。他有一个黑木箱，里面藏着许多线装书，《小五义》《打金枝》《毛泽东选集》，被陈年喜读了个遍。
陈年喜念完了高中，这在80年代末的农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他记得，全乡3000人，只有不到10人高中毕业。
诗是从高中开始写的。陈年喜上高三时，正是诗歌大爆炸的时期，“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头都能砸到一个诗人”。他跟风写诗，第一首诗叫《播种机》，“轰隆隆飞过来一架播种机，哗啦啦洒下一阵松子雨”。
他把诗寄给《当代青年》杂志，两周后编辑回复了：“虽然还没有到发表的程度，但看得出作者很有灵气，希望能继续写下去。”陈年喜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从此写诗变成爱好，当诗人也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后来进了矿山，地下五千米的巷道昏暗幽长，死伤是家常便饭，人渺小得像一粒尘埃。写诗是陈年喜唯一获得喘息的机会。
那会儿，诗句总是从他胸口迸出，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工人们把炸药箱当床垫，深夜灵感来了，陈年喜就掀开被褥，在炸药箱上写诗。临走卷起铺盖一看，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2013年春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处矿山工作。一天下班，他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被确诊了食道癌晚期。一整天的机器轰鸣，加上精神打击，他头痛欲裂，悲从中来。当晚，他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极广的《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节选自《炸裂志》
这首诗多多少少影响了陈年喜的人生轨迹。
一年后，导演秦晓宇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激动不已。当时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文学的纪录片，《炸裂志》里的中年沧桑感让他断定，作者背后一定有非常厚重的故事。
2015年，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陈年喜是主角之一。片子入围了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陈年喜逐渐有了名气。
人民日报、新华社、三联、南周的记者们从矿山追到他的老家，为他写上万字的长篇报道。各卫视节目组也发来邀约，光是央视的节目就录了三次。
陈年喜记得很清楚，“央视有一个讲农民工春节后返工的栏目，叫《小离别》，我一个人就有13分钟，别人都是几个镜头”。
文学界也对他评价颇高。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起首届“年度工人诗人奖”，桂冠颁给了陈年喜。评委会在授奖词里写：
“陈年喜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离开乡村外出打工，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世态炎凉。
他把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
他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易中天读过陈年喜的诗后，深受震撼。他评价，“诗不是写出来的，是饿出来的。它属于奔命的人。兄弟，我听见了你的饿。”
那两年，陈年喜出版了诗集《炸裂志》，并跟随《我的诗篇》剧组去了美国，在七所高校和旧金山工人码头巡回演讲。见过纽约的华尔街和帝国大厦后，陈年喜对耶鲁大学的师生说：
“在矿山的那些日子，我常想，我们忍受着寒冷、孤独、辛劳、痛楚，给大地留下一道道伤口，而挖出来的那些矿石都去了哪里？
直到我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一切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才知道，那些我和工友兄弟们用汗水、泪水甚至性命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抑或纽约、波士顿。”
陈年喜在耶鲁大学交流
难以改变的命运
陈年喜从来不认为自己改变了命运。
他对一切声名保持清醒。网上流传的节目片段里，他轮廓坚硬的脸上，大多时候神情淡然。“你上央视，接受采访，那是因为人家需要你帮他们完成工作。做完节目，你还是得回家种地，该干嘛干嘛”，陈年喜说。
现实某种程度也印证了他的话。2015年，陈年喜做完颈椎手术，听从医生的劝告离开了矿山。朋友帮他在贵州景区的旅游公司找了份文职，写宣传文案和软文，一个月4000块。
他在这家公司待了三年。原计划一直做到儿子大学毕业，直到去年疫情爆发，旅游业遭受重创，他没等来公司的复工通知，却等来了尘肺确诊书。
消沉了三个月，陈年喜决定全职写作。
贵州的三年里，他长长短短写过一百多篇散文和评论。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势起，总有出版社和公众号找他约稿，让他写熟悉的矿山生活。陈年喜把这些稿件重新整理、打磨，试图将那些深埋在大地五千米之下的生死故事，逐一复原。
生活依然拮据。一年七八万的稿费，是陈年喜一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方便发快递，陈年喜独自住在县里的回迁房。去年一年，他发出了4000多本《炸裂志》——先在网上买书，再手写签名和寄语，寄给有需要的读者。扣除邮费，一本挣三四块钱差价，用来治尘肺。
聊起过往的荣光，陈年喜的语气很平静，“我觉得一夜成名，改变命运什么的，是不存在的。你是谁就是谁，做那些无谓的幻想，其实很可笑”。
他前五十年的人生，看似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8岁，他是全乡千里挑一的高中毕业生。一次是45岁，他是备受瞩目的矿工诗人。
然而，机会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千山万水。
高中毕业，陈年喜回家务农，家里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大家都是这样的，种地、盖房子、娶媳妇，很少有人考大学，考上的也不一定是本科，专科居多”，陈年喜说，“知识改变命运的想法，在当时还不清晰”。
后来有了名气，陈年喜找过其他出路。录完音乐综艺《诗歌之王》，他萌生了写歌词的想法，毕竟诗词相通，写歌比写诗赚得多。但他很快发现，没有电视剧配乐会启用新人，歌手也大多有自己固定合作的小团队，他没有人脉。
也有不少平台找他约稿。写了一段时间矿山生活，工人文学的热潮褪去。编辑问他，乡村和工人题材的点击量比不过都市，能不能写写白领、年轻人这种更当下的内容？陈年喜试了，但感觉十分吃力，那对他来说是更遥远的生活。
陈年喜（左）
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在西安念一所专科，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不明白儿子为什么每天捧着手机，但他知道一点，儿子比他更早地学会了认命。
几年前在北京录节目，陈年喜接妻子和还在读高中的儿子来玩。出发前，他想象儿子第一次坐地铁、看到鸟巢，应该很兴奋。结果孩子一脸淡定，甚至有些兴致缺缺。
“问他好看吗？点点头，但也不太爱看，他知道这不属于他。”陈年喜叹了口气，邻居家的孩子们也大抵如此，“虽然上了大学，还是混一天算一天，问他们将来做啥？不知道，能活命就行。半大点儿的孩子，都没有朝气。”
焦虑始终萦绕在陈年喜的心头。
患癌的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弟弟每给陈年喜打一次电话，他就心惊肉跳四五天。有天傍晚他在赶稿，写了一半，听说母亲被菜叶卡住了。他再也写不下去，整夜都在想，母亲是不是癌症发作了，生命是不是进入了倒计时，甚至想到母亲万一去世了，该如何安葬她。直到第二天一早，带母亲上医院取出菜叶，陈年喜才放下心来。
离开矿山六年了，如今，陈年喜依然会时不时梦见，自己独自走在那条看不见尽头的幽暗巷道。严酷的生活消解了他的理想，锤打了他的锐气，将他变成一个隐忍、疲惫的中年男人。
但好在还有文字。这是他赖以为生的手段，也是汹涌情绪的出口。
他上个月出了新书，取名《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读者赞美他文字中的力量，他发朋友圈回应：“如履薄冰的人，只是向内，向自己，弱弱地喊了一声。”
陈年喜说，自己会不停地写下去。因为他有话要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矿工兄弟们也有话要说。
“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和那一块块金属一样。他们的声音被风吹散了，或者只会用沉默来表达。那些沉默的灵魂，当他们终于能发声时，他们能讲些什么？”
他坚信，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