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军抗战概况
抗战八年来，共有40多万天军出逃，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参加了抗战的几乎所有大型战斗，数十万人战死在战场上。
但其装备、补给乃至医疗条件，比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要差得多。为避免嫡系部队遭裁减，且为民族前途计，刘湘积极申请出川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何应钦正奉命在川康整军，裁减川军。一者，为避免其嫡系部队被裁减，二者，为抗日之民族大计，刘湘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川杀敌。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备召开国防会议。刘湘发言明确反对蒋介石以消灭地方势力为目的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公开宣布：“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为调川军出川作战，刘湘召集高级幕僚筹商多日，决定将川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由刘湘统一指挥：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41、45、47三个军（均非刘系部队）；第23集团军，司令刘湘自兼，以唐式遵为副司令，辖21、23两个军和三个独立旅〔全属刘湘嫡系）。为避免川军被分散瓦解，出川前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不分割川军建制，并由自己整个的统一指挥；各留三分之一的部队驻守原防；对出川抗战部队的装备、武器要作必需的补充。”蒋一一承诺。因为担心“我的部队已大半开赴前方，我自己不去看照，恐将会被蒋慢慢吃光”，刘湘胃肠病此时虽已很严重，但仍然坚持亲赴前线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刘湘还特别叮咛邓、孙：“川军出去，一定不让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军和全集团军集中才渡河；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
川军出川后即被分散处置；出川前所承诺的武器、装备，也未能到位
但事情并不如刘湘所愿，川军出川后，迅速被打散：41、45军调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李家钰的第47军调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杨森的第20军则调往淞沪战场。刘湘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刘湘出川前所要求的武器、装备补充，也未能到位。据时任第22集团军第41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胡临聪回忆，当时川军装备极差：“当时各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简陋，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阳造，更因使用已久，质量太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搬不开枪机，有的枪上连刺刀也没有。至于轻重机枪，其数极微，每师多则十余挺，少则数挺而已。火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装备方面，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其所赴之地，则系气候多寒的黄河附近地区，真是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而川军薪晌待遇仅及“中央军”的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川军“有个别的旅团长以为中央已答应配换和补充武器，就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提留起来，作为自己失败后‘重起炉灶’的后路；更有拿废枪换好枪，迳自私运回家，以致一连之中，仅有一两只枪打得响者。至于机关枪一项，一个团或一个旅才有两三挺；手榴弹每兵只有三四颗；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是靠‘背插一把大砍刀’，一切作战配属都没有（如医药、救护、兵站、补给……）。”（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然而当川军到达西安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并让他们找阎锡山。阎锡山则推诿说：因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所以在太原实无办法，拒绝补充。结果仅送了山西造的轻机枪20挺给第41军作为礼物了事。
川军在山西：被零星分割成以营为单位投入战场；后勤不足伤兵被大量遗弃在战场
川军第22集团军进入山西后的情况，与刘湘设想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完全不同。川军“搭乘同蒲路的火车（窄轨），其装载情况，与陇海路完全两样。原来一列车（准轨）至少可以装载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现在一个团就须分两列车来载运，遂使部队刚一进人战场，就被零星分割为以营为单位了。由于日军猛扑晋东，娘子关方面吃紧。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兹急不暇择，就把一个还在行军纵列中的第四十一军，拿来分割逐次使用。”（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加上“当时各军师连作战地区的军用地图也没有一张，通信器材亦极缺乏……敌从何来、番号是什么、兵力有多少，有没有配合作战的部队，归谁指挥等，都不清楚。”（《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致使川军不但对敌我态势不明，就是自己所属部队的位置和行动也不明白。加上川军武器装备与日军相差实在太大，因此战场形势一片混乱。混乱的程度从第124师第370旅第739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团部和第一营（营长蔡征）搭乘的列车，半夜到达榆次，就又被拦着给予作战任务……此时团的另外两个营，还阻滞在下一趟北开的列车中。团部除了一部有线电话机外，什么通信器材也没有，向上级请示不可能。……吕团长即率团部和第一营占领阵地，连夜赶筑急造工事。由于士兵随身携带的工作器具太少、太劣，而这一带地质又是土少石多，官兵们虽然挖了一个通宵，工事还是不够使用条件。凌晨八点左右……敌人的炮击开始了。待到敌兵冲近我方阵地时，我们即靠手榴弹的威力打击敌人。但我位置一暴露，又成敌炮火的集射目标。两个钟头后，前线的官兵就冒着敌机的轰袭，退下来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
更悲惨的是，由于后勤不足，川军的死伤士兵无法得到救治，甚至粮食都成问题：“第41军虽然参加了晋东的几次战斗，只因各师、旅、团，都是以平常行军的态势，进人战场，都没有配属战时卫生部队（如绷带所、担架队……），故在战斗中，凡负轻伤、能行动者，就血淋淋地自个儿往后走；凡重伤、或轻伤而不能行动者，多遗弃阵地、或留置阵地后方的临时收容所，任敌杀戮，弃尸于野，只有待敌去后，靠当地人民出面掩埋尸体。……又如第三七二旅在平定的西郊附近作战时，先将辎重（官兵的随身被盖卷等等）放于平定，战斗中负伤的官兵，即送入城内。由于城里军民已逃避一空，伤兵无人接运，只好满城搁置。晚间全旅撤退，数百名重伤官兵，见被遗弃，齐声痛呼：‘唉！连长！营长！团长！旅长！我们都是四川人啊，跟着您走了这么远，就忍心把我们这样丢下吗）？’‘唉！弟兄们！我们是同着来打国战的哟！带了伤，就不管了吗？’‘天呀！打国战就这样打的呀！”泪随声迸，凄厉难闻！其中有的恐落人敌手，于部队去后就急寻自尽的。当时在行进队伍中的士兵们，睹景生情，边走边哭，甚有痛哭失声者，也有义愤填膺，大骂；’‘狗日的xxx，这一下好吃空缺了！’翌日敌军入城，还是见人一刺刀，屠杀尽净。还有一件事：因为部队没有配属兵站，一入战场，就缺粮食，官兵生活，虽靠当地人民支持，但亦类于征发，因而影响军纪甚大。长途行军，连餐不得食，弄得官兵饥疲不堪。据第七三一团副团长张则荪说：‘我在转进时，硬是饿得住，过榆次，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连冷豆腐也得不到一块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但阎锡山在总结战役时，却屡屡指责川军作战不力、军纪太坏，闭口不谈川军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川军在淞沪：杨森的第20军以劣势装备打出异常惨烈的好成绩
1937年9月，川军第20军在杨森的率领下开赴上海参战。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也最差。据何聘儒回忆：第20军26师装备是“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但就是以如此装备，26师成为淞沪战役中战绩最优的五个师之一，此足以显示川军之英勇。该师官兵在淞沪战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10月15日，八0四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
20军的其他部队的战斗同样惨烈，据第20军第124师第805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回忆说：“当然我团的伤亡也很大。说来真是骇人听闻，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集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作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名官兵，其中很多还是轻伤未离队的。”（胡忆初《川军第一三四师在南翔战斗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530）
川军在台儿庄：李宗仁说“若无（川军）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
《正者无敌》剧中最后一仗，是为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的川军滕县保卫战。此战的重要性可从李宗仁的评价中看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此战之惨烈，剧中已予以充分展现，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进攻滕县的“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李宗仁语）。而一入晋便兵败如山倒的川军第22集团军面对比之前更强的敌人却能在保卫滕县中一战成名，据李宗仁的理解，这是他摒弃门户之见的效果：“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阎锡山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我问邓锡侯、孙震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困难要我代为解决的。邓、孙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即拨给新枪500枝，每军各得250枝。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大军出发前，我并亲临训话。举出诸葛武侯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李宗仁《光辉的序幕战》，《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川军此次战斗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据张宣武回忆说：“这天夜里从临城开来一列军车，装有粮、弹。特别是手榴弹很充足，它成为守城战斗中最得力的武器，东关和城墙上的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每箱50颗）。”（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另外，滕县老百姓也积极配合川军守城，“当敌军围城之口，民众自动协助军队抬沙、挖壕，在猛烈敌火之下，帮助军队运送伤员，故民众伤亡亦不在少数。尤可感者，当敌军完全占领县城以后，一部零星官兵无法突围，都化妆潜伏居民家中，俟敌军搜索完了再设法护送归队。王铭章遗尸城郊，由民众私下掩埋并暗立标记，后闻我军在徐州收容，又于夜间挖出，间道抬到徐州……民气之激昂，与对真能抗战者之爱戴可见一斑。”（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4师参谋长何仲伟《第四十一军参加徐州会战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740-742）“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部少校副官鲁福庆，于18日上午在城内巷战为敌所俘，日寇把他和其他被俘的官兵二三十人，一齐拉到西南城墙外的沙滩上，当活靶用刺刀练习劈刺，把他们戳死。入暮之后，附近的老乡们前往收尸掩埋时，发现鲁福庆尚有一丝气息，就悄悄地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为他治疗创伤。一二七师陈离师长负伤后，也是多亏当地的老乡们予以掩护和护送始得脱险。”（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战争后期：川军自认杂牌队伍，是配角，抗战积极性消磨殆尽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川军失去主心骨，后逐渐被拆分，然后边缘化，无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还是奖惩，更无法与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相比。抗战中后期，川军的抗战热情也被中国军队内部的这种不公消磨殆尽，消极情绪开始滋生，在后期的大型战役中川军表现平平，远不如初期出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抗战初期，李家钰的47军颇具战斗力，特别是东阳关之战和固守长治城战时表现不俗。然而，据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回忆，到了抗战后期，李家钰对抗战变得消极：“一九四四年春的豫中会战中，李家钰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开会说：‘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1942年秋，陈铁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摘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张仲雷《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82）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致使其不愿采纳部下多个主动阻击的策略，最后在战败西逃过程中被伪装成百姓的日军击中，当场殒命。
八年抗战，总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战，为国捐躯者26.3万余人
八年抗战中，川军除第22、23集团军外，还有两批川军出川抗战，分别是：第29集团军王攒绪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6集团军李家钰总司令辖两个军和李宗鉴旅长的独立第35旅。抗战八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在40万人以上（不包括以后各部队自行补充数）。川军三期出兵抗战，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几乎全部大的会战。川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6）在抗战中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李家钰等川军高级将领殉国。川军参加的重要战役有：
抗战中川军参战各主要战役一览表
战名主要地区参战川军及指挥官会战时间备注
淞沪会战上海大场陈家行第二十军、四十三军，指挥杨森、郭汝栋1937.8.13-11.9
太原会战娘子关、忻门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邓锡侯1937.9.21～11.9
广德、泗安之战广德、泗安第二十三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潘文华1937.11.9～11.3011月30日，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职
安庆之战安庆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官杨森1937.12.18～1938.6.12
徐州会战滕县第二十七、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杨森、孙震1938.3.12～6.124月17日师长王铭章在滕县壮烈牺牲
武汉会战武汉第二十二、二十七、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指挥官孙震、杨森、杨绍宗、刘雨卿1938.7.22～10.25
武宁战役武宁第二十、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1939.3
南昌会战南昌第三十集团军、二十六师，指挥官王陵基、刘雨卿1939.3.17~3.29
襄樊战役襄樊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1939.3~1939.4
中条山之战平陆县第四十七军，指挥官李家钰1939.6.6
随枣会战随县、枣阳第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孙震、王瓒绪1939.5.1～5.20
第一次长沙会战长沙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1939.9.14～10.6
枣宜会战枣阳、宜城、宜昌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1940.5.1～6.18
晋南之战茅津渡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1940.5.7～5.30
第二次长沙会战长沙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1940.9.17～10.8
马当之战马当第二十一军，指挥官陈万仞1940.10.11～10.13
上高之战上高第三十集团军，指挥官王陵基1941.3.15～3.31
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1941.12.24～1942.1.15
豫南之战信阳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1942.1.25～2.10
浙赣会战金华、上饶、横峰、贵溪、鹰潭第二十三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1942.5.15～8.3
鄂西会战沙市、宜昌、新安、石门第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1943.5.20～6.21
石门、慈利之战石门、慈利第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1943.11.2011月20日，师长许国璋为国牺牲在畲田坪
常德会战常德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军，指挥官王瓒绪、杨汉域1943.11.1～12.17
豫中会战洛阳、渑池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1944.4.17～6.195月21日，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牺牲在陕县秦家坡
长衡会战长沙、衡阳第二十七、二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1944.5.26～8.8
桂柳会战桂林、柳州第二十军，指挥官杨汉域1944.9.8～12.14
独山战役独山第二十军，指挥官杨汉域、杨森1944.12.2～12.8
豫西、鄂北会战襄阳、老河口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1945.3.12～5.1
四川还为抗战贡献了兵员和劳役各300万，所出钱、粮亦居全国之首
40万川军只是川人抗战贡献的一小部分，此外，四川为抗战贡献的兵役劳役、粮食、税收等也是全国最多的。抗战中由于兵员损失严重，各地兵员征集任务随之加重。8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征兵320万，占1/5强。四川壮丁不仅总量大，且作战勇敢，遂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但川人也受尽国军抓壮丁之苦。为避免兵役，有的人忍痛割手指、挖眼睛；有的家庭青年被抓壮丁，老幼穷愁致死；有的为交免役费倾家荡产。彭县复兴乡万胜、麒麟两村的村民为了避免兵役，先后自断手指的有32人。1943年6月，四川宜宾县征集新兵考察报告称：“各乡‘愚民’，畏惧充兵。每遇征兵之际，常有以重碘或石碳酸等药擦入眼内，使其盲肿装病瞎；或有用巴豆擦拭下部，使其溃烂，伪装花柳；或有以刀斩断右手食指，以石、虫伤其筋骨致成残废……”。（《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73-474页）
此外，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滇、川黔、川湘、滇缅等交通路，前后从四川征工总计在250万人以上。全川又新建空军基地33处，前后征工攻击90万人。两项合计征工在340万人以上。（金振声《四川人民对八年抗战的贡献述略》）
不仅是出人，四川为抗战出钱也最多。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八年抗战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川军出川抗战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结语
诚如1945年10月8日的《新华日报》所说：“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责任的……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